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理论探析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是指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中，政府、社会、个人及家庭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所形成的在财政分配上的责权关系及其组织运行方式。它涵盖了投资主体的构成，投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及各主体与作为投资客体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联结点――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一、高等教育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理论阐释

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外延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概念，它经历了古时的受教育者个人为唯一投资主体和近现代的政府成为最大投资者的发展历程，到今天最终形成了包括政府、社会、个人及家庭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格局。那么，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理论依据何在?各主体承担高等教育投资责任怎样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本文将从公共产品、人力资本和成本分担三种理论角度对此进行阐释。

1．公共产品理论。现代公共经济学将市场经济社会中提供的产品按其性质的不同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

高等教育是一种更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为了避免效率损失和福利损失，高等教育服务的提供应实行多元投资主体的介入，政府通过直接提供低收费的高等教育服务和对其他主体举办的高等教育实施财政补助两条途径实现对高等教育利益外溢现象的补偿目的，从而使社会整体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达到一种动态的均衡，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2．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z)于20世纪60年代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理论。它改变了教育消费性的传统观点，视教育为生产性投资，认为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无论对于受教育者个人还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非同寻常的经济和非经济意义，这就为受教育者个人、政府和社会投资高等教育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3．成本分担理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财政危机的出现，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靠政府财政完全满足高等教育的经费需求，由多方主体共同承担高等教育的投资责任的改革势在必行。1986年，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提出了著名的成本分担理论，即应由纳税人(政府)、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捐赠)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认为成本分担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种：(1)将一部分成本向支付得起学费的家长转移，同时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向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提供资助，这向更加公平迈进了一步；(2)成本分担更有效率，使高等院校更关心社会和市场的需求；(3)让家长和学生个人分担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成本能极大地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按时毕业。

二、高等教育投资运行机制的理论阐释

1．财政拨款机制。政府与高等教育的联结点。财政拨款机制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其在高等教育上的政策目标，对在预算中确定的高等教育经费在各高等院校间进行分配的特定途径和方式。政府划拨经费的不同路径可将拨款机制分为两大类：直接拨款机制和间接拨款机制。

(1)直接拨款机制。是指政府将公共经费直接(或者通过一个缓冲机构)支付给高等教育的拨款方式和途径。按拨款依据不同又包含以下三种不同的拨款方式：第一，协商拨款机制。在实行这种拨款机制下，高校获得的公共教育拨款与其自身的办学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与有关部门之间的政治和私人关系。这种机制的缺陷显而易见，因此现在很少有国家采用；第二，投入拨款机制。它以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成本为依据，由政府直接或通过一个拨款中介机构按照含有特定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计算出各高校应得的公共资助经费总额，然后据以分配。这种拨款机制克服了协商拨款的透明度低、变动性大的不足。因此，此种方式为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第三，产出拨款机制。它的拨款依据是生均毕业生成本而非注册生平均成本，以各高校的绩效评估为拨款基础，从理论上讲是比前两种更为完善的一种拨款机制，但由于绩效衡量指标的难以确定，目前这种拨款机制只有芬兰等少数几个国家采用，但把部分绩效指标引入到投入拨款的公式中去则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2)间接拨款机制。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把经费直接拨付给学生，再通过学生购买高等教育服务(交学费)把经费支付给高校，即政府把经费通过学生间接拨付给高等学校。此种机制下，主动权掌握在学生手中，为了争取优质的生源和足额的经费，各高校必然展开激烈竞争，并重视市场和学生个人的多样化需求，通过提高办学效率而增强高校的竞争实力和在社会上的知名度。

2学费制度。个人及家庭与高等教育的联结点。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学生个人及家庭缴纳学费，负担部分教育成本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个人及家庭投资主体的角色也改变了高校和学生关系，个人的各种教育需求在高等院校的发展中不再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而成为被重点加以关注的领域。

(1)个人及家庭成本分担比例的确定。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的各受益主体应根据各自收益大小分担相应的成本比例，但成本的准确核算及各主体收益额的准确衡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还是未解决的难题。所以确定成本分担比例时，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一般来讲，各国个人及家庭成本分担比例是在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是生均教育培养成本。它是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所分担比例的最基本确定依据，只有在此范围内的成本补偿，才具备合理性；二是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这是制定学费标准的现实依据。一般来说，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心理承受能力越强，对学费的变动越不敏感，此时个人成本分担比例就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反之，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弹性就较大，高等教育成本个人分担比例的提升幅度就相当有限；三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与受教育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当劳动力市场上某类人才供不应求时，需求方就会提高此类人才的报酬，这种市场信号会增加受教育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产生对此专业的较多需求，需求的增加导致价格的上升，表现在高等教育中便是个人成本分担比例的提高。反之，个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比例的增长就会受到抑制甚至有所下降；四是政治经济体制、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2)学生资助体系的完善。学费制度的实施在扩大了各个社会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同时，也给来自于中下阶层的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选择权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果不配之以合理有效的资助措施，成本分担政策所应有的积极社会效应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是实行成本分担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资助目标的多重性，学生资助体系也包含多重的资助手段和方式，如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等。其中，助学贷款既因为贷款的可回收性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可克服无偿资助方式给其他未受教育者带来的不公平性，同时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效果。

3．投资办学、捐赠与产学合作。社会与高等教育的联结点。

(1)投资办学。社会各界投资举办私立高校，这是现代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支撑点。依据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投资者的投资是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企业、团体或个人投资高等教育是因为它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同时高等教育是一种更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它的部分私人产品性质使得存在公立高等教育的同时，以市场方式进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引导市场各分散主体的投资流向高等教育领域，并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成为可能。

(2)捐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捐赠可以追溯到高等教育诞生之日起。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捐赠目的。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社会提供捐赠的动机日趋于多样化，除了某些团体和个人纯粹出于热爱教育事业的慈善目的之外，大多数企业组织和机构多出于经济动因，或为了提高声誉，或为了产生广告效应，从而使其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署名公益”行为在现代社会是高等教育吸引捐赠的主要形式。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捐赠已成为高等教育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3)产学合作。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迫使社会实体企业、公司集团等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寻求与高等教育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产学合作的主要途径有三种：一是企业购买高校科技信息咨询、培训及其他方面的服务。这是最初的产学合作形式；二是科研资助。即企业通过与高校签订合同的方式购买高校的科研成果，向高校提供科研经费。在世界上许多知名研究型大学中横向的科研合同收入已占有相当的比重，甚至超过政府的财政拨款；三是产学研一体化。这是更深、更高层次的合作，其标志是大学科技园区的兴起。企业的资金优势与高校的智力优势紧密结合，共同培育出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硅谷可以说是产学研一体化的经典，我国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关村”也是产学研通力合作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