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特征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内容提要]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其在华研发投资进行特征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别从投资来源国、区域分布、行业分布、组织形式和投资动机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政策调整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 跨国公司 研发机构 特征分析 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23-06

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在北京投资设立合资研发中心――北方电讯电信发展研究中心(地点设在北京邮电大学)，这是跨国公司在华首家研发机构。此后，研发机构逐渐增多。设立研发中心已经成为现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外商研发投资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是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相对于FDI而言，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投资发展较晚，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活动从9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之后，尤其是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活动逐年增多。2003年底，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0家在中国投资，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也达400家之多。2004年底研发中心已达600多家，2006年非金融领域设立的外资企业41478家，实际使用外资额630.21 亿元，增长4.47%。调查显示，超过90%的跨国公司考虑近几年内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与研发中心，以最新的技术和最快的速度赢得中国市场。据商务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11月底，外商投资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800个。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随着经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国际化和研发国际化已经是一个趋势，研发中心的投资是外商投资中的重要部分，对其在华研发投资进行特征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献综述

国内外理论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技术外溢渠道与其投资动机、机构组织职能等因素存在相互联系。一是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动机不同，则相应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也存在差异(Pearce & Singh，1992[1]；Serapio & Dalton，1999[2])。Reddy & Sigurdson(1997)[3]对跨国公司在印度研发机构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海外研发投资的动机仅是扩大销售，则研发机构职能往往仅局限于转移技术或适应本地市场需求，而非开发全球化技术；如果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目标是增强技术资源、提高开发效率，或是满足竞争战略需要，则海外研发机构往往具备全球技术研发职能。二是职能定位决定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东道国实施研发活动的性质，从而会影响其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方式，并形成不同的技术外溢渠道。Kuemmerle(1997)[4]指出，如果职能被定位为同步研发或全球研发中心，则海外研发机构会主动寻求利用东道国的知识和科技资源的机会，与东道国企业和各类科研机构产生频繁互动，从而促进技术外溢的产生。Penner-Hahn(1998)认为，如果海外研发机构的职能仅是从母公司转移技术，则东道国子公司的技术人员通常是由母公司直接派遣，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本土机构间缺乏技术交流。Taggart(1998) 指出，如果海外研发机构的职能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特定需求，则会倾向于雇用本土研发人员，并增强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技术交流。

(1)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动机的研究角度。西方学者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角度多样化，有研究活动内部化(Buckley & Casson，1976)、海外技术资源获取(Pearce & Singh，1992[1])、辅资产获取(Serapio，1999[2])、技术开发的增长与应用(Kummerle，1997)[4]等。国内学者方面，薛澜、王书贵(1999)的调研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动机按重要性高低依次为： 雇用当地科研人才、为当地开发新产品、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对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获得当地开发的技术、改进当地生产工艺、树立更好的公众形象等。江小涓、冯远(2001)[5]的调研指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包括：我国市场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使研发全球化成为可能、利用我国科研能力与人才、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与地区总部共生，以及政策引导因素等。本研究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借鉴Gassmann & von Zedtwitz(1998)，以及中国台湾学者方世杰(2002)所采用的指标分类思想，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划分为市场型投资动机、技术型投资动机、成本型投资动机、战略型投资动机四类。此外，西方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越高，则越倾向于赋予海外子公司高级研发职能(Odagiri & Yasuda，1996；Cantwell & Jane，2000)。

(2)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职能定位的研究角度。西方学者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职能分类的观点有：技术支持实验室、本地一体化实验室、国际一体化实验室(Hood & Young，1982)[6]； 技术转移单位、本地技术单位、公司技术单位、全球技术单位(Ronstadt，1977)[7]；适应研发单位、本地市场导向研发单位、全球研发单位(Hewitt，1980)[8]；技术监测单位、生产支持单位、市场导向单位、政策动机单位、多元动机单位(Hakason & Nobe，1993)；等等。杜群阳等(2006)[9]在归纳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按职能定位区分为：技术转移型、市场导向型、技术监听型和全球技术型四类。

