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范文

新古典主义篇1

    关键词: 新古典主义 达维特

    18世纪是中期新古典主义开始发端,直至19世纪上半期这股艺术思潮才震动了画坛。新古典主义极力反对贵族社会倡导的巴洛克和罗可可艺术风格,主张恢复欧洲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追求一种在庄严中体现优美,在肃穆中结合雅致的艺术格调,虽然新古典主义画家钟爱体现古希腊罗马艺术形式的绘画元素,对这个古代艺术深深的迷恋,但新古典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同时代精神,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尊重真实和现实。

    新古典主义画派认为艺术应该从现实出发,崇尚用理性的观点分析问题,服从理智和法律,认为公民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在艺术创作上以古希腊的理想美为审美的最高准则,在油画中色彩元素并不突出,反而强调素描的结构,在画面上力求呈现一种雕刻感,这样的油画作品庄重而典雅。

    新古典主义的另一个名称是革命古典主义,原因是它虽然表现的是古代的绘画元素、题材,采用古代的表现手法,但是它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借古代的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比喻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为资产阶级吹响革命的号角,因此新古典主义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达维特可以是新古典主义的领导者,其油画作品有着极强的政治寓意。

    雅克?路易?达维特Jacques - Louis David (1748-1825年) 作为新古典主义画派的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出生于巴黎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早年去世之后,年仅10岁的?达维特由亲戚抚养,并在亲戚的帮助之下投在了罗可可画派的着名画家布歇门下学习绘画,布歇觉察大卫的绘画风格与迥异于自己的罗可可风格,将他转送到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门下。达维特曾经认真的系统的研究过布歇、格勒兹、普桑、和卡拉瓦乔的油画作品,他早期的艺术风格受到过这些画家的影响。达维特在27岁时获得罗马奖赴罗马留学,在学习期间对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遗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专心钻研希腊罗马雕刻,受到了古想美的熏陶。在这期间,法国社会政局动荡,达维特在也受到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古罗马共和政体的影响,涌现了极大的反封建政治热情,他在艺术创作中开始借鉴古代欧洲艺术形式,试图表达自己的这种热情和政治意见。

    达维特早期的作品仍然保留着古典主义的基本特点,但又与之不同,这些作品以古代的理想美为典范,他曾说过,古代是当代画家的学校,它是当代画家艺术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吸收古代营养的同时他又积极体验和表现现实生活,在当时法国反封建革命热情高涨的政局中,因为与雅各宾党有着亲密的交往,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他创作出了一批宣扬共和思想的油画作品。达维特果敢的将自己的艺术的创作与这个时代空前高涨的革命情绪联系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反映现实生活,他曾经说过:“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 达维特以时代为视野,以画笔作为战斗的工具,将艺术与现实革命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成为了一名革命画家,《贺拉斯兄弟宣誓》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彰显着高亢的革命热情。

    可以这样说,罗可可艺术显示着路易十五时期走向没落,达维特的绘画艺术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他不断探索新的反映时代的艺术,打破新古典主义的常规,以现实的姿态更真实的描绘了当时革命的斗争。达维特在革命生涯中找到了打开艺术个性的钥匙,毫无疑问,他的艺术感受力极强,其善变的气质,易波动的情绪,热情的内心,激烈的独立性可以帮助他对既定秩序的突破,实际上他与革命对接的艺术,虽然有时是狂热的,但出发点绝不是自私和嫉妒,这样的思想促使他在此期间的活动,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在大革命中,《马拉之死》是最具有鲜明革命时代特征的肖像画,这件作品代表是一个艺术家的政治信念直接体现在其作品中的最有力的证词,一个政治烈士——马拉被谋杀的瞬间被达维特真实的描绘在画布上,这种场景的重现更像是一种安静的控诉,大卫和马拉是许许多多的热切盼望社会改革的革命者的代表,而这些信仰就这样的被血腥和暴力的终止了。

    “热月党”政变以后,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达维特被监禁。革命理想的破灭使整个社会陷恐怖之中,达维特在出狱后心灰意冷,从此在创作上他放弃了现实的题材,期望和平,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了《萨宾妇女》,这幅画表现了被劫后与罗马人结婚生子的妇女勇敢地冲入战场,以血肉之躯隔开兵器,使自己的丈夫和父兄化干戈为玉帛的场面。暗喻了画家在经历牢狱之灾乞求和平的内心诉求。

    当拿破仑夺取政权建立帝制以后,达维特为其服务,这一时期发展了自己的帝国风格,创作了很多反映拿破仑英雄业绩和形象的作品,如《拿破仑一世加冕》。1816年拿破仑被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波旁王朝复辟,曾经追随资产阶级革命的达维特被迫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最终客死异国。

    达维特的艺术充满了时代革命气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将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和现实生活的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跌宕起伏的艺术生涯也与革命中自己的政治选择紧密相关,不管画家的政治选择如何,达维特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达维特他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至今还是对现在的画家有所启示,他说:“绘画不是技巧,技巧不能构成画家。”他还说:“拿调色板的不一定是画家,拿调色板的手必须服从头脑”。

    参考文献:

    [1]罗尔夫?托曼.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建筑.雕塑.绘画.素描:[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8.

    [2]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2.

新古典主义篇2

90 年代后期兴起的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已经大致地展示了它的理论蕴涵。这场争论的精致性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争论据以展开的外部条件还较为紧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知识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储备还较为匮乏。但是，从参与争论的各方对于自己理论立场的陈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基本窥视其理论蕴涵及实践意图。这种窥视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从自由主义之“右翼”与倡导社会主义之“左翼” 的对立来审视，二是从自由主义蕴涵的内在分歧来探察。前者有助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定位，后者有助于保障自由主义的理论陈述的精确性。自由主义究竟应当陈述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格局，凸显什么样的社会改革进路，都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自由精神的蜕变

近期中国知识界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论争，起点是新左派1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误、乃至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自由主义。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立场的学人，抗议新左派的主张，并且在此基点上展开了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述。这种抗辩性的思想论争显然带有不可避免的情绪性。但是，抛开情绪化的言论不谈，这一论争所涉及的思想与实践问题，则应当引起人们关注。

因此简单回顾这一对诘是有意义的。2首先看看新左派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这类批评集中于三个问题域：第一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内蕴含混性。他们指责汉语语境中承诺自由主义价值的人士含糊地讲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指涉不清不楚。确实，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所谓后现代自由主义，三者关注的理论焦点问题差异甚大。简单地站在权利底线讲自由主义，似乎不足以清晰地回答什么是自由主义这一问题。第二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实践缺陷性。他们指责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实践，在民族国家的内部，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公，而且只着眼于保护权贵的利益。在国际社会则倾向霸权主义，对于后起现代国家加以盘剥。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这些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权利与正义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两翼，在政治实践中确实遭遇到不少难题。这些难题正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家试图而尚未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前途黯淡性。他们指出自由主义的当代建构已经显得“力不能支”，而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则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公平社会的主导思想的趋势。仅就社群主义提出了自由主义在局部理论问题上的确当批评而言，新左派的这一指正未尝没有道理。因为以个人为基点的自由主义权利哲学与正义哲学对于社群问题的关注一向处于弱势。可以说，新左派在这三个问题域的批评，确实触及到了自由主义的关键，对于自由主义的自我确证有莫大的影响。自由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沿着实践需要的理论边界展开的，因为自由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一种以满足完备理论论证而建立起的观念体系。象罗尔斯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再到《万民法》的理论递进，实际上就是这一理论逻辑的最好反映。但是，自由主义在汉语语境中长期的尴尬处境3使得自由主义者在必须回答新左派提出的诘难的同时，也必须对自身的理论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反省。

