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人资格制度路径选择

摘 要：证人资格是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通过对中美两国关于证人资格规定的比较分析，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司法体系和现实运作条件等因素，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证人资格制度：取消单位的证人资格，将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规定为“亲身感知案件情况”，科学规定证人资格的其他条件，不规定证人资格排除性规定等。

关键词：证人资格；中美比较；亲身知情；宣誓；郑重声明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1）06-0084-04

Route Selection of Chinas Witness Qual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Americas Witness Qualification Systems

WANG Qing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Nanjing 210012，China)

Abstract:Witness qualification is a fundamental aspect in the lawsuit.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Americas systems of witness qualific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Chinas justice system and its practical operation，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witness legal system ought to deprive unit of its witness qualification，confine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witness qualification to“ perceive the circumstances personally”，scientifically set up the provisions of other conditions of witness qualification，and exclude the exclusive provisions so as to perfect Chinas witness qualification system.

Key words:witness qualification;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America;perceive personally;make an oath;solemn declaration

证人资格是指法律规定的能够成为证人的条件。证人资格问题是证人作证的前提，也是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没有专门的证据法，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仅包含于《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48条和《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70条之中，这两个条文虽然对证人资格作了规定，但相对于纷繁的司法实践，却显得过于简略，不尽完善。《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从规则601到规则605，比较清楚地规定了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和其他条件，以及法官、陪审员证人资格的排除性规定，逻辑严密，较为合理。笔者认为，中美两国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价值取向、诉讼观念等各不相同，完善我国证人资格制度应从我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整个司法体制的配套制度、公众的承受能力、现实的运作条件等诸多因素。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取消单位的证人资格

美国证据法中没有明确提到单位是否具有证人资格，其规则601规定：“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作为证人的资格。”这是证人资格的一个基本原则，由此可以推断出具有证人资格的是人，而且规则602“除非提出证据，足以支持作出证人对某一事项有亲身知情的裁决，否则证人不得就该事项作证。”规定了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是“亲身知情”，只有人才会具有亲身知情。美国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国家，单位的意识很薄弱，在我国，只要是盖了公章就可以认定为是单位行为，即使没有法人的签字也可以，而美国很少有盖章一说，都是由法人签字。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在美国单位不具有证人资格一点也不足为奇。

我国《民诉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刑诉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民诉法》认为单位具有证人资格，主要是基于赋予单位证人资格可以增加证据资源的考虑。学界关于单位是否应该具有证人资格，持否定意见的占大多数。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只有自然人才能运用自己的感官感知案件，单位、团体没有这种感知能力；二是证人作证应当承担法律赋予的义务，故意提供虚假证言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予以处罚，而单位、团体不具有伪证罪的刑事责任能力。[1]

笔者赞成取消单位的证人资格，除上述理由外，还基于下列考虑：其一，我国《民诉法》规定单位具有证人资格，但《刑诉法》并没有如是规定，两者是不相统一的。其二，单位作为一种法律拟制体，不具有证人的感知案件情况的能力，也不具有陈述、表达等能力，其作证行为，在实际中是由人来完成的，既如此，何必多此一举。单位作证不仅没有必要，还会给司法实践带来麻烦。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赋予单位证人资格弊大于利。

二、将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规定为“亲身感知案件情况”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则602规定：“除非提出证据，足以支持作出证人对某一事项有亲身知情的裁决，否则证人不得就该事项作证。”这条规则规定得很清楚，“亲身知情（Personal Knowledge）”为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何为“亲身知情”？亲身知情是指直接所知，亲身所知（指非因传闻而知，也称为Firsthand Knowledge）。[2]换句话说，亲身知情是指来自于一个人五种感官之一的亲身感知，即亲眼看到的，或者亲耳听到的，或者亲手摸到的，或者亲自用鼻子闻到的，或者亲自用舌头尝到的。亲身知情是英美国家区分证人证言（Testimony）与传闻证据（Hearsay）的关键所在，对所要证明的事情，如果具有亲身知情，即为证人证言，反之即为传闻证据。同时，亲身知情也是外行证人与专家证人区分之所在，外行证人（普通证人）凭借他（她）对案件的亲身知情作证，而专家证人凭借其专业知识（Professional Knowledge）作证。