(3)从跨国公司研发外溢渠道的研究角度。跨国公司研发技术外溢渠道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人员流动和人员交流，包括研发在跨国公司与本土机构间的流动，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举办技术会议，参加技术研讨会议，从而与本土机构研发人员产生的技术交流及知识传递；二是纵向联系(Watanabe，1983； Katz，1987，1996)，指跨国公司委托上游东道国厂商进行加工制造，或出售专利等情况而外溢出技术知识；三是技术合作(Pearce & Papanastassiou，1996；Hobday，1995；Verpagens，1999)，包括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厂商或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相互委托研发等。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特征分析

1.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理论分析

直接投资理论是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思想渊源。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英国学者邓宁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其后又进行了进步的补充和完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有三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specific 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而后，巴特利特和戈夏尔将产品周期理论进行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本土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与弗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技术优势、区位优势相符，只是将技术优势、区位优势中的成本因素独立出来。新的三位一体的跨国公司模式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动的因素结合起来也弥补了弗农理论的缺陷。上述几点思考都归结于这几个理论，对“研发中心”的这种直接投资的新动向被囊括在其中了。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能细分市场，采用东道国人力资源、降低产品成本。外商在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能够提高外商投资质量。我国的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进行面向全球的基础研究和面向中国市场的应用技术研究，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参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加深与国内企业的多层次合作，对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11]

2.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特征分析

(1)投资来源国集中度较高。从投资来源国看，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的有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俄罗斯、韩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从来自中国科技统计的数据来看，还是集中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里选取的是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82家主要研发机构的资料，其中公司总部在美国和日本的共有70家，其中美国32 家，占总量的39%；欧洲20家，占总量的24%；日本18家，占总量的22%；这三者合计就占到了总量的85%(见表1)。

(2)看重经济实力和科技因素，区域上主要选择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从区域分布看(见表2)，外资研发中心主要设立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外商投资集中的区域，这四地无论从经济实力、科研力量还是对外开放程度来看，都名列全国前茅，尤其以北京和上海最为集中。两地的研发机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90%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北京、上海两地高校云集，拥有丰富的科技人才，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仅为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活动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人才，而且提供了良好的研发环境，因而成为跨国公司选择建立研发机构的首选地点。除了科技因素以外，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区域选择上还有其他侧重点，如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主要是看重北京丰富的优势科研人才、云集的科研院所；而上海则是更看重其宽松的政策环境，特别是上海的科技体制等“软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外资研发中心选取的主要目的是在我国科技发达地区设立研究点，以便获得相关技术资源，挖走所需的高技术人才。从近几年的数据看，外资研发中心的设立除了科技因素外，还与地区经济实力有关。

(3)关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侧重于产品适应型和应用技术。从行业分布来看(见表3)，外资研发活动侧重于产品适应型和应用技术，研发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技术、资产密集型行业，如电子信息、软件开发、机械制造、汽车、化学和医药等行业，其中IT 行业的研发中心占总数的70%左右。跨国公司在各地的投资行业各有特色，如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以IT 为主，集中在计算机、软件、通信等领域，其中尤其以美国公司居多。化工、汽车、医疗行业是上海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IT 行业较少，其中欧洲公司占50%，美国企业不足40%。广东则以通信领域为主。

从外资研发投资重点看，一方面投资的速度和广度在增加，这些行业受外资研发机构关注度在增加，说明我国在这些行业的技术力量和实力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可以注意到外资关心的技术领域，也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比如电子信息等，这需要引起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4)看重控股权，逐步向控股或独资方向转化。从企业组织形式来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究开发分为独立法人和非独立法人(公司内部研发机构)，非独立法人研发中心又可分为公司内部研发部门和分公司形式研究中心两类。目前，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以非独立法人组织形式为主。部分外商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设立了独立法人形式的研发中心，如通用电气、欧姆龙、德尔福均在上海投资设立了独立法人研发中心。[10]