可见，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这种对诘深入到一定层次时，各自都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内蕴加以检讨。在这样的思想逻辑左右下，蕴涵丰富的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也就有必要对于其各有侧重的理论与实践主张加以清理。于是，引出了自由主义究竟应当取什么样的基本价值主张，应当侧重于自由主义主张的什么实际制度诉求的问题。这样，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便走到了这场争论的前台。至于后现代自由主义，4则因为它在理论上的单薄，尚未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未引起汉语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此，它还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理论内部检讨的一翼。

很明显，在90 年代末期的自由主义论争中，鲜明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并不多。表达自由主义的理论倾向的人士，在认同自由主义的基点上，对于新自由主义有一种压倒性的好感。尤其是带有较为明显的福利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赢得了多数人的喝彩。5回顾90 年代自由主义的中国传播史，我们可以发现，90 年代早期的传播，采取了一种笼统的认取理路，从而模糊了自由主义理论内部的细分界限。所以，象顾准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一经发掘出来，人们都纷纷表示自己的钦佩之情。“顾准热”可以被视为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热兴起的一个象征。当然，这一象征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因为我们从中还不能确认哪种具体的自由主义理论应当是我们认同的对象。由于后来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中发出了“历史的终结”，渲染了自由主义的辉煌，使得自由主义的认同问题与中国问题和人类问题有了一个胶结点。倾向于左翼社会主义思潮的学人与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人已经无法维持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联盟。统一知识分子队伍的分裂成为一个显见的思想事件。而且，那些自觉认同自由主义的学人，在对复杂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观念清理的时候，也发现了在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出现的诸种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完全兼容。因此，继“左派”与“右派”的第一次分化，又发生了自由主义内部的第二次分化——倾向于“左派”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社会民主主义）的学人与倾向于“右派”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学人之间，又产生了对诘。再含混地提对于自由主义的认同，就显得要不就是对于自由主义内部的价值认同的分歧不理解，要不就是对于自由主义内部陈述对中国问题的解决的差异不知晓。因此，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谁更优先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问题来。

可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离中国的政治现实更近一些，或者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追求更易感染人，或因为新自由主义兼综自由与平等的制度意欲，更易满足一个转型中的社会解决改革阵痛、消解贫富对立与权力利益的结合等社会问题的愿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广更深的认同。参与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争论的学者多数都持一种标准的或准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而且，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的锋线人物吉登斯进入汉语学界，带有强烈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甚至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成为自由主义论说的主调。一时间，公正问题成为自由主义论说的最前沿问题。而对于自由的古典式伸张，变得有些羞涩甚至胆怯了。新自由主义义正辞严地谴责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或权利之外的公正问题掉以轻心，使得古典自由主义看起来成为一种与权贵资本结合的无视中国严峻现实的言论了。只有新自由主义才可望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论说带来广泛的认同。在自由主义的合唱阶段为人们所祭出的哈耶克、诺齐克自由主义思想，一时成为一些人羞于启齿的话题。而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在事实的思想构成上，倒是对罗尔斯表达了共同的好感。似乎如果我们直接对接新自由主义，就可以在思想重建与制度安顿上干净利落地解决转型中国的社会问题：既能克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向恶性的方向发展，又能促成一个普遍信仰自由而公平参与政治活动、公平获得社会回报的社会。新自由主义是否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完满状态，是否象认同新自由主义的学人想象的那样，可以将与现代进程相携发展变化的自由主义成功接引进中国社会？

在进行选择之前，先简单回顾一下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也许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回顾自由主义的成长历史，在它的原生文化语境中，它有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演进到新自由主义，再演进到后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递进过程。这一递进过程显然有历史进程限定了的顺序。我们要问，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最先出现？而后才由新自由主义回应其它政治理论的挑战？进而在后现代的背景条件下，将自由主义的现代普适性从效用上加以推论？这种由历史进程决定的理论递进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逻辑秩序。简单的讲，就是因为只有在“人”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承认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权力机构才有可能在被限定的情况下关注人们的社会处境的公平性。假如连作为一个“人”的权利都不予承认，那么所谓的公平处境问题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故而，人权，这一自由主义绝对优先对待的问题相对于公平处境当然具有一定的逻辑先在性。而且它是一个“人”得到公平对待的真正基础。6只要在这种历史递进中显现的逻辑关系上寻求这种理论的社会效用，就不能僭越这种理论的历史—逻辑秩序。

于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探源是必不可少的。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理论差异，以及由此显示的社会历史指向和现代制度精神的不同，是我们今天在汉语文化语境中讨论自由主义价值诉求的时代意义，以及自由主义主张的宪政制度安排的当下功用时必须加以清理的问题。无疑，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自由对于平等具有决定性作用；平等对于自由则具有体现性意义。自由与平等在这种关系格局中，构成自由主义论述现代社会理论问题的两翼。而且，自由主义的这一底线立场，只能由坚持自由的绝对优先性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理论家们坚韧地看护着。因此，当我们质疑自由与平等二者之间哪一个具有决定性时必须坚持的立场是什么，就是一个再清楚明白不过的问题了。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自由是人们的不可褫夺的天赋权利。这种权利不可商议和质疑。否则，一切政治的正当性就无法保障。无论是说它由此成为现代政治的无可挑战的预设，还是说它由此成为现代政治必须捍卫的底线，都是在说它在现代政治运行中的轴心作用。而在理论上，无论是从政治哲学上对之加以康德式推论，或是从政治哲学上对之加以社群主义式的批判，也都是从个人权利的底线上保障着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底线。只有在此基点上，人们在现代政治运作的过程中祈求的某种相对公平才是可以期望的。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我们必须将自由的绝对优先性视为从权利（法治）哲学通达正义哲学的先在条件。7进一步，从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践史看，从追求自由通向实现平等的制度实践，确实有一个首先落实政治共同体的组成成员的自由权利的优先问题，然后才可能凸显出制度上如何落实这些权利的问题。制度理念与制度实践在实际运作上只能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分析上则可以区分为先在与后起的关系。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政治的实践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试想，如果没有社会契约论（以及狭义的政府契约论）为人们提供某一政治共同体的任一成员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观念基础，没有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制权制度，哪一种制度可能将普通成员的权利放置到一个“主权”的位置来对待？最多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权利被视为可以重视的权利而已（如古典中国的民本）。只有在这一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自由底蕴被坚实地奠定之后，政治共同体成员在某种政治共同体中的权利才能制约意欲扩张权力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运行倾向。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实践所显现的三权分离制度先起，而福利制度后发的制度实践递进状态，显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此而言，论者所强调的“共和先于民主”，便是没有疑义的反映了历史过程的论点。8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后起，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先在而言，绝对不只是一种单纯时间先后意义的思想事件，而具有观念演进与实践完善的逻辑性。

