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变革与经济转型

摘 要：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是要让市场价格机制完全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因而实质上是促使中国加快改革，并实现经济转型的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突破口或正确途径是：先成功地实施并不断完善《物权法》以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完全市场化，然后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一途径既是中国下一步制度变革的最佳选择，同时又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最优路径。

关键词：产权；市场；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变革；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4-0062-08

一、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虽然我国于2005年7月21日进行了旨在增强人民币汇率水平灵活性的改革，将人民币汇率制度由“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进行调节”，而且3年来人民币汇率也不断地稳步升值，但我国国际收支的顺差仍然有增无减，外汇储备继续持续增长，内外经济失衡加剧，由此导致：（1）货币投放过多，从而造成国内流动性严重过剩及资产价格的膨胀，并形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2）中央银行的对冲（Sterilzation）成本不断增大，货币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并影响到国内金融的市场化改革。（3）巨额外汇储备的潜在风险或损失增大。据光[1]等人的估计，如果人民币按照3%的速度升值，则2006―2010年期间，外汇资产的本币价值缩小5年累计将达到19 660亿人民币。事实说明，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仍然存在问题，因此必须继续进行重大改革。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人民币汇率应具有更大的弹性，其中最易被人接受的主张是中国应实行（或回归）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3-4]。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主张有说服力。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的产权因素，考虑中国的资源仍主要由政府配置这一现实，则“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我国目前所实行的汇率制度也称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在资源主要由政府配置的情况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必然仍是由政府干预汇率的决定，这就不可能为由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真正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并仍然难以使人民币汇率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这已由我国自1994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实践所证明）。(注:Williamson（2000）曾指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两大缺陷：一是缺乏透明度，二是没有预期的中心汇率。)

也有人[5-6-7]提出中国应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但这一制度存在以下问题：（1）难以计算汇率目标区中的基础均衡汇率。如果不能计算出基础均衡汇率，则汇率目标区制度的合理性将会动摇。（2）汇率目标区不可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和可信的名义锚。如果汇率目标区太窄，就不能长期避免汇率的投机性攻击，当汇率变动到目标区边缘时，维持它就会面临投机压力[25]，如果汇率目标区太宽，则无法稳定汇率预期。（3）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如汇率目标区体系应包括哪些货币，目标区的宽度和调整频率应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等一系列问题并不好解决，或确定起来具有很大的随机性。Frankel（1986）甚至认为汇率目标区制度实际上将浮动汇率的不稳定性和固定汇率的不可支撑性都包括进来了，因此这种制度是难以持续的。

既然“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及汇率目标区制度都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又被我国的实践证明存在种种弊端，因此，中国的最终选择要么是浮动汇率制度，要么是固定汇率制度。这意味着，由Eichengreen（1994，1998）、Obstfeld和Rogoff[27]，De Grauwe（1997）及Fischer[18]等人提出的由于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资本流动日益频繁，各种中间汇率制度（包括“软钉住”汇率制度如可调节的钉住，爬行钉住，目标区汇率制度及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惟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度的“两极论”（the two poles）汇率制度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

根据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经典理论 “开放经济中的三元冲突”或“不可能三角”定律（Mundell，Fleming，1962；Krugman，2000），见图1：

汇率这三个目标之间取其二，而不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的 “开放经济中的三元冲突” 或“不可能三角”定律（Mundell，Fleming，1962；Krugman，2000），中国不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而应实行浮动汇率制度。Eichengreen（2003）也指出，由于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的趋势不可逆转，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也必须转向浮动汇率制度。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加深及投资的自由化，中国经济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冲击（包括实际冲击和名义冲击），而浮动汇率制度是隔绝外部冲击的有效制度安排[21]，因此，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在日益开放的条件下保持稳定。同时，根据Heller[22]、Rizzo（1998）、Poirson[28]、Levy-Yeyati、Sturzenegger和Reggio（2004）等人及IMF的观点，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的传导进程越慢，影响程度越小，相应的市场调整和政策调整越容易，越能更好地吸收汇率波动带来的冲击，因而就越应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根据IMF的统计（2005），在目前的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注:根据IMF的统计（2005），按汇率法计算的GDP排序，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为：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及巴西。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排序，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则为：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及俄罗斯。其中，美国、日本、印度、英国、巴西及俄罗斯目前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欧元（Euro）则于2002年开始取代德国、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国货币并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开放资本项目，因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Chang和Velasco[17]认为：“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已不再是浮动或不浮动的问题而是如何浮动的问题”。Rogoff[29]等人则进一步指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将能从“学会浮动”（Learning to float）中获益，一国经济越成熟，浮动汇率的好处就越大，还有一点需指出的是，在资本流动日益频繁和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代价也太大，而中国也不应该支付这种不必要的代价。这一切都说明，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现实来看，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才能有效地解决困扰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1）使人民币汇率真正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将有利于促使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点，从而形成真正的市场均衡汇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是否应升值（或贬值）的争端应没有理由存在，这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这还有利于消除由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所导致的短期资本流入给国内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2）人民币汇率的相应变动能自动调节国际收支使之趋于平衡，这就有利于减少国际摩擦，并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外汇储备，以提高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大大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及外汇储备风险。同时，外汇储备的减少将会减少因外汇占款不断增长所导致的基础货币的过度投放。可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解决中国目前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及超额货币问题，并逐步消除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3）使中央银行不必再为维持人民币汇率而被迫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这就有利于中央银行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大大减少中央银行的对冲成本。

