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董事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综述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企业中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女性是天生的风险规避者，她们的存在对企业来说究竟是好是坏，学者们的研究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本文将着重对近几年来学者们关于女性董事在企业中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过度投资）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女性董事；过度投资；产权性质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女性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女性高管在公司中的地位则逐渐崛起，由此，也激起学者对女性高管的研究兴趣（Stultz，1979）。近年来，关于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多元化发展，即女性董事或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渐渐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热点（Adler，2001；Carter等，2003；Campbell等，2008；Gul等，2011；杜兴强，冯文滔，2012）。例如，关于女性董事的管理风格和方法是否可以给企业带来新的变革进而对其绩效产生促进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女性董事的增加并不能够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作用，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女性高管提高了管理层或董事会的异质性，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与女性董事相关的文献主要是从女性董事对公司治理、盈余质量、公司财务行为及慈善捐赠影响等角度的研究；关于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也仅停留在经理人利益、管理层特征、大股东控制、公司治理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的层面。

从现有关女性董事的文献来看，女性董事对企业治理机制的影响，基本上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女性董事对企业治理具有明显的正效应。Adler（2001）以Fortune500中的215家企业1980―1998这19年中不同行业行政部门中女性成员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比例高的公司在行业内的利润率要比行业平均水平高；Carter等（2003）探讨了Fortune 1000强公司董事会多元化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规模，行业和其他企业管治措施后，发现在董事会中女性或少数族裔的比例和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Erhardt等（2003）通过对1993年和1998年的金融绩效数据（资产和投资回报率）及127家大型美国企业中女性和少数族裔在董事会中比例的检查，探讨了董事会的人口多样性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相关回归分析表明董事会的人口多样性与公司绩效的财务指标积极相关；Catalyst（2004）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高表现能力的女性给公司带来的绩效比低表现能力的女性要高，其股本回报率（ROE）和股东整体回报率（TRS）均显著高于女性董事比例低的公司；Campbell（2008）以“非美”国家西班牙的6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1995―2000年期间的408个观测值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Krishnan（2008）以1996～2000年美国Fortune 500强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显著提高了盈余质量。张娜，（2010）对我国14家上市银行董事会特征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女性董事对银行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女性管理者的管理风格、心里特征等与男性管理者不同，多元化的董事会给企业带来了有价值的资源，女性管理者的加入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另外，女性董事通常倾向于向董事会提出质疑，而很少会被男性董事的意见所左右，这有可能降低CEO对董事会的控制，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公司治理效率，进而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

一般而言，女性董事相较于男性董事而言，在公司对外投资方面可能会更谨慎和保守，这与女性本身的性格特征有关，女性是天生的风险规避者。关于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国内外学者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Stinerock等（1991）研究发现，女性相较于男性在面临财务决策时更倾向于咨询财务顾问，且女性更加厌恶风险，在财务看法、对人信任程度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性别差异，女性在财务决策中更为焦虑。Powell和Ansic（1997）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女性在金融风险倾向和策略决策方面与男性存在差异，女性倾向于风险规避，且男性和女性在面临金融决策时会采取不同的策略。Watson（2007）在控制了年龄、收入及教育背景等因素后，探讨性别对澳洲大学的部门工作人员（退休）基金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男性，女性倾向于选择更保守的投资策略。Charness（2007）通过对10组研究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投资实验中女性的投资更少，而且似乎比男性更加倾向财务风险规避。祝继高，叶康涛，严冬（2012）通过对20072009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女性的风险规避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帮助公司克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赵冰梅和吴会敏（201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因此，在公司治理中难以脱离行政干预的色彩，受到国家行政体制的干预。另一方面，国家崇尚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尤其在中国这一特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联邦制”下的官员考核制度，政府一般会通过干预企业投资行为，以达到提高经济规模、提高GDP增长率的目标，为企业政治晋升目的服务，以致企业经营行为偏离其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杜兴强，曾泉，杜颖洁（2011）通过手工收集国有上市公司2004―2008期间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政治联系显著增加了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概率，且政治联系强度越大，过度投资的概率越大；相对于中央政治联系，地方政治联系显著的增加了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概率。鉴于此，在股份制引入以后，由于难以脱离原来计划经济的行政色彩，现代公司治理机制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譬如独立董事的外部监督失灵、境外投资者涉入未能奏效和成本恶化等问题。另外，潘敏和金岩（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不考虑信息不对称因素，我国上市企业同股不同权、流通股比例偏低的股权制度安排也会导致股权融资下的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在同时考虑信息不对称和我国上市企业特殊股权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与仅考虑信息不对称因素的成熟证券市场上同股同权企业股权融资下的投资行为相比，我国上市企业股权融资下过度投资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在此背景下，即使在西方国家已经研究十分成熟的女性董事机制，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是否能产生有效地治理作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质疑。

三、总结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当今社会，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女性董事在公司投资决策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通过探讨得知女性董事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显著相关，即女性董事会影响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且女性董事对其是积极影响，即会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不仅影响公司的发展前景，也极大的危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本文通过回顾女性董事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的研究文献，发现了女性高管的管理可能会有效的减少企业投资过度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如何控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并对管理者如何更好的治理企业从而取得成效提供借鉴意义。未来进一步可能研究的方向：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可以从女性董事的个人特点等角度，并考虑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来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娜，关忠良.我国女性董事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10）

[2]张娜，：董事会特征与银行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工作论文，2010年5月

[3]祝继高，叶康涛，严冬.女性董事的风险规避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基于金融危机的视角[J].Finance &Trade Economics，2012

[4]赵冰梅，吴会敏.高管性别差异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J].价值工程.2013

[5]杜兴强，曾泉，杜颖洁.政治联系、过度投资与公司价值――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1（8）

[6]潘敏，金岩.信息不对称、股权制度安排与上市企业过度投资[J].金融研究.2003（1）

[7]魏明海，柳建华.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J]管理世界.2007（4）

[8]姜付秀，伊志宏，苏飞，黄磊.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09（1）

[9]张栋，杨淑娥，杨红.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Data的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8

[10]谭燕，陈艳艳，谭劲松，张育强.地方上市公司数量、经济影响力与过度投资[J].会计研究.2011（4）

[11]Adler，R. D. Women in the Executive Suite Correlate to High Profits.Glass Ceiling Research Center.European Project on Equal Pay，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