从我们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历史关系的陈述上，可以看出，假如在没有确立起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的基础上，去直接嫁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就等于放弃了自由价值。就此而言，可以说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论争，实际上是在流放了底线的自由精神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是一种自由精神蜕变、甚至颓变的结果。于是，对于伸张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士来讲，不得不正视前面我们提到的问题：在汉语语境中，究竟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具有理论优先性？

二、良心压力与乡愿传统

认同(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与制度主张的人士的一个明显的思想倾向是对于公正的理论阐述与实践表现出热切期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乃至于改良后的社会主义也表现出亲合。确实，因为思想自身必然存在的模糊性，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有一定的视界融合。这些融合体现于下述几个方面：一是他们在审视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问题时，共同表现出对“公正”的偏爱，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二是他们在申述自己的理论立场时，共同体现出对罗尔斯的浓厚兴趣，远远胜过对于古典式自由主义理论（如哈耶克、诺齐克）的兴趣。三是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制度诉求时，对于社会不公的批评超过对宪政制度建设的兴趣。四是他们在申述自己对于健全的自由主义理论“判教”观时，对于新自由主义关照了自由与公平两个端点的思想优势表彰，超过对于自由之得以获得和捍卫的底线条件的留意，因而将古典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偏激的政治理论。并且，他们都在断然划分所谓经济（学）自由主义与政治（学）自由主义的界限的基础上，将底线的权利自由移植到上限的社会公正的背后，凸显了“公正至上”的社会诉求的优先性与紧迫性。

当然，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仍然有细部论证上和重大主张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他们是否承诺自由是现代社会政治的第一价值理念。但是，我们关注的不是新自由主义人士与社会主义者的异同，而是新自由主义人士为什么会从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极端重视这一底线上，一下子跳到了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公平的极端重视上去？为什么他们不仅不重视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利的强调，而且还视之为缺陷？这就得先看看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正义哲学的人士对于自己的价值立场的陈述。他们支持或同情新自由主义的理由大致有三：一是在现实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因此，要改变一些人解除了旧体制的束缚但受到保护，另一些人失去了保护却受到束缚的现实不公状态，就需要将优先对待公正问题的新自由主义置于伸张自由、权利的古典自由主义之前。二是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比古典自由主义要健全得多。因为新自由主义不是单纯地处理个人权利问题，而是以一种理论上显得更为自足的“辞典序列”来处理从个人权利到社会公正问题的先后安顿问题。三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是一种与中国处于变迁社会的局势相吻合的新自由主义传统。而且从目前中国的社会局面和公众的社会政治认知状况来看，新自由主义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能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总而言之，就是“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联结在一起的缘故。假如不以这种思路来对待中国社会对于权利哲学或正义哲学的理论需求，那人们所申述的问题就将是伪问题，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就是离开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处于悬空状态的东西。9在他们看来，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价值上的先后顺序，而只有谁更健全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将中国问题的自由主义式的解决，安顿在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石上，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从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汉语语境中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陈述，有理论与实践上的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从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比较的视角来讲。假如不将社会公正的要求安置在个人权利或自由的基石上面，那么社会公正将是一个挂空的问题。事实上，在传统政治行动中，挂空的社会公正常常是维护政治统治或祈求统治者施舍的方便法门。而现代政治是建立在公民的自由权利基础上，因此是唯一由公民自主要求的公正社会。二是从政治哲学的理论论争上来看。基于个人自由的权利哲学一直是基于社会公正的正义哲学的基础。否则，社会公正与否就缺乏判断的价值基准。只有从“法治下的自由”出发，将个人自由置于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普适化保障之下，社会的公正才能够得到支持。缺乏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从来无法得到政治哲学的理论确证。大多数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只能表达愤怒与进行指责，而无法提出达到他们愿望的建设性方案，就是因为它们在政治哲学上将“社会公正”的个人自由前提取消或掩蔽在集体内部，于是将自己抛入了一个吁求无前提结果的尴尬境地。三是从实际的“中国问题”上来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具有双面效应。它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社会不公日趋严重。在要不要解决这些社会不公的问题上，各派的主张者并没有分歧。分歧出现在如何解释和解决社会不公。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解释，中国的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是公民的自由没有得到尊重，公民的权利没有在制度上落实。而新自由主义认为要优先由政府来处理社会不公的问题。于是，前者对于根本性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吁求，与后者对于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对现实的回应与社会的反响来看，后者显然能获得更普遍的认同。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探询的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在基本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还没有确立的社会政治格局中，那些愿意认同自由主义价值与制度安排的人士为什么宁愿弃自由主义的源头不顾，而直取自由主义的时潮呢？部分原因当然是现实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紧迫感。但是，这种主张的观念背景却更值得追究。因为它的观念源头，既与中国人谈论社会政治问题的悠久传统联系在一起，又与现代社会中论道政治问题的心理模式相贯通。从前者来看，与传统相连的源头起码有两个：一是来自于中国士大夫遗留下来的以良心论政的传统；二是中国表达政治期望传统中的乡愿意识。而后者则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良心定位——其实准确地讲是与雷蒙·阿隆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联结在一起。10

在中国传统中，以良心论政是学士文人们谈论政治的基点。良心作为论政者的精神支柱与论政问题的判断基点，必须与一切私人的、社会的实际利害关系脱钩。儒家赤裸裸的良心观由此得以支撑起古典中国学士文人的论政行动。以良心作为精神支柱，使得学士文人得以形成无私论政的公道心。这种公道心既使他们有一种不是为私利而议政的理想主义的支持，也有一种凸显自己深切的同情之心、为民请命的豪迈精神。但是，这只是在谈论道德问题时附带谈论政治问题，而不是在谈论政治问题时关注道德问题。它势必将社会问题中应当分开的各种社会要素混为一谈。这种思维定势，衍生到当今自由主义的讨论中，也就使利益的普适认定与获取利益的制度安排问题被关怀他人的道德良心的心理冲动所遮蔽。需要“硬着心肠”谈论的政治问题，被“软着心肠”的良心发作所掩盖。

良心如何在关于自由的论说中发挥轴心性作用？这与他们悲天悯人的政治心理相关。这种悲天悯人，既是他们伸张自由的心理基础，又是他们阐述平等正义的心理支撑。这里，良心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立场的知识者个人的良心，二是他们作为社会良心代言人的知识分子阶层规定性。前者具有个体心理的、强烈的良心担当意识。后者具有阶层推动的良心负荷压力。两者都是以压力的形式发挥作用的。对于思想—行动的知识主体，前者构成其内在心理压力，后者构成外在压力。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学人们在谈论“中国问题”时，将现代良心观与中国传统的良心论对接起来。于是，起点公正、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成为他们谈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唯一主题。当然，假如将起点公正安顿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面，那是值得认同的。而如果只是对于起点公正做抽象的强调，仅仅满足于掬一把高尚的眼泪，那么这种起点公正的保证条件是什么就很不清楚。而公正也就堕落为对处在社会不利状态的人们毫无用处的单纯同情而已。而且，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下的同情，等于是对于下层社会群众的恩赐式的同情，而不是基于“他们具有人权因而必须有尊严地生活”这一逻辑。这种同情，和与谴责社会不公相联系的道义同情，价值都是同样有限的。