在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的问题上，国内外也曾有不少学者持肯定的态度，如俞乔[8]、易纲[9]、胡祖六[10]、张志超[11]和Eichengreen（2003）等人都提出过中国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IMF（2000）也指出中国有必要向浮动汇率制度过渡。但这些学者和机构都注重强调中国“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但却没有深入地研究中国应“如何”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特别是没有具体回答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先创造什么样的制度前提及微观基础或市场条件这一关键问题，这就使得这一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现实操作性而难以被普遍接受。本文就旨在解决这一关键问题。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中国目前的制度所提出的挑战

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之争中，对浮动汇率制度的主要批评是认为浮动汇率制度导致汇率易变性和外汇市场的不稳定，从而会给一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20-24-25-27]。正是基于这一点，绝大部分国内经济学家[4-5-7]基本上不赞成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甚至一些著名的国外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不赞成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Mundell，Edwards，2003）。其主要依据是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相当的脆弱性，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会有很大的风险。Aghion和Bacchetta最新的研究[15]表明，在一国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会降低一国的产出。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研究的意义就在于点明了这样一点：中国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首先就必须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及完善的金融体系。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恰恰会迫使中国政府为应对国外的冲击不得不加快国内的改革，因此，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会发现：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恰恰是促使中国加快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及完善的金融体系，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制度举措。

而且，从风险的角度认为中国不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能解决风险问题，风险是市场机制的本质所在。固定汇率制度虽然能稳定价格，使风险暂时得到控制，但却不利培育本国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并会鼓励投机活动（因为没有汇率风险），结果反而会使风险不断积累。正如Frankel（1996）所指出的：“即使政府采取手段控制汇率波动风险，从而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但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令人更不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这说明，试图依靠汇率制度来减少或消除风险显然是开错了药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无法应对汇率风险的企业或银行本来就应该被市场淘汰，因为只有这样，成功的企业和银行才会真正做大，从而一国经济才会更有竞争力、更能抵御风险或冲击。保护决策失误或效率低下的经济主体既损害效率，又不公平，因此，国内某些经济部门不能适应浮动汇率制度的冲击不应成为中国不应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理由。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并不是汇率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而是效率低下及资源配置不合理所蕴藏的潜在风险。

事实上，因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所形成的风险恰恰有利于形成市场的激励、约束和惩罚机制，而激励、约束和惩罚机制恰恰是市场机制的精髓所在[12]。因为：让所有的市场主体自己承担风险，让成功者得到回报，让失败者“退出”市场恰恰有利于促使所有的市场主体为取得成功或避免风险及失误而不得不充分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信息、智慧、才能和创造力以做出最佳的决策，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能将所有市场主体的信息、知识、智慧、才能及创造力都汇集起来，从而使效率达到最大的市场机制。这意味着，过于强调风险的研究思路没有充分认识到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事实上是加快中国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忽略了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效应。

