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外债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自80年代初开始，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主要归因于外债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外债的主要决定因素，并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得出缓解债务危机的政策建议，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规避和解决债务危机提供相应的启示。本文首先对影响中非各国外债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展开描述性分析，然后在世界银行提供数据的基础之上，运用Panel Data Models对1980―2001年中非六个国家22个年度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本文实证研究的结论为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外债危机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管理多种因素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所以，建立一个缓解债务清偿、增加融资渠道和方式、降低出口的不稳定性、控制人口数量以及完善经济金融制度的行动和策略框架是发展中国家降低债务风险、获得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途径。

[关键词] CEMAC 对外债务 内生因素 外生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36-06

研 究 背 景

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CEMAC)是非洲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赤道几内亚和加蓬六个国家。二战前区域内各国都是法国殖民地，使用同一种官方语言――法语；二战以后，法属中非改名为法语非洲经济合作组织。自1963年非洲独立运动之后，中非各国开始摆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联系，并于1964年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札维签署《中非关税与经济联盟》，CEMAC正式成立。同时，法属殖民地法郎(CFA)在原有的殖民地框架内产生，并且在1994年以前一直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制。中非国家银行于1972年建立，作为中央银行来维系联盟内松散的货币关系，通过发行货币和外汇储备管理等制度安排来维系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上的稳定。[1]因此，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CEMAC各国的外债规模以及支付情况就绝对量而言，表现出较为缓和的局面。同期，实际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6.35%)，其他宏观经济指标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但是，自80年代开始，CEMAC的许多国家都遭遇了宏观经济上的金融危机，其整体表现为GDP增长缓慢(自1986―1993年GDP年均下降3.9%～4%，八年内整个地区GDP下降幅度达30%左右)、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贸易赤字、不断产生的财政预算赤字、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内部储蓄率持续偏低，结果到1993年中非国家银行事实上已经破产，CFA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并且给整个中非地区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正如80年代的拉美地区一样，债务危机是诱发整个中非地区宏观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从1985―1994年短短九年时间里CEMAC的对外债务增长了三倍左右，从48.81亿美元剧增到175.6亿美元。同期，债务与出口的比率从108%上升到142%，债务与GDP的比率从38%上升到了84%，完全超过了经济可以承受的极限。

文 献 回 顾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负债一般说来既不会给当代人带来负担，也不会给下代人带来负担。因为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的框架内，宏观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通过发行国债刺激投资需求，并进而产生乘数和加速数效应，最终带动经济复苏。面对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最初产生的预算赤字的填补自然不成问题。但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至少存在三个前提条件：①经济主体不存在理性预期，因此政府支出不会导致私人投资的挤出；②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经济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运行；③公共政策行为不存在运行成本。这三个条件在CEMAC都无法得到满足。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信念。根据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研究，公共负债只是将现在的债务转移到未来的税收，并且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巴罗(1974，1987)研究了一个由信贷所支撑的财政预算赤字政策的效应，其结论为：这样的信贷支撑对宏观经济运行没有什么影响，并且融资方也不会成为经济政策牺牲品，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完全能理性预期到贷款税收的上升。因此在考虑财产代际转移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将构建一个与国债等值的储蓄额，这一发现也被称之为李嘉图-巴罗等价理论。所以，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公共负债的支出仅是对私人投资的替代，需求管理政策完全无效。

既然公共负债对经济刺激产生的作用甚微，那么国家通过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就必定存在相当的成本。其中，Dittus(1989)研究了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还本付息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且指出在发行债券和偿还债务之间存在巨大的债务成本关系。这一点在Krugman(1988)、Sachs(1989)[6]、Froot(1989)和Calvo(1989)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4]，他们的研究表明不断累积的债务及其利息的支付就是对未来的税收，事实上通过溢出效应抑止了投资，不仅降低了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同时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在Claessens(1990)和Warner(1992)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外债支付是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另外，债务增长、利息支付与出口额之间的比率对国家私人资本的形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最近对非洲地区债务问题展开研究的是Burnside和Dollar(1997)，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只能存在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之下，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调整计划，那么将资源转入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可能导致极高的运行成本。[3]另外，Svendsson(1999)在对外负债与非洲国家采用有效改革政策的时间上存在的不一致性问题，运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建立了一个更加理论化的模型支持了上述观点。他的模型表明，虽然许多政治、经济变量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但是由于在非洲国家内部不存在债券的二级市场，因此非洲国家的国际贷款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他认为非洲国家严重的外债问题就像是很高的边际税率一样，大大的抑止了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益处。

因 素 分 析

CEMAC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债务危机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债务人国家、债权人国家或者是商业银行，而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同时运用的政策手段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且为之付出的调整成本也将由所有的人承担。下面，我们对导致CEMAC债务危机的各种因素划分为内生的因素和外生的因素两大类分别进行阐述。