正因为如此，以良心论政，就容易走向乡愿。在古典中国，表达乡愿的常常是那些基于良心、表现同情、为民请命的学士文人。他们的高尚良心与深切同情只停留于伦理愤慨的宣泄，而没有透入到制度安排层面。于是，不从下层群众的自我权利出发去设计捍卫他们的权利的社会制度，一切良心、同情和请命，到最后都必然幻化为乡愿。因为这样的表达者都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良心发现与“民本”式的垂注下情上面。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古典中国社会的乡愿与大盗为什么可以那么从容地结合起来，构成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思想政治联盟。大盗与乡愿常常可以恣肆下层社会，还能把自己的这种态度修饰成为下层民众的长远利益着想。而且，乡愿与大盗的配置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所谓以良心论政的方式受到有意无意的鼓励和强化：一是乡愿工媚大盗；二是大盗利用乡愿；三是乡愿与大盗合谋；四是乡愿与大盗不谋而合。这样，古典中国的论政方式，就单纯化为学士文人的良知愿望的呼吁，而严格地从政治游戏的视角提出限定权力的游戏规则的制度构思则完全付诸阙如。传统的乡愿以大盗的横暴权力为作用背景，因此无法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具体影响。故而乡愿仅仅成为传统政治的修饰。它在现代背景条件下的作用则有所不同。这种乡愿如何在现代背景下发生作用呢？如此提问，就将乡愿的单纯道德良知的呼吁——呼吁人们或“有关部门”重视社会的不公或冤屈的下情，而无视他们得以享有自由与权利的利益基础和制度保证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就此而言，相比较于古典自由主义，直接站在新自由主义立场的论政者，可以说是古典中国以良心论政传统的无可争议的继承者。因为他们在自由与平等两端上申述自由主义，所以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文化无意识状态的乡愿意识的支配下，而这又肯定会把他们试图伸张自由的思路简捷地引导向平等诉求的一端。当然，传统的学士文人与现代的知识分子表现良心或乡愿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二者可以互相转换。在现代的社会分工中，传统的学士文人转变成为现代的知识分子。虽然角色的存在方式变了，但它们的社会角色的基本规定性没有变，只是反映它们阶层角色特征的意识形态号召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异。雷蒙·阿隆所讲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就以一种价值主张与知识建构的自觉作用于大脑。“左派”、“革命”、“无产阶级”之类的社会政治神话支撑起它们谈论社会政治问题的精神大厦。其中，“左派”之所以成为这类知识分子探询政治问题的立场，是因为“左”才能表答他们基于良心的主观政治意图。这里的左派，指的并不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而是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自视为代表社会良心的人士。他们在观念上“反对权力专断、保障人民安全的自由，以合理的秩序替代传统的自发秩序或个人行动的无序的组织，对抗与生俱来的和财富带来的特权的平等”。而在行动上则“多少带有点专横武断，因为自由政府行动迟缓，受制于利益和偏见的抵抗。”11形式多样的左派要么与民族主义搭挂着，要么与帝国主义联结在一起。值得关注的则是与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关联着的左派。在前者，这种关联体现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抗和专断的警惕。在后者，这种关联则体现为对抗富人和权贵。犹如革命一样，左派的存在是长期的。“只要社会不完善，人们渴望改造它，这种情绪就会继续存在……如果拿所有已知的制度与平等或自由的抽象相比照，这些制度都该遭到谴责。”12左派的这种习性，与雷蒙·阿隆在这本著作的第三部分探讨的知识分子的特性相关。知识分子习惯于将如何争论转换成为道德争吵，而且普遍具有以胸怀全人类思索的宏愿来表达思想的强烈期望。13知识分子就此发生了“异化”。根据雷蒙·阿隆的论述，我们不难理解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对于苏联的认同，对于贪婪的资本主义的痛恨，都是由于所谓的知识分子良心使然。良心使得知识分子申述着乡愿，而无法站在时潮的前面指点政治制度出路。他们希望带给人们自由，最终却走向了认同剥夺人们自由的制度的一端。

本来，自由与平等、良心与利益，作为谈论社会政治的两个端点，是应当加以区分的。二者在历史进程中如果承前启后的话，可以化解两端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二者同时由左派表述，而且不得不陈述一种平等优先的自由主张的话，那么二者的紧张就会难以化解，最终使自由与正义（平等）双损。以良心论政的传统，肯定会造成这种局面。

三、面对现实还是解释现实

在中国，由于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分析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政治问题习以为常地采取一种以良心形式表现的道德化的解释立场,而不是直接面对政治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政治思考是悬空的。14因此，在以政治眼光优先来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古典自由主义面前，他们是很难表现自己的价值认同感的。倒是以强烈的道德眼光看待社会政治问题的新自由主义价值立场与制度诉求，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但是，以自由主义与现代政治运作的紧密关联性来看，一种只是着重于表达自己的道德关注的新自由主义，或以制度的道德化诉求来伸张社会愿望的自由立场，是无法直接给中国现代政治运转提供健康的精神动力的。因为，后起式的新自由主义较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带给我们一种既无法直面中国现实，也无法理解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解释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双重困窘。