当然，本文也并不认为中国目前就可以立即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由于一国实行浮动汇率意味着该国对本国货币的汇率水平不作规定，而完全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本国货币汇率，因此浮动汇率对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要求很高，而中国经济目前并没有真正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这就使得中国目前难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1．市场价格机制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发挥调节作用。在中国，经济资源并没有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加以配置，政府仍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一些行业在政府的影响下还存在着行政垄断问题，市场并不能完全自由进出，同时，国内价格和工资还难以完全随市场供求的变动而灵活地变动（中国部分商品特别是服务业价格事实上仍存在着行政管制的问题）以出清市场，因此导致资源难以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自由流动。显然，在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充分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也难以通过及时地影响国内价格的相应变化而起到配置资源、影响供给、调整贸易结构及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不但没有实质意义，反而会因汇率的频繁波动导致国内经济波动而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2．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缺乏内在的自我约束及激励机制。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频繁变动会通过导致一国价格的变动从而影响该国市场主体的成本及收益，并进而对该国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该国的市场主体是否有真正的内在动力或压力为最大限度地获得收益及避免亏损或破产的命运而紧紧钉住汇率及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变化，以便及时根据汇率的上升或下降做出最佳的决策，并成功地抵御或化解汇率波动所形成的风险或冲击，从而保证一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一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关键所在。可见，浮动汇率制度成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大量理性的市场主体。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存在问题。因为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指以国家为惟一所有者或大股东的企业和银行）仍然缺乏真正的权利及内在的自我约束及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不但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这些企业和银行缺乏真正的权利或内在的动力及压力时刻钉住汇率等价格信息的变动以便及时做出反应），而且在这些经济体缺乏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因而缺乏风险（包括汇率风险）意识的情况下，汇率的频繁波动会放大其经营风险，从而会给国内经济带来震荡。

3．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且没有真正“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金融市场充分有效，资本自由流动，利率完全市场化，但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这些条件。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由政府主导而没有真正“市场化”，即没有真正成为将储蓄转移到效率最高的用途上或掌握在最有利的投资机会的经济主体手中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为给国家为惟一所有者或大股东的企业提供融资的工具，因而不能有效地分配资源，结果形成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导致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较严重的脆弱性。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会给国内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冲击。

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且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连为一体，金融资产的品种有限，国内金融资产在国外的替代性很弱，这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难以承受汇率的波动。此外，中国的外汇市场不完善（我国的经济主体并不能完全自由地进行外汇交易）且交易量有限，同时，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远期外汇市场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缺乏对冲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因而国内市场主体难以规避汇率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原罪论”和“浮动恐惧论”（Calvo G．and Reinhart，2000）的基本观点，一国缺乏成熟的外汇市场及远期外汇市场也是导致该国存在金融“原罪”（original sin），从而造成该国金融体系脆弱及恐惧汇率浮动（the fear of floating）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中国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中国的利率难以随市场供求的变动而灵活地变动以使投资者无论是持有本国货币（或金融资产）还是外国货币（或金融资产）所获得的收益都相等，这意味着中国目前难以形成利率平价（Interest Parity），从而难以实现市场均衡。在难以形成利率平价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就会出现明显的套利（arbitrage）机会，从而会大量产生短期资本的投机套利活动（特别是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就更会加剧这种投机活动）。

4．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外资。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不能使劳动与资本合理地组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创造供给，因此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双过剩”（中国在储蓄率过高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同时由于国内的企业家精神被压抑，结果造成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及国内需求（或国内吸收）不足，这样，出口（外部需求）和外资就成为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就可能影响我国的出口及外资引进，从而影响中国的就业及经济增长。

同时，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Y（国民收入）=C（消费）+I（投资）+X（出口）-M（进口）可得等式：S-I=X-M。该等式可称为“双剩余模式”，即一国同时存在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根据该等式可得结论（Mckinnon，2003）：中国的贸易顺差（X-M）是由中国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S-I）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与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有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并不能调节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平衡，因此这意味着，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并不一定能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从而并不一定能促使中国的国际收支趋于均衡。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障碍在于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这里的关键问题又是：阻碍中国经济完全市场化的根源又是什么？只有弄清这一点才能找到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症结所在。而这就要求我们对阻碍中国经济完全市场化的根源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1．市场价格机制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发挥调节作用的根源关键在于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因为在资源主要由政府配置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不可能完全决定资源的配置及调节整个经济，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而中国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是由中国长期以来国有产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产权制度所决定的。

2．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State-owned company or Bank）缺乏内在的自我约束及激励机制是因为这类经济体长期以来并不真正拥有财产的所有权（“一物一权”的基本原则决定了这类经济体的财产的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同时这类财产的所有权人又十分抽象，因而导致无人真正拥有这类经济体的剩余索取权，无人真正对这类经济体的亏损或破产承担财产责任，这就决定了这类经济体难以形成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难以真正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及激励机制。