这些都说明外资研发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其中有外资想在管理方面不想受中方掣肘，但其关键目的是要独自研究开发，不太愿意在技术资源方面与我们共享。1996年以前，跨国公司在京沪两地设立的7家研发机构中有6家采取了中外合作、合资的方式，仅有IBM中国研究中心是采取独资方式。而在1997年以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开始以独资方式出现。例如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目前下设18个研发中心，这些设在北京、上海、成都和苏州等地的研发中心都是独资创办的。但是，在2003年之前，跨国公司以独立(法人)方式设立的研发机构数量并不大。有专家认为南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仅有少数外资研发机构[11]。据了解，南京现有6家外资研发机构，分别是普天王芝、神州家美医药研究、利亚科源新药研究中心三个独立研发机构，AO史密斯、华飞、爱立信三家公司内设研发部门，此外，还有作为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三大分支机构之一的摩托罗拉南京软件中心。到2003年，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跨国研发中心已有100 多家，摩托罗拉、飞利浦等12家跨国公司还在苏州设立了研发机构。但总体上看，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并不太多，远不及北京。鉴于便利跨国公司在华的管理与控制，也便于尽快将研发成果商业化，根据2006年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的《跨国公司在华情况》，在谈到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特点时，认为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主要是以非独立法人研发机构，跨国公司大多倾向于设立非法人研发机构，约3/4的现有研发机构是非法人机构。

(5)投资动机由技术转移型向全球技术型转变。按照杜群阳等(2006)[9]的归纳，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按职能定位区分为：技术转移型、市场导向型、技术监听型和全球技术型四类。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技术监听型的研发机构。

目前，持有不同动机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存在各自特异的倾向性。一是持有技术获取动机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倾向于“市场导向型”或“全球技术型”，不会设置“技术转移型”机构。二是持有战略投资动机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较难判断，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普遍重视中国的市场战略地位。三是持有成本降低动机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倾向于“全球技术型”或“技术转移型”，“市场导向型”研发机构对成本不敏感。四是持有市场拓展动机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倾向于“市场导向”或“技术转移”，设立“全球技术型”研发机构的概率较小。此外，母公司的持股比例越高，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越倾向于“全球技术型”。“技术转移型”职能定位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较少进行与本地研发机构的人员交流，与其他两类机构相比，通过人员流动机制获取“技术转型型”外资研发机构技术外溢的可能性更小。“全球技术型”职能定位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更愿意主动与本土单位开展研发合作，与其他两类机构相比，通过技术合作机制获取“全球技术型”外资研发机构技术外溢的可能性更大。

目前，从跨国公司建立研发中心更看重控股权和希望独资的愿望看，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逐渐由技术转移型向全球技术型转变，投资的动机也逐渐向服务于跨国公司全球的技术与市场需要方向转变。2006年1月18日微软将亚洲研究院、亚洲工程院、中国研发中心等诸多在华研发机构整合为微软中国研究开发集团；2006年7月28日，包括照明电子全球研发中心等6家飞利浦在华研发机构在内的“飞利浦创新科技园”在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动工兴建。大量“全球研发中心”落户中国，将有力推动跨国公司与本土机构间的知识交流与技术传播。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虽然存在外资研发机构注重独资是想独自开发，在资源共享方面还不想与我们共同分享，但我们也欣喜地看见：“全球技术型”研发机构的逐渐增加，由单方面和个别领域的简单合作到全面研发合作，以及与中方人员逐渐增多的多方面、高层次的互动交流将不可避免地推动跨国公司与本土机构间的知识交流与技术传播。

对 策 建 议

从对外资研发机构的特征分析看，我国技术力量和实力在逐步受到重视，投资区域非常明显，投资技术领域也非常明确，外资研发机构独资倾向显著，但同时“全球技术型”研发机构的逐渐增多，与中方技术人员逐渐增多的多方面、高层次的互动交流将不可避免地推动跨国公司与本土机构间的知识交流与技术传播。