从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跟西方社会的“现代”变迁历程的联系来分析，我们不能不看到，面对现实情况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就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上讲，当时申述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家们（主要是洛克和亚当·斯密），都不是基于一种纯粹理论的旨趣来申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相反，他们首先都是实践家。他们的价值诉求与制度呼吁直接来自于他们对于现实经济、政治活动的介入。洛克作为一名贸易专员，深刻地理解财产自由对于行动自由的前提意义。所以，他将专制权力定义为“置于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之上”的权力，而将私人财产视为公正的可靠基础，因为，“在没有私人财产和所有权的地方会有什么正义？”15于是，包括生命、自由和各种资产在内的“财产”，成为天赋自由的支撑条件，也成为阐述政府必须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下建立，以及政府只能是受托的一方，它以法律的形式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这一思想的支持理由。经济自由在此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阐述联结在一起。后来亚当·斯密更是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视角阐述自由与公正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融合了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与他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16曾经担任海关专员的斯密，对于经济自由之于政治自由的重要性，是特别清醒的。他强调“商业和制造业逐渐地引入了秩序和好的政府，以及与它们一起，引入了个人的自由与安全”。17因此，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就与限制政府的洛克政治哲学原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而两人、尤其是洛克对于权利制约权力、权力制约权利的强调，显示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与对政府作为保护公民财产的“必要的恶”的机构的定位。这使他们成为“最不尚空谈的人”。他们的理论陈述也是“简明质朴的”。18可见，古典自由主义阐述思想的理论压力，只在于寻找到一个基本制度以安顿要求规范化的政治经济活动，而不是对这种制度进行完满的理论解释。它的立意特点是可行性。它的理论诉求是权利的周遍性。它的实践着眼点是限制具有自我膨胀倾向的权力。它在陈述自己的这种理论立场的时候，所处的是一种调和性的弱势地位。19因此，它没有必要去承受面对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多方批评与攻击的压力。它只需要对于自己的主张自圆其说，就足以支撑起自己的理论立场。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则是在各方意识形态集中批评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这样的压力下出场的。因此，它的立意特点就必然是自由主义理论言述的自足性。它的理论诉求就必须转移到权力与权利、自由与利益的关联性上面。它的实践基点也就必然从人权的落实换移为分配的正义。换言之，它必须是解释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现实立意下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能否成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以罗尔斯来讲，他不满意功利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论政，将功利主义视为一种简陋的理论论证方式，并且走出一条在康德哲学的感召下，重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进而重述洛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递进线索。首先，在学科定位上，罗尔斯为了论证自由主义理论，将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式论证转换为契约主义式的论证。他在《正义论》中必须选择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证结构，就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兼综的结构。并且，罗尔斯对于自由主义价值立场与制度主张的申述，完全是服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理论论证逻辑的。他不可能象古典自由主义那样直面现实、直陈主张。正如论者评价罗尔斯的《正义论》这种论证处境时所说，“使得这本书成为在每一个意义下都是冗长的，乃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都充满了论证。”20其次，罗尔斯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关注点上，也在将个人自由问题置于“辞典序列”的优先位置的情况下，转移到分配正义的问题上面来了。这对于自由主义理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己理论诉求的基准，确定在个人自由与限制政府权力两点上。从严格的古典自由主义眼光来看，罗尔斯的这种转变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在此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为什么在罗尔斯这里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从理论上分析，原因是罗尔斯面对着功利主义在阐释自由主义时无法克服的弱点，福利资本主义（或福利社会主义）对于平等问题的挑战，和分析哲学的流行对规范理论提出的精细论证的要求。从社会政治实践上分析，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已从早期的匮乏社会转变为丰裕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就是大众的共同富裕问题，起码是大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因此，在自由主义理论遗产较为丰厚，而实践挑战又较为紧逼的情况下，历史已经没有留给罗尔斯自在地直陈自由主义的空间。他必须以解释的进路来处理自由与平等的问题。解释，就不能只是陈述原则立场，而必须向理论自足与实践可行两个要求同时负责。这是艰难的。后来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于自己《正义论》中论证的一些宗旨的修正，进而在《万民法》中对于自由主义获得认同的条件的论述，都显示了这种理论论证的艰难程度。

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在理论解释上的自足性，使它在政治实践中遭遇到的阻力趋向弱化。而且在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已经完全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制度建制已经完成，走向了论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具有一些古典自由主义不具备的优越性，比如与传统政治心理的对接，陈诉者良心压力的缓释，及与一般政治诉求的恰当对应关系等等。

但是，政治经济活动的构成性特点，则是当代社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家们拒斥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与制度诉求，重申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依据。无疑，权力对于权利的侵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政府权力需要限制是自由主义者随时需要警惕的。同时，丰裕社会的平等诉求的愿望趋于强烈，具有遮蔽自由本身的重要性的严重可能。如果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论证平等的主题上下工夫的话，自由就会处于危机状态而不被察觉。因此，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于新自由主义持一种批评立场。一方面，他们对于从功利主义以来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倾向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个人自由随时处于危机状态，对新自由主义强调平等而“做小自由”、强调公正而可能因此“做大政府”的情况感到忧虑。于是，他们再次伸张个人自由，并将自由对于公正的优先性，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再次鲜明地凸显出来。这种思路的具体衍生，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诺齐克对于最小国家的构想；一是哈耶克对于极端权力的批判。前者是针对“做大国家”的论述展开的。诺齐克通过对无政府的自然状态的讨论，得出最弱意义、最少管事的国家是可以得到道德论证的结论。同时，他认为国家所管的事情不能超过强制履行契约，防止暴力、偷窃和欺诈，否则就会侵犯到个人权利，国家的道德证明就不可能了。而且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事实上具有鼓舞人心的乌托邦作用。诺齐克直接针对国家做大的现象，将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做了再申述。21哈耶克则从“自生自发秩序”出发，讨论期望建构起完满的社会制度的企图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对于狂妄的传统社会主义式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以坚决的拒斥，对于“法治下的自由”——即对于强制的抵制与消解——加以坚定的辩护。22 二人重新确认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与制度设计，而且表现出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风格：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重述，不是象罗尔斯那样以理论的完备性为追求，而是对威胁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因素加以批判性的陈述。他们还是守护住了古典自由主义那种面对现实而不是解释现实的理论进路的。23

由上可见，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显现出了两种理论旨趣。古典自由主义面对现实，就是直接面对问题，就是因此而直接寻求解决思路与解决方法。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无法通过追求自足的自由理论与完满的制度实践，来处理他们面对的一系列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以理论的完满阐释为基本目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大多是书斋思想家，而不象古典自由主义原创思想家那样是行动家。因此，他们的解释力度要远远超过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但是，他们常常就此将自由主义构想为可以化解一切社会政治理论难题和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不公问题的全能政治理论与完备行动方案。

中国申述新自由主义价值立场与制度主张的人士直取了新自由主义解释现实，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直接面对现实的立论方式。也许，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孕生的诸种社会政治问题而言，选取解释现实的理论进路，会比选取面对现实的理论进路，在理论言述上要受到少一些的攻击。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平等作了关联性的处理之后，成熟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便给后起现代国家实践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制度方案带来了某种困难。因为，在自由主义的理论论证上，到新自由主义阶段，自由主义的理论完备性已经有了保障。而在政治实践上，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稳定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并将自由与平等的两个自由主义的制度主题结合了起来。于是，古典自由主义那种面对权力申述权利，面对强权伸张自由，面对特权申诉平等的问题针对性，就发生了语境上的重大改变。假如我们不对于自由主义的这种重大变迁抱持警觉的话，就会轻易地将接引自由主义的榫口直接对准新自由主义，而且会以为这样更有健全理论和实践方案的保障。但是，在这里我们恰恰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中国只能对接古典自由主义，而难以对接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在一个缺乏对于自由理念的普遍认同，而且同时缺乏起码稳定且有效运作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安排的国度，直接接引新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与制度轨制，只会损害公民的个人自由。因此，站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面对现实的基点上接引自由主义，才是当代中国认同自由主义的学人应当持有的理论立场。

四、边缘思想的感召力

说起来，在90 年代的自由主义论争中，之所以新自由主义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能吸引那些愿意认同现代自由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士的注意力，一方面，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论证的强势与说服力的强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一个权钱勾结、腐败丛生的转型社会里，人们若不首先对因腐败产生的社会不公表达无法克制的愤怒的话，就基本上丧失了指陈社会政治问题的资格。这是一种令人无奈的实际处境。在我们的分析视野中，申述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中国学人，当然有其让人理解的、意欲解决中国现实难题的尴尬处境问题。然而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认同新自由主义、乃至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主张的理论动因。

直白地讲，人们普遍容易认同那些更有理论感召力的思想，而这些中国学人也不例外。毕竟，古典自由主义直陈政治理念的运思方式，与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兼综现代意识形态的诸种主张而建立的理论体系相比，显然具有理论劣势：边缘性的思想24总是比立场鲜明的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理解、消化和转化。古典自由主义只是现代意识形态诸边缘的一缘，而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将现代意识形态的诸边缘模糊化，因而具有满足诸边缘诉求的融会性。