3．由于金融实质上是以现在财产换取一个将来回报更多财产的承诺（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2），或者说是债权人的“现在财产”与债务人的“将来财产”之间的交易活动，因此，经济主体拥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是金融合约及金融发展的基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没有真正“市场化”且存在着严重脆弱性、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远期外汇市场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根源在于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长期以来并不真正拥有财产的所有权且所有权人又十分抽象，以及中国自然人的财产权利的内容、性质及地位因长期以来不明确而使自然人的财产权利存在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显然，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体并不真正拥有财产所有权或自然人的财产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建立在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必然难以规范或完善。

4．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人们的收入低，而人们的收入低一方面是由于产权制度存在缺陷所导致的低效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的要素（特别是土地和资本）价格低，而这又源于中国的要素产权制度不利于个人最大限度地获得更高的收入（因为个人难以作为要素的所有者而最大限度地要求能反映要素稀缺性的报酬）。中国内需不足的另一原因除了低收入者的消费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中高收入者的投资不足，从而造成国内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长期以来在国有产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成为将储蓄转移到掌握了最有利的投资机会的经济主体手中，从而没有促成资源合理配置并实现储蓄与投资均衡的制度安排，同时自然人的财产权因长期以来存在种种限制而影响了个人储蓄向个人投资的转化。

5．中国经济增长目前主要依靠出口和外资推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企业家精神因受到压抑而导致国内企业家资源的缺乏。这是因为：在中国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国外企业家利用中国国内企业家资源缺乏所形成的巨大商业空间大量进入中国以获取利润，从而形成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两个重要因素的局面。显然，国内企业家精神受到压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然人的财产权利因长期以来存在种种限制而难以产生出为追求稳定的财富及权利而迸发出的力求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盈利机会进行长期投资并大胆创业的精神。

总之，以上分析说明，阻碍中国经济完全市场化的根源是中国的产权制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结论：中国目前难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根源实际上是中国目前存在缺陷的产权制度。正是由于现有的研究没有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中国目前的产权制度联系起来，没有深刻认识到人民币汇率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对我国目前的产权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与经济运行方式所提出的挑战，没有看到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涉及到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因此导致现有的研究既没有找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症结所在，也没有找到中国成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关键所在。

三、中国的最佳选择及最优路径：先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然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在一国如何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问题上，最近一些国外学者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如Markiewicz[25]指出，对于转轨经济体（Transition Economies）来说，发达的金融体系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前提。Duttagupta、Fernandez和Karacadag[18]等人也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从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主要有：（1）有深度的和富于流动性的外汇市场。（2）与新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干预策略。（3）根据货币政策的新框架建立可替代的“名义锚”。（4）市场主体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及货币当局的调节能力，等等。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前提条件对于一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确实重要，但却不是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最根本的必要条件或前提。根据本文的分析，对中国来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根本前提或必要条件是能够支撑起市场经济大厦的合理产权制度，因此，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突破口或正确路径是：先进行全面的产权改革以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完全市场化，然后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同时，根据汇率制度“退出战略”理论（Eichengreen，Masson，1998；Edwards，2000；Fischer，2001）的基本思想，中国要从现行的汇率制度退出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就应该在中国经济处于强劲的稳定增长、资本大量流入及人民币趋于升值的时期。而本文的分析却说明，人民币“退出”现行汇率制度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最佳时机是中国的产权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

值得高兴的是，目前中国已经顺利地通过了《物权法》，这就为中国进行全面的产权改革以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石，从而也为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创造了制度前提。下一步的任务是要为在中国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而成功地实施并不断完善中国的《物权法》，并要在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人这一核心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按照“一物一权”的原则使所有的资源（包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拥有明确的所有权人，以实现产权的分散化从而创造众多真正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注:创造众多的所有者实质上是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去分散地独立承担经济行为所产生的责任、风险（包括汇率风险）及成本，这就会形成能自动稳定经济的市场秩序。这也说明，拥有众多独立承担风险的所有者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必要前提（Bulí）。[16]通过对捷克、匈牙利、波兰及斯洛伐克等四个转轨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市场越自由，则汇率越稳定。)在此基础上，再按照法治的基本原则规范政府的职能及行为，大大减少直至消除政府对经济的随意干预，从而真正使所有权（而不是行政权）成为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自由地行使其各项合法财产权利（特别是最终处置权），以顺利地将国有产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产权制度改变为各种产权主体平等竞争、并能有效分配财产责任及财产损失的产权制度。