1.内生因素

(1)腐败因素。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原因给予中非各国或其腐败领导者大量贷款。当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这些领导者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虽然对债务的审慎管理和国际金融资源的有效使用是国家政府首脑的责任所在，但是事实证明中非各国外债处置失当，腐败盛行、权利滥用不仅浪费了所借外债，而且使得经济上的清偿能力不断下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与国外经济利益的联系诱发了CEMAC的外债风险。

(2)人口剧增。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自60年代开始CEMAC却经历了一个经济理论上的悖论。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1965―1993年，教育适龄人口受学校教育的比例从41%上升到69%，健康和营养指标也在同步上升。但是，同期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收入却从734美元下降到483美元。[7]对此的解释是在实际GDP一直停滞不前的同时，人口却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表1描述了1963―1998年CEMAC各国人口增长率的情况，同期区域内的总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剧增导致了中非各国不断借入外债以支付不断增长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因此，整个中非都深深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根本无法从贫穷―多生―负债―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寻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

(3)不适当的发展模式。为了夺回在经济和社会基础上失去的时间，CEMAC各国制定了规模庞大的赶超计划，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教育、医疗、能源和环境等方面，同时却忽视了对农业的投资。这些项目要么经济需求并不强烈，要么尚未具备管理能力，因此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同时，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不断累积的利息佣金已经阻碍了贷款的进一步获得，并且淘空了中非各国的外汇储备。因此，CEMAC各国发展模式中的投资项目收益率偏低、在基础投资与市场需求之间缺乏权衡、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制度的缺乏、模糊不清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不完善的会计审计制度是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8]

(4)资本外逃。在债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外逃。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借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CEMAC各国却将自己国家急需的资源用于装备军队、去欧洲购买私人财产和奢侈品，这样直接导致了大量资本的外逃。因此，寄希望于外债产生的乘数作用根本无从谈起。

2.外生因素

(1)自然因素。干燥、洪水、蝗虫和其他自然灾害多次影响乍得、喀麦隆北部以及中非共和国的部分地区，致使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不仅降低了食品、谷物和初级的出口，缩减了公共财政收入的来源，而且昂贵的进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赤字。

(2)石油危机。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石油价格迅速上升，这是中非国家出现收支平衡赤字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燃料、原油成本的上升，当时没有发现石油的中非各国不得不以它们所获得贷款的2～3倍的资金去维持1970年以前的发展水平。比如说乍得、中非、赤道几内亚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全部外汇实际上都拿去支付石油美元了，因此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开始猛烈攀升。

(3)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外债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非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根据联合国进口制成品价格指标来进行调节的。由于受到工业化国家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仅1981一年的时间这些价格就跌落了20%～30%，成为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贸易条件的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出口减少导致经常账户的严重不平衡，国外收益开始实质性的减少。

(4)法属殖民地的债务合约。为了输出金融资本和扩大产品市场，法国同意向其原殖民地提供短期和中期的信贷，或定向为“CEMAC发展”的融资提供担保。这些金融资本垄断了中非各国的贸易、运输、种植、森林开发等等，试图将原法属非洲带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是，中非各国的人民却无法拥有对原料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自决能力。因此，财政开支的乘数效应和金融资本的进入只能让这些新的经济殖民主义者获利。

经 验 分 析

根据K.O.Ojo(1989)对非洲30个国家的经验研究得出：非洲国家自1976―1984年间债务与GDP之比(DGDP)、出口(X)、进口与GDP之比(MGDP)以及GDP增长速度(TCGDP)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5]，即：

DGDPt=β0+β1Xt+β2MGDPt+β3TCGDPt+μt (1)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对此模型进行一些修正。CEMAC外债的恶化程度将近似的表示为债务与GDP的比例(DGDP)，解释变量为债务清偿与出口的比率(DSEX)、进口与GDP的比率(MGDP)、GDP的增长速度(TCGDP)，另外再加上人口变量，以人口增长率(POP)表示。模型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CEMAC各国政策、经济和金融的现实情况，DSEX的经济含义为现金流量的变化情况；MGDP表明与经济收入的创造能力相比的进口比率；GDP增长率决定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进步。另外，考虑到回归系数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回归方程以对数形式表示，这样也有助于说明解释变量与债务之间的弹性关系。但是，由于中非各国GDP的增长率在较多年份中为负，因此TCGDP例外。最后，我们得到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DGDPit=β0+β1lnDSEXit+β2lnMGDPit+β3TCGDPit+β4lnPOPit+μit (2)

注：(1)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1%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0%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World Bank.Global Finance Development.Washington，2002；World Bank.World Debt Tables.Washington，2002，1