比较于新自由主义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它明确的边际界限使人对之不能有半点含糊。它的主张，简单地讲，就是两条原则：一是来自于天赋人权的个人自由。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二是来自于对权力自我膨胀的警惕，不得不随时将政府的权力限定在人们同意的限度内。这两个原则主要是由洛克奠定的。25对于这两个原则，凡是划归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范围的人士，都是毫不犹豫地加以承诺的。他们无须在繁冗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论证之后，才让人们确信自由主义是什么。后起的亚当·斯密就是用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而进一步申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的。26 而更加晚起的法国自由主义者，诸如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等，也都是在这些原则上直接强调自由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立场的。孟德斯鸠主要是以对于自由与权力的关系的思考被载入自由主义思想史的。他对专制权力严重侵害自由的批判，对法治下自由的特别强调，和对以权制权的三权分离的构思，都具有鲜明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特色。而贡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独特区分，对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的强调，及其任何主权都得由个人行使的主张，也使他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托克维尔对自由与民主的对峙关系的揭示，以及对大众民主和极端权力对自由的侵害的高度警觉，使得他在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重要性日益鲜明的时刻，显示出他独特的思想价值来。27因此，就自由主义理论的确证范围内来讲，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必须是具有柏林所讲的“刺猬”特色的思想者，而倒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必须具有柏林所指的“狐狸”的思想特色。28

在古典自由主义逐渐引领现代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它也在经受其他意识形态的批判。从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可以看出，在历史学派、社会主义、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主义的三次攻击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与制度主张受到了强大的挑战。在回应社会主义的理论压力时，功利主义中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强调，对自由主义仅仅基于疑虑政府低效率、管闲事和搬弄是非的伸言，使得自由主义者竟然对社会主义怀抱一种亲切的感情。这已经将古典自由主义的坚定立场软化了。而且他们谈论自由主义的视角焦点也发生了相当于古典自由主义的重大调整：如越来越多地采用哲学论证的方式，越来越多地针对“社会”说话而不是针对“国家”说话。29 这为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之外更多的意识形态的主张的压力之下阐述自由主义的理论，更加试图兼综各个现代意识形态思想之一“缘”开了先河。在诸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与制度主张的压力下后起的新自由主义，就此必然具有因兼综各种理论而产生的含糊性。在某种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成份足以让各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者对其诉求的价值理念与制度底线，深表同情——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哈贝马斯，尽管与罗尔斯发生了争论，但他对于人权与宪政的认可，令人瞩目。而社群主义虽然激烈批评自由主义，但它对人权与宪政的同样承诺，也使得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创造的“罗尔斯产业”怀抱信心。哈耶克所受到的攻击，与罗尔斯受到的垂注，真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新自由主义综合蕴涵着的威胁自由的危险，还是没有为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优先立场的思想家们所忽视。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当代西方思想家对此怀抱的高度警惕，体现为诺齐克对于国家的高度警觉，以及哈耶克对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妥协的批判与拒斥。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思想特质，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的那种鲜明的陈述自己思想立场的思想气质。

在当代西方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划归古典自由主义阵营的思想家与划归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所分别陈述的思想，对于中国认同自由主义的学人来讲，有着相当不同的影响维度与思想意义。比如说，罗尔斯庞大的自由主义哲学理论兼综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和康德的哲学理论，具有规避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弱点而扬其优点的理论优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理念上远远相异于早已确立起自由价值观念的西方社会，而极其希望接引这种观念与制度，却又偏偏匮乏相应的传统与现实土壤的社会来说，罗尔斯的思想确实具有恰好在完备的理论上提供信心支持的超级吸引力。试想，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将“中国问题”——欠发达不说、腐败丛生不说、就是对于自由的信仰和宪政的建立来讲——“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掉的话，它的理论魅力还能不使我们完全臣服？思想史表明，边缘思想可以满足理论立场不是太清晰者的多种价值诉求，减缓政治实践过程中的诸方阻力。因此，边缘性越强的理论，就具有越强的思想感召力。因为，其一，较强的边缘性会满足人们在一种理论里发现多种理论衍生的可能性，增强人们对于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度的满足感。其二，它会使得一种理论与后来的时代氛围相协调。今天这样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尤其增加了这种边缘性思想的宽容性及随之产生的兼容性。其三，它可以使这种理论成功避免过激化的偏执印象，满足人们对平和理论的心理需求。

哈耶克、诺齐克的意义与罗尔斯的意义是不同的。哈耶克与诺齐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坚持以及他们的理论诉求，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在一个象当代中国这样没有建立起自由的普遍信仰和稳定的宪政制度的国家，申述个人自由与限制专断的权力，绝对紧要过浮于表面的吁求公平与恩惠。辨识这一不同意义，具有着不可小觑的价值：因为在缺乏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自由与权利的基础性、优先性的情况下，申述公平就意味着取消了限制权力才可能获得的自由。这样只会将就现成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而对于兴起中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都只能是一种伤害。

当代中国陈述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立场与制度诉求的学人对于这种边缘思想的感召力是有一种自觉的。他们自觉地强调自己论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与制度安排时候的思想方式，是一种对于“第三条道路”的追求。他们从两个方向上来陈述这一选择：一是认定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必要发展出温和的中间力量，即兼顾自由与公正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理性与激情平衡的‘第三条道路’”。

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进路。另一则是借助于吉登斯对英国社会政治实践的“第三条道路”的设计，指出一个所谓的“吉登斯时代”的“共同的底线”对我们中国人具有的特殊意义。30而且他们警觉地意识到人们在“抢来本钱做生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激发的对于社会不公的高度不满，和对“公正”的急需。他们欣赏新自由主义兼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点，适惬地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左右逢源的诊治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31因此，他们对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的理论热情，远远超过对于自由价值与宪政制度的关注。他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兼综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兴趣，也远远高于对于中国语境中二者差异的区分。他们对于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的起点公正的追怀，32 亦远远超过对于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权利体系的建构、法治体系的建设、宪政制度的落实的关心。显然，新自由主义的完备理论误导了中国一些愿意认同自由主义的学人，使得他们对于中国还处于一个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卫基本自由的基本宪政制度安排的现实状态视若未睹。在此，一个完备的理论对于一个极其不完备的社会，只能起一种耽误的作用。

五、底线与期望

比较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时，必须要指出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的价值，无论如何都是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所无法包容或取代的。对于一切愿意认同自由主义的人士来讲，古典自由主义永远都是认同自由民主宪政价值人士的出发点。就此而言，所谓“共同的底线”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一底线，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调和性的某种观念。离开这一出发点，仅仅站在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承诺自由价值的基点上而主要强调公正问题，就将会毫无例外地损害自由。这是思想的逻辑和制度安排的逻辑在历史中所共同呈现的事实，而不仅仅是认同古典自由主义的人士主观的偏好所支撑住的信念。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从自由到平等、从权利到权力、从国家到社会、从做蛋糕到分蛋糕、从捍卫底线到表达期望、从一元到多元，……总之，从古典的到现代的自由主义，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按照我们对于完备理论的喜好、对于显现自己知识分子良心的执着而变换的组合。