但是目前，我国已经制定的一系列鼓励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资的政策，大多着眼于税收减免等“引资”优惠，没有能够及时根据目前外资研发机构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对不同动机、职能的外资研发机构加以识别、区别对待；更未能有效激励、引导外资研发机构增强与我国研发主体的知识交流，从而限制了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因此，在进一步加大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鼓励和支持的同时，我认为需要对现行的政策要做一些调整。

1.继续实施政府推动、优化环境的策略

跨国公司多倾向于在科研政策宽松、服务设施完善、技术市场潜力大的区域设立研发机构，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在京津塘、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此类地区投资设立研发机构，从国家层面或者区域方面能否成立专门负责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管理部门，对跨国公司在此类地区的研发投资进行协调、管理，集中解决相关问题并进行政策研究；举办专题研讨会和国际招商会，加大著名跨国公司在优势地区投资设立研发机构的招商力度；同时还要不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善研发环境，依法保护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成果的权益不受侵犯；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提供供电、交通、物业管理、金融、信息等研发配套服务。

2.调整引资思路，变“引资”为“选资”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技术外溢渠道与其投资动机、职能定位密切相关，不加区分地优惠引入海外研发投资，是不可取甚至有害的。要想更大程度获取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在政策上应首先调整引资思路，变“引资”为“选资”，变“优惠”为“激励”。不能盲目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必然带来技术外溢，应深入了解有意向在华研发投资的跨国公司产业、市场、研发生命周期、投资规模等特征，通过专家评判，鉴别其投资动机、机构职能，从而做出科学的引资决策。同时，当前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不能一味注重引资金额与数量，尤其是要避免片面追求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要着眼于“激励”，而不是单纯的以“优惠”手段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要促进跨国公司切实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扩大与中国本土机构的知识交流；要积极借鉴海外经验，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点的内外资企业研发合作支撑体系。

3.注意区分和辨别研发机构的类型，要加强管理，慎重引进

持有市场拓展动机的跨国公司，设立“全球技术型”研发机构的概率较小，从而对本土机构产生知识溢出的可能性较弱；同时，“市场导向型”研发机构对研发成本并不敏感。应该看到，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正是为了拓展巨大的中国市场，强大的研发实力帮助跨国公司垄断了中国轮胎、感光材料、相机等诸多产品的国内销售，几乎将本土企业逐出市场。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清醒认识，对那些在中国市场上与国内战略产业竞争激烈的跨国公司，要慎重引进其研发机构，尤其是不能继续以土地、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这类机构，以免进一步削弱本土企业研发能力，形成对本土创新主体的“市场”、“技术”双重挤压。

注释：

[1]Pearce，Robert D.and S.Singh.Globaliz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London： MacMillan，1992

[2]Dalton D.H.，M.G.Serapio.Globalizing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U.S.Department of Commerce，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Office of Technology Policy，1999，9

[3]Hennart，J.-F.and Reddy，S.The Choice Between Mergers/Acquisitions and Joint Ventures： The Case of Japanese Inves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1-12

[4]Kuemmerle，W.，Building Effective R&D Capabilities Abroad.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7，Mar-Apr：61-70

[5]江小涓，冯远.合意性、一致性与政策作用空间：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行为分析.管理世界，2000，(3)

[6]Hood & Young.Multinationals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veness.London： Unwin Hymm，1982

[7]Ronstadt，R.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road by US Multinational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7

[8]Hewitt，Gary.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formed Abroad by U.S.Manufacturing Multinationals.Kyklos，1980，33：308-327

[9]杜群阳，王妍.发展中国家对接跨国公司R&D资源转移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6(7)

[10]魏龙，张娟.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演进与动因分析――以京沪两地设立的研发中心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2)

[11]刘兵权.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与母国经济的理论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1)

[12]章江益，张二震.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趋势与南京对策.南京社会科学，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