模型(2)中下标t表示年份，i表示国家下标。本文使用的年度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为覆盖了1980―2001年期间CEMAC所属六个国家的一个Panel Data，总计132个观测值。Panel Data的回归方法根据对非观测效应的假定不同，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与此同时，将国家虚拟变量(Dummy Viable)引入模型中，将Panel Data作为混同数据(Pooled Data)回归的结果当作基准回归(Benchmark Regression)。另外，考虑到因变量一阶自回归的情况，将前一期的DGDP引入当期的回归模型当中，采用了Arellano-Bond Dynamic Panel-Data 估计模型，同时这一模型的引入主要是对CEMAC债务的累积效应进行分析。表2分类报告了这四种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CEMAC公共外债危机可以由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得到很好的解释，当然，对各解释变量的说明与CEMAC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首先，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特别是前面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DGDP与DSEX和PO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TC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DGDP与DSEX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CEMAC的债务清偿数量越多，外贸出口越少，那么与GDP相比的外债数量将急遽上升。也就说，增加债务清偿数量、减少外贸出口将缩减现金流量，导致CEMAC只得通过债务累积的方式维持其国际收支的平衡。对此的政策含义是减少债务清偿的数量、特别是降低外债存量的利息支付以及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是减轻中非各国外债危机的首要方法。DGDP与POP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性则说明人口增长是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的爆炸式增长降低了一个国家人均年收入水平，同时由于新生幼儿越来越多、劳动年龄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样迫使政府从私人部门抽调资金增加对教育、健康和培训的投资，从而迫使政府通过举债维持其公共支出。而DGDP与TCGDP之间的负相关性则与1980―2001年期间CEMAC债务不断增长，GDP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在1/3的年度中为负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其次，在第四个回归模型中，滞后一期的DGDP与当期的DGDP之间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说明CEMAC各国的债务危机具有强烈的累积倾向。最后，虽然前面三个回归模型与第四个回归模型在确定变量MGDP前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是其t值都是不显著的。从理论上看进口恶化了贸易的平衡，国民收入由于外贸的乘数效应而减少，这样将导致外债的借入以便融资。但是，进口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在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行政扭曲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冲突程度等因素。因此我们认为进口在CEMAC的债务危机中是不相关的因素。

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并试图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来缓解目前中非各国的债务危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规避和解决债务危机提供相应的启示。通过计量分析可以得出：GDP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增加以及债务清偿的减少对降低公共外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人口增长却加重了中非各国的外债负担，马尔萨斯陷阱的幽灵仍然盘旋在中非各国的头顶；而债务的累积效应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进口对债务危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缓慢、过度的债务以及公共政策系统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已经成了CEMAC的主要问题，多年的债务累积成为了CEMAC未来发展的桎梏。因此，我们对CEMAC债务危机之后二十年中所犯种种错误的反思以及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外债风险的启示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当前发生的贷款必须认真地进行分析，特别是从未来的角度和对当前国家预算的影响着手。如果当前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确定的，没有强劲的需求且没有产生相应的预算来源，那么轻率的举债就非常令人费解。同时，在对付流动性债务危机问题方面，CEMAC各国并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往往通过借入新债的方式暂时度过流动性危机，其结果却导致了债务总量的不断累积。因此，在对付外债的存量和流动性问题上，审慎原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其首要前提。

其次，依靠外债刺激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加强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事实上，宏观经济管理环境、产业政策以及商业的、财政的和区域的政策都会影响经济活动环境的稳定性，对此的经济改革将会提高债务投资的利用效率。同时，出口额的增长是发展中各国必然面对的问题，为了加强外债的偿还能力，并且应对变化多端的国际贸易条件，出口需要一个动态性的增长而不能局限于仅有几个产品的出口，这样才能规避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再次，CEMAC债务危机已经充分说明债务管理效率的重要性。处理外债问题的关键是创造其外债流动性的条件以及从国际融资中获得持久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能力，不能带来生产性投资的巨额借款将给借贷双方留下灾难性的隐患。因此，加强制度的约束和管理的完善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克服债务问题的基本制度限制。

最后，人口因素是影响公共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过程的一个永恒因素。为了有效缓解中非各国的外债危机，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是当务之急。总而言之，CEMAC公共债务危机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管理等等各种因素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发展过程。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集中强调建立一个适合缓解债务清偿、增加融资的渠道和方式、降低出口的不稳定性、控制人口数量以及完善经济金融制度的行动和策略框架是发展中国家降低债务风险、获得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途径。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国家银行拥有法国财政部的账户，并且在法国和CEMAC所签署的货币合作条款下运作，以帮助中非国家银行维持其固定的币值；同时，CEMAC通过该账户实现外部融资的支持来维持收支平衡所带来的赤字。另外，自70年代中期开始，中非国家银行的政策目标开始从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保障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转移。这些制度安排为CEMAC各国80年代的外债危机埋下了伏笔。

[2]African Development Bank.Statistics chosen on African countries.Volume XVIII，CEMAC，2001

[3]Burnside，C.Capital Utiliz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NBER working paper，1997，No.5125

[4]Krugman.Financing orgiving has debt overhang：Some analytical notes.Newspap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1989，Vol.29 Washington

[5]K.O.Ojo.Determinants de l'endettement exterieur des PPTE：cas de la Cote d'Ivoire.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1989

[6]Sachs，J.Will the Banks Block Debt Relief? New York Times，March 1989

[7]World Bank.Global Finance Development.Washington，2002

[8]Xianguo Yao and Likondzabeka Francois.Crisis of the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Poverty in Central Africa.China-USA Business Review，Feb.2005：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