我们必须对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的、也是所有自由主义价值必然具有的底线价值加以认定。这种底线作为自由的获得与维护的基础性价值，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所谓左翼思考，才具有健全思考问题的思想前提条件。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孤心苦诣，是我们应当理解，而不应当排斥的。这对于中国人接引自由价值观、制度安排和社会政治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也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某些继承了具有僭妄性质的“会通”传统33 的当代中国文化人，对于接引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顺序，往往容易轻薄对待。新自由主义表达的政治期望，当然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但是，目前对于中国来讲，新自由主义更多的只是对于我们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兴趣加以满足的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它还不足以构成影响我们当下社会政治实践的现实可行方案。就此我们可以断定，古典自由主义相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具有一种先在性。而新自由主义者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则具有一种后置性——这不仅仅是从思想史上出现的先后性来讲的，而且还是在两种自由主义理论的“源”与“流”、“体”与“用”的意义上讲的。政治期望不是政治底线。二者不能混同。

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必须是后置的？理由有三：其一，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点上看，它来自于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平等以及相关的民主、宪政问题的阐述。其二，从新自由主义对于自己立场的申述来看，它只是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相关立场的修正、完善而已。其三，从新自由主义得以证立(justification)自己的价值与实践方案来看，也是因为它对古典自由主义奠立的“良好秩序社会”的价值认同与宪政制度基础上，从容地表达一种对于人们获得了自由之后的关爱。因此，假如缺乏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个基础，那新自由主义就不知道在何处扎下自己陈述其理论与实践方案的根基了。如果我们舍弃古典自由主义而直接认取新自由主义，就等于舍弃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基准和实践的底线。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在历史的先起上强调古典自由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先在性。从古典自由主义出发，我们才能真正伸张自由主义的原则。否则，我们就会只期望自由主义的当代运行结果，而遗忘这一结果的基本导因。假如我们真正对现代政治的自由主义安排具有信念的话，我们就必须从古典自由主义申述的底线原则出发，而不是从新自由主义的（象罗尔斯式的“差异原则”一样的）平等原则出发。新自由主义这种类似自由主义征途上的“中转”的出发点，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旅途上真正的起点。

于是，我们进而要追问，为什么现代政治期望必须是从底线原则出发，才能表达和追求较好的、乃至于“理想”的政治运作形式呢？如果说这一进路在西方的现代历史上已经显示出某种既定的特性，那么这一进路就可以说是注定性的。除非我们完全排拒自由主义式的“现代”社会运作形式。由此，从底线出发进至理性的进路，又派生出另一个问题来，即这一进路如何可以说是注定性的呢？其一，从现代社会运作得以开始的元点来讲，它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这一基础上。人民的同意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保障，是现代政治得以具有良好秩序的前提。丧失了人民的同意，现代政治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它就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政治共同体来。其二，从现代政治得以具体运行的制度安排来看，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基本制度安排方式，构成现代政治制度有效地对国家进行管理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立于现代宪政基石上的制度基准，现代政治就会陷入极权与专制的泥潭之中。其三，从现代政治得以向更为良好的状态发展的动力来说，现代政治之所以足以给人们提供改善政治活动方式、提高政治管理效益、优化社会普遍福利、提升社会普遍道德水准的动力，就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聚合了诸种民族与诸种期望的政治中立实体，对于各个民族与利益集团都加以平等的对待，从而使得各种相异的政治主张与操作方式，相互激荡磨合，从中凸显出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理念与制度进路。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义所伸张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这些原则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所以福山才在《历史的终结》一书里宣告，一个普遍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假如我们仅仅在现代政治的底线原则的认可和建设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这一特定点上来看的话，福山的论断未必就全然没有道理。34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现代政治思想家的底线表述与理想期望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在古典自由主义所伸张的底线原则获得了较为普遍认同的西方社会，达致一个基本平等的社会状态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不管从理论角度讲，还是从历史实际看，古典自由主义申述的原则与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所期望的状态，都是不可能兼得的。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能兼得？这是因为，首先，当新自由主义着力于申述自由基点上的平等（公正）问题的时候，它必须在自己的立论题旨上着重于论证的完备性，着重于平等或公正的道德正当性与制度落实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极大的伤害自由的可能性。于是抱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人，必须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出场，捍卫自由主义的底线立场不被牺牲。诺齐克、哈耶克相比于罗尔斯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就在于此。其次，当古典自由主义在申述个人自由、权利、法治一类的基本主张的时候，它的关注中心又落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上。它阐述问题具有的立场清晰性，会使得它无法对于平等问题加以完备的论述。而且，对于自由主义来讲，常常紧要的、需要重视的是个人自由的底线有没有被侵蚀的问题。假如撇开这一问题而去论道平等，它就丧失了“古典的”立场，失去了“为自由卫道”35的资格。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公正论也就无从谈起。再次，同时兼得的思想进路所带来的理论混乱与实践困难，我们不能忽视。平等优先于自由，只能是从古至今所有政治期望与实践形式的共同理想而已。而自由优先于平等前提下的自由与平等兼得，才是现代复杂社会的独特政治理念与实践方式。需要强调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先于新自由主义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地以历史进程就可以解释的。也许此前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对于这一点有些掉以轻心，从而显露出一些历史决定论的色彩。

我们首先需要对认同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做些解释。这些问题是：其一，从理论上强调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优先于平等公正，是不是就等于不重视平等公正问题。当然不是。只是需要强调，在自由基础上讲的平等公正，才是真正的平等公正。其二，从政治实践上强调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问题与法治要求，是不是就等于不重视权钱勾结、腐败丛生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只是还要强调，仅仅从道义的角度吁求解决这些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基本的自由民主宪政建设的艰苦工作做起，克制腐败和打击权贵资本，才有实效。其三，从理论比较角度强调古典自由主义的优先性，是不是就等于忽视现代其他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政治论述与实践方案，以为它们完全没有可以借鉴之处。当然不是。只是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底线上来借鉴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乃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具有正当性保障的思路与做法，才具有促使健全的社会思维及健全的行动方案诞生的功用。舍此别无它途。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底线出发思考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界流行的兼得理想状态与底线情形的政治思想理路所具有的消极影响，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从思想界来讲，从胡适到4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者、再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习惯于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具有不同针对的理论体系胶合起来对待，导致了中国人理解自由主义的思想混乱。而这种思路投射在政治实践中，在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现代政治进程中，也表现出兼得西方所有意识形态卖弄的好处并加以中国式的超越的企图。然而，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不遵循一种有秩序的政治思想进路与政治实践进路，我们就不能走出陷溺于这种教训之中的境地。对中国而言，处于激进的思想氛围中抵制面对现实的“右翼”思维与认同解释现实36的“左翼”情结对于中国人认知现代政治理念所带来的障碍，已经到了一个总结算的时刻。

注　释：

1 关于“新左派”这一概念的学术正当性，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当那些站在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指认那些认同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并为之辩护的人士为“新左派”的时候，引起部分被指认者的愤怒。汪晖、韩毓海等先生甚至以非常粗俗的言语来谩骂这种指认——这从汪的《死火重温》序言、韩的《相约98，告别98》两文可以看出。其实，“新左派”这一分析性的术语，并不带有一种他们认定的政治判定的意味。它仅仅是一个用来分析某些具有价值立场的相对一致性的思想观点的中性辞藻而已。在汪、韩等先生十分欣赏的西方同道那里，就从来没有认为他们被人指认为“新左派”是被亵渎了。相反，他们公开以“新左派”来标示自己的理论立场与实践倾向。也许在中国学术界没有使用分析性术语的习惯，对于任何社会科学的术语又都有一种政治猜度的习性，所以才会对于一个既没有贬义也没有褒义的分析性术语表示如此的愤慨。

