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分析中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与背离

时间:2022-07-23 04:21:46

新古典经济分析中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与背离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确立了现代经济学形成、演进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勾勒了完全竞争经济条件下私人利益社会利益协调一致的理论框架,论证了个体经济单位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反映了完全竞争经济内生的经济高效率,奠定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 私人利益 社会利益 一致与背离

命题的提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

“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是斯密在论述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的主张时提出的,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深层次的说明。斯密(1972)表述到:“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定,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段著名的论断成为对经济自由主义实现公私利益协调的经典论述,斯密说明经济自由条件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性。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论证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模式是资源最佳配置的唯一方式,说明该模式在推进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指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受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自发调节和支配,无需国家(政府)的计划和调控。国家的经济作用仅在于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侵犯;严正的司法机关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建设并维持公共事业和某些公共设施。换句话,充当私人资本的警察和守夜人。

当代经济学家将斯密上述思想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精致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给定一些理想条件,单个家户和厂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的最优化行为将导致帕累托最优状态。实际上,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任何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任意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都可以由一套竞争价格来实现。

命题的展开: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性的基础

《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调节了个人和社会、私利和公利之间的关系,具有经济调节的职能,描绘了完全竞争性市场的理想状况。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看不见的手”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市场提供一个由私利追求通达公利最大化的路径。公利(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在斯密研究的逻辑体系中建立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协调与一致基础上,即社会利益仅是私人利益简单的算术和。基于这一逻辑基础,在每一个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自然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进一步,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又植根于人的道德本性。

下文对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态进行解析。为构建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态,经济学建立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首先,第一层的假设是“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第二层次的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包括了原子型结构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无差异、所有资源的完全流动性及完全信息。在这种假设框架体系之中,任何私人只能服从于市场,并且其行为是完全独立的和互不影响的,当然它既排除了外部影响的存在,也排除了任何经济个体对市场的控制和操纵,寻找到了私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契合方式,形成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化的平台。

假设的第一层次构建了经济个体行为最优化内生机制,出于利己的本性,每一个个体经济单位以最敬业、最负责的态度,精心算计着每一次选择决策的利得(并且假设的体系中也赋予他这种“算计”的能力),以达到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目的。

问题到此,仅是保证了私人行为的最优化。如在垄断市场条件下,并不满足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态的其他条件。如图1所示,假定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且固定不变,它们由图中水平线AC=MC表示。当产量为q m时,实现了厂商利润的最大化,即保证了私人行为的最优化,而在q m产量上,价格Pm高于边际成本MC,因此,存在帕累托改进,并未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的第二层次构建了经济个体行为最优化的市场平台: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保障了个体决策中信息支持,避免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非对称而使决策偏离最优化的可能。内生私利动力机制与外部完全信息条件结合起来,构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效率模式的内核。

综上所述,私人的“理性”及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形成了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态,既保证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又确保了私人行为的最优化,从而也就实现了在私人利益最大化前提下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命题的再展开: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背离

(一)市场结构的现实状态

随着生产的日益集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寡头垄断的市场支配已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普遍现实市场问题。不完全竞争市场,以垄断市场为例,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出现了背离:如图1所示,当产量>q m时,P>MC,表明消费者愿意为增加的1单位产量所支付的价格高于生产该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因此,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也即存在着社会利益增加的空间。只有当产量达到q*,价格为P*时,P=MC,才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它又偏离了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即MR=MC。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背离的原因在于其行为的非独立性,单个厂商的行为会通过对销售量的控制,继而对价格的影响,传导影响到其他厂商或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前提下,社会利益不再是单个私人利益简单的算术和。

(二)外部影响的现实状态

在讨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时,还存在着一个隐含的假定:单个私人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没有影响,即其各自的行为是完全独立的。当然之所以称之为隐含条件,意味着当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时,这个条件是可以满足的。前述所论及的价格影响,也可以看作是外部影响中的一种形式。当然,外部影响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外部影响包含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个方面。外部影响的存在,排除了私人行为的独立性,也就导致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背离和不一致,也就无法寻找到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条件下的群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从而导致从群体层面上来看的资源配置失当。

如图2所示,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着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图中水平线D=MR是某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由于存在着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因此社会边际收益曲线(MC+ME)位于私人边际收益曲线(MC)的上方,两线之间的纵向垂直距离为ME,即边际外部不经济。从厂商私人利益的角度而言,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产量Q2,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产量应为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的产量,即Q1。可见,由于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导致实际生产超过了帕累托效率所要求的产量水平。

对于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或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背离问题科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科斯(1961)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即使外部影响存在,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则私人利益仍然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斯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但科斯的研究仍然建立在两个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难以满足的条件基础之上,一是产权明确,并且这一泛化的产权明确必须达到对一切外部经济,其受益人必须支付成本,而对于一切外部不经济,行为人必须向利益损失者给予支付;二是交易成本为零,即不存在任何的交易摩擦。

此外,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等现实状态。公共物品、公共资源与“私人物品”在排他性和竞用性上具有不同的特点,使得市场机制的作用丧失了基础,必须在其配置机制上,设计新的制度安排。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状况,事实上,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中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理性人可以无成本地获取与其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二是理性人具备完全理性的能力,即其具有吸纳信息的无限能力。“个人在吸纳信息(领会信息、传递信息和应用信息)上具备有限的能力”(柯武刚、史漫飞,2000)。现实的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必然导致多元化的选择结果,甚至是“逆向选择”,私人行为最优化的单一选择,被现实中的多样化选择所替代。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再具有完全的共同指向,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或背离尽在情理之中。

结论

微观经济学从高度抽象的层面勾勒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框架,“为私有制的企业制度提供了一幅安慰人心的图像”(罗宾逊,1978)。但抛开意识形态层面上价值取向来看,它构建了一个资源配置效率的样本,提供了一个经济效率的坐标,证实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当然,还应当看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我们既应当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利益导向,充分调动每一个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意识到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非完全的协调和一致,必须发挥制度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协调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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