根据我国《刑诉法》第48条和《民诉法》第70条的规定，我国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为“知道案件情况”。这种规定过于笼统，内涵很不明确，不好界定和把握。“知道案件情况”的途径有很多，既可以是亲眼看见了，或者亲耳听见了，也可以是道听途说的，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知道的，甚至可能是作为案件的鉴定人员而知道案件情况的。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也并不是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证人。证人证言只能是通过耳闻目睹等亲身体会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所提供的证词。而通过其他方式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并不能够成为证人，他们所提供的也只能是其他形式的证据，如传闻证据、鉴定结论等。由此，“知道案件情况”这种措辞，字面含义过于宽泛，容易产生误解和异议。

笔者认为，应当将我国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规定为“亲身感知案件情况”。我国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即“知道案件情况”的内涵不明确，不具有操作性，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成为证人的仅仅是通过自己耳闻目睹等亲身感知而“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并不是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既然如此，不如就将其规定为“亲身感知案件情况”。这样的规定，名副其实，内涵明确，不易产生异议，而且也与司法实践相吻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三、科学规定证人资格的其他条件

通说认为，《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则601到规则603对证人资格作出了一般规定。即“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作为证人的资格。”（规则601）“除非提出证据，足以支持作出证人对某一事项有亲身知情的裁决，否则证人不得就该事项作证。”（规则602）“在作证前，应通过旨在唤醒证人的良知、使他想起应该这样做的责任的宣誓或郑重声明的方式，要求每个证人宣布他将真实作证。”（规则603）据此，美国学者迈克尔•H•格莱姆认为，美国的证人资格具体为四个条件：第一，证人有能力能准确感知、记录和回忆事实印象（生理和精神能力）；第二，证人确实感知、记录和回忆与诉讼有事实因果关系的印象（亲身知情）；第三，证人能够理解如实作证的义务（宣誓或郑重声明）和事实与谎言或幻想之间的区别；第四，证人有能力理解提问和清晰地表达，必要时可以在翻译人员的帮助下（叙述）。[3]其中，第二个条件“亲身知情”是美国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其他三个为证人资格的其他条件，分别为：准确感知、记录和回忆事实印象的生理和精神能力、理解如实作证义务（宣誓或郑重声明）和事实与谎言或幻想之间区别的能力、理解提问和清晰表达的能力。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证人，是因为其具有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亲身知情，亲身获知了某些信息，要想亲身获知信息，首先要具有获知信息的设备，即准确感知、记录和回忆事实印象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生理和精神两个方面，相当于电脑的硬件和软件，能够准确接受信息、储存信息和输出信息；其次，主观上要知道自己具有如实作证的义务，要区分清楚事实与谎言或幻想，即理解如实作证义务和事实与谎言或幻想之间区别的能力，愿意如实输出信息。这种能力，在美国通过一种仪式――宣誓或郑重声明来体现，这种仪式的目的在于提醒证人或者强化证人的一种意识――具有如实作证的义务，从而使这种意识在具体作证时外化为一种如实作证的行为；最后，证人要能够在法庭上交流，即理解提问和清晰表达的能力，能够理解律师、法官问的问题，并且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三种能力是证人作证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逻辑上是递进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我国《刑诉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民诉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人，不能作证”。由此，除“知道案件情况”这个基本条件以外，我国证人资格的其他条件为：能够辨别是非和能够正确表达这样两种能力。所谓辨别是非，就是指能够分清正确与错误。证人作证，最重要的是能够正确地如实地获知客观事实（比如，不能把人当成动物，不能把红色当成绿色），并且能够如实作证，也就是说其关键在于“如实”，不掺杂个人主观情感因素的判断。而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一种主观辨别能力，各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一样，是非问题本身就带有主观情感的判断。客观事实本无是非之分，证人作证跟辨别是非的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所谓正确表达，强调的是单方的陈述，没有涉及交流，亦即弱化了理解律师、法官提问的能力。可见，我国证人资格的这两个条件在逻辑上有懈可击，并没有涵盖证人作证所需的条件。