一旦中国能成功地实施并不断完善《物权法》以建立起合理的产权制度，则中国就会出现以下转变，从而实现经济的完全市场化：（1）形成真正的要素市场（只有通过所有权人进行要素的产权交易才能产生真正的要素市场），并产生能准确反映要素稀缺性或边际生产力的合理的要素价格（只有通过作为所有权人的要素供求双方各自追求最大利益的竞价才能产生充分反映要素供求状况或最高价值的均衡价格），从而真正改变中国要素价格过低的状况。（2）产生越来越多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 （包括自由买卖或持有外汇的财产权利），同时又必须独立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合理的产权制度正是通过使每个市场主体都独立承担责任及风险，从而形成合理的市场秩序及市场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越来越多的拥有独立财产和独立责任，从而能对市场价格及成本信号产生灵敏反应的公司法人及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以打破垄断。(注:只有市场主体能对价格（包括汇率）变动所导致的成本及收益变化做出及时灵敏的反应，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才能真正起到配置资源、影响供给、调整贸易结构及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因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才有实质意义。)（3）涌现众多的企业家（只有个人财产所有权真正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及社会的普遍尊重才能使人们为积累财富而焕发大胆创业及创新的企业家精神），这就有利于改变过于依赖外资和出口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模式。（4）产生真正健全的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并真正实现利率的市场化。（5）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只有政府不再人为地干预经济，同时所有的所有权人或市场主体都能平等地进入市场自由签约以从事一切合法交易才能真正形成“公平竞争，要素自由流动，产业自由进出，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机制）。（6）要素产权的分散化改革及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有利于增加人们的收入进而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同时，有效地保护及尊重个人财产所有权将激励中高收入者大胆地进行投资，这将大幅度提高中国国内的个人投资率，从而有利于形成以内部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国经济模式，这既能使中国经济不必过于依赖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来保证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时又能使中国经济有效地吸收人民币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冲击。

如果中国再在此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则将会使市场机制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

第一，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则由此而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就能将国内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联系起来，从而使市场价格机制完全在我国的所有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以根本改变我国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及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这也是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根本目的及真正意义所在（欧盟将“汇率的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作为“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准）。此外，由于政府不再对汇率进行干预，这样，就能大大缩减进行外汇管制的政府机构，以大大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经济成本（包括政府干预本身所需要的成本、由政府干预造成的经济扭曲所带来的成本以及纠正政府决策失误或干预错误所产生的成本），从而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经济运行的效率。可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也是一个根本转变政府职能，从而实现经济自由化及金融深化的过程。

第二，浮动汇率制度通过汇率的及时变动维持购买力平价（PPP），能使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紧密联系，这就能准确地传递国内外的市场价格信号（在开放经济中，汇率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价格），使国内市场主体能准确地了解国外产品与本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与成本差异，并能正确地进行成本和盈利的国际比较及经济计算，以促使国内将资源用于成本真正低于国外的产品，及进口成本真正低于国内的产品，这就能真正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建立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之上，并改变我国过于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而转向通过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推动经济有效发展的模式。

第三，在合理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通过引进国际市场的价格机制解决中国因资本、土地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过低而导致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并促使资源从国内那些产能过剩或供给过剩，因而收益下降的部门流向需求更大，因而收益上升的部门，并迫使低效率企业（无论产权属于谁）退出（Exit）市场，这就有利于解决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其根源在于资源没有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加以配置，过剩的产能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转移或重组，低效率的企业不能被淘汰），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第四，在建立合理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虽然会使我国的市场主体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但却会促使中国的市场主体为避免汇率风险而进行除即期外汇交易以外的其他各种交易（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及互换等）以锁定未来的汇率水平或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这样，中国的衍生金融市场就会很快自动地发展起来。可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恰恰有利于促使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并不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防范或化解风险的能力。

此外，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港币再采取与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就会使中国内地与香港自然形成统一的中华自由大市场，这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并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起更大作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总之，在建立合理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不但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及中国下一步制度变革的最佳选择，而且也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并最终成为世界大国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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