笔者认为，应当借鉴美国证据法中对证人资格其他条件的规定来完善我国证人资格的其他条件。证人首先要具有准确感知、记录和回忆事实的生理和精神能力；其次，要具备理解自己有如实作证义务的能力；最后，要能够在法庭上交流，即具有理解提问和清晰表达的能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条件（具备理解自己有如实作证义务的能力）在美国体现为通过一种仪式――宣誓或郑重申明（Oath or Affirmation），来提醒证人或者强化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宣誓（Oath）就是将手放在圣经上，保证自己将如实陈述，郑重声明（Affirmation）就是举起右手，保证自己将如实陈述。宣誓究其本质，是一种宗教仪式。早先普通法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信仰某种奖善惩恶的神祗，他就没有证人资格。所以，要求证人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美国人多数信奉基督教）。后来，这一规定有所改变，首先，废除无就无证人资格这一规定，亦即不再成为影响证人资格的因素；其次，允许无或所信宗教不允许宣誓的证人用郑重声明代替宣誓，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用郑重声明代替宣誓是对强烈的自由的国家传统的一种妥协。

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实际，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采取一种仪式来提醒或强化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英国人类学家利奇从知识与信息的角度分析仪式，认为仪式本身是一种“信息”，而信息的不断重复和传递形成仪式。[4]仪式可以传承和传递文化，它尽管是一种手段，但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最终达到目的。在证人作证时，目的是让其如实作证，采取某种仪式，通过仪式的正式感和庄严感，可以传递、强化“应当如实作证”的信息，以致使证人形成一种内心的确信，而达到如实作证的目的；其次，仪式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采取举起右手郑重声明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比较符合我国的文化习惯。而宣誓的方式，主要是基督教徒采取的方式，其宗教色彩过于浓烈，与我国的文化尤其是信仰相去甚远。

四、不规定证人资格排除性规定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则605：“主审法官不得在该审理中充当证人作证。为执行本规定，不需要有人提出异议。”和规则606（a）“陪审团成员不得在其作为陪审员的案件中，在该陪审团的面前充当证人作证。”分别就法官和陪审员的证人资格问题作了规定，排除了主审法官在自己审理的案件中和陪审团成员在其作为陪审员的案件中的证人资格。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同一个人在同一个诉讼中扮演两个角色，尤其这两个角色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此外，《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5条规定了特免权（Privileges），有学者认为，特免权的规定是免去了一些人（如律师、教士、心理医生、配偶等）的证人资格，将其排除出了证人范围。[5]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特免权是指人们在诉讼过程中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各种秘密情报的权利。[6]究其本质，特免权是一种权利，一些人基于与当事人特定的关系，有权利拒绝作证。既然是权利，权利的性质决定了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如果这些人选择放弃特免权，他（她）仍然是适格的证人。据此，美国证据法中其实只排除了主审法官在自己审理的案件和陪审团成员在其作为陪审员的案件中的证人资格。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证人资格的排除性规定。为了避免出现审判人员在一个案件中担任双重角色，规定了回避制度，回避的理由中包括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人的。如根据我国《刑诉法》第28条规定，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人的审判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笔者认为，无论是美国证据法中的证人资格排除性规定，还是我国的回避制度，尽管两者的出发点不同（美国是基于“你当了法官就不能当证人”，我国是基于“你当了证人就不能当法官”），但殊途同归，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保证一个人在一个诉讼中只能扮演一个角色，禁止其在同一诉讼中担任双重角色，从而防止其对案件有先入为主的判断，避免对案件审判的公正性产生消极影响。既然我国已经规定了回避制度，那就没有必要再对法官的证人资格作排除性规定，我国不实行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所以更没必要涉及陪审员的证人资格问题。

综上，通过对中美两国证人资格的比较分析，美国证据法中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立法结构严密，层次清晰，首先规则601到603规定先一般规定，然后规则604到605再规定排除性规定，在一般规定中，规则601先规定原则性条件，规则602到603再规定具体条件；同时，证人资格一个基本条件三个其他条件的规定，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比较系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有许多可以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与我国的《刑诉法》和《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相比，美国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确实明显略胜一筹，为我国的证人资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很有建设性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06.

[2] 宋雷.英汉法律用语大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71.

[3] Michael H.Graham.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4.

[4] 杨未.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0）：105.

[5] 王杏飞，赖建云.中美民事证人制度比较研究[J].当代法学，2002（4）：116.

[6] 王青.亲属特免权和“亲亲相隐”制度的启示[J].公安学刊，2005（6）：46.

收稿日期：2011-09-28

基金项目：2008年江苏警官学院科学研究项目“中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08Y022）

作者简介：王青（1973-），女，法学硕士，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证据法学和涉外警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