2 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的基本文献，可以参考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

3 参见任剑涛：《拒斥自由主义：一个观念与行动的交互分析》，2001 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

4 所谓后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主要是指美国一些持后现代哲学立场的学者，对于传统自由主义（包含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祛除其哲学和文化背景，申述其在各个不同文化背景下普遍适用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潮以哲学家理查·罗蒂为代表。他提倡的“反讽的自由主义”，典型地凸显了后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特质。参见张国清著：《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第十三章。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

5 这既可以从一些自陈认同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学者对于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表述上看出，也可以从国内主张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者的陈述引起人们的广泛认同上确认。代表人物是许纪霖、秦晖和钱永祥等先生。他们的这一思想倾向，可以从解读《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所收的许、秦诸文看出，而钱近期在《世纪中国》网上发表的《“我是谁”——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则有简明阐述。他们的主张赢得学界的某种认同，可以从新左派对于自己的“自由左翼”的命名上窥见。

6 所以柏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归纳所有自由主义流派的共性时，特别点出人权之作为一切自由主义流派的共同底线这一特点。参见《公共论丛》第一辑柏林该文。三联书店1995 年版。

7 参见诺尔曼·p·巴利著，竺乾威译：《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版。

9 参见《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与中国知识界的分化》有关文章。

10 参见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12 章。三联书店1992 年版。以及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二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11 转引自巴维雷兹，同上书，第244 页。

12 同上，第245 页。

13参见同上书，第245 页。

14 参见任剑涛：《从大同到自由：百年中国政治致思主题的转换》，刊于《开放时代》2001 年第2 期。

15 参见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卷，第七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16 同上，第203 页。

17 转引自同上，第206 页。

18 这是政治思想史家萨拜因对洛克的评价。以笔者之见，这一评价同样也适用于斯密。参见萨拜因等：《政治学说史》，下卷，第602 页。

19 这与晚近的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家阐述自己的自由主义理论时的思想状态，自然是有重大的差异。因为二者的思想处境已经大为不同了。晚近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家必须面对激进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挑战与新自由主义的普遍福利式的公正言述对于个人自由的威胁。因此，他们得将自己的价值立场划界问题鲜明地凸显出来。因此而表现出某种好斗性来。本文稍后会对此加以分析。

20 转引自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第175 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版。

21 参见诺齐克著，何怀宏等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22 参见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宪章》，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哈耶克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论述基点，与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有些相左。他将基点放到“法治”而不是“权利”上面。在这点上哈耶克等于自己开辟了自由主义的新论域。但是，以他对于自由的绝对强调来讲，他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作为的认同倾向，而与限制国家权力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就此而言，我从类型的归属上将他放到古典自由主义的维护者行列来看待。

23 就象论者指出的，“诺齐克的论证风格与罗尔斯的论证风格相当不同，他反对为了体系而强行把事实、材料挤压进一个框子的做法，反对绝对的结论。……罗尔斯的论述象一座精心设计的宝塔，看上去精致、美观、匀称、妥帖，各部分自成一体又合为一个整体。”参见中译本《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译者序言。

24 这里所谓的边缘思想，不是相当于“中心”思想而言的、被主流排斥的思想。而是指结合了各种思想的鲜明主张之“缘”而显现的具有综合性思想优势的思想。

25 参见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对于洛克思想的论述。

26 参见《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卷，第201 页。

27 参见李强：《自由主义》，第三章“自由主义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8 参见柏林：《刺猬与狐狸》，《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9 参见《经济思想的成长》第16 章对于穆勒社会主义观点的评述。以及《政治学说史》下卷第33章对穆勒思想的评论。

30 参见许纪霖先生等：《寻求“第三条道路”》，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31 这种陈述在钱永祥先生的《“我是谁”？》、以及秦晖先生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两篇文章里具有最明确的表述。

32 对于秦晖先生关注“起点公正”问题，许纪霖先生就有一个颇为恰当的评论，“如果早10 年谈，这一问题还有意义，如今在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如果还要重新落实起点公正，落实诺齐克所说的矫正的‘追溯原则’，在中国现实下就只能引发一场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参见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

33 参见任剑涛：《“会通”及其限度》，《开放时代》1998 年1、2 月号。

34 此处不对福山之论作具体分析，稍微详细一些的分析，可以参见任剑涛的《意识形态与改革的历史定位》一文中的讨论。

35 这是陈少明论述徐复观以自由为据捍卫中国传统的一个说法。参见陈著：《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潮》论徐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在此，则借以说明当代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西方学者以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捍卫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理论特质。

 

新古典主义篇3

一、自由精神的蜕变

近期中国知识界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论争，起点是新左派1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误、乃至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自由主义。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立场的学人，抗议新左派的主张，并且在此基点上展开了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述。这种抗辩性的思想论争显然带有不可避免的情绪性。但是，抛开情绪化的言论不谈，这一论争所涉及的思想与实践问题，则应当引起人们关注。

因此简单回顾这一对诘是有意义的。2首先看看新左派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这类批评集中于三个问题域：第一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内蕴含混性。他们指责汉语语境中承诺自由主义价值的人士含糊地讲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指涉不清不楚。确实，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所谓后现代自由主义，三者关注的理论焦点问题差异甚大。简单地站在权利底线讲自由主义，似乎不足以清晰地回答什么是自由主义这一问题。第二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实践缺陷性。他们指责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实践，在民族国家的内部，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公，而且只着眼于保护权贵的利益。在国际社会则倾向霸权主义，对于后起现代国家加以盘剥。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这些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权利与正义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两翼，在政治实践中确实遭遇到不少难题。这些难题正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家试图而尚未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前途黯淡性。他们指出自由主义的当代建构已经显得“力不能支”，而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则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公平社会的主导思想的趋势。仅就社群主义提出了自由主义在局部理论问题上的确当批评而言，新左派的这一指正未尝没有道理。因为以个人为基点的自由主义权利哲学与正义哲学对于社群问题的关注一向处于弱势。可以说，新左派在这三个问题域的批评，确实触及到了自由主义的关键，对于自由主义的自我确证有莫大的影响。自由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沿着实践需要的理论边界展开的，因为自由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一种以满足完备理论论证而建立起的观念体系。象罗尔斯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再到《万民法》的理论递进，实际上就是这一理论逻辑的最好反映。但是，自由主义在汉语语境中长期的尴尬处境3使得自由主义者在必须回答新左派提出的诘难的同时，也必须对自身的理论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反省。

可见，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这种对诘深入到一定层次时，各自都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内蕴加以检讨。在这样的思想逻辑左右下，蕴涵丰富的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也就有必要对于其各有侧重的理论与实践主张加以清理。于是，引出了自由主义究竟应当取什么样的基本价值主张，应当侧重于自由主义主张的什么实际制度诉求的问题。这样，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便走到了这场争论的前台。至于后现代自由主义，4则因为它在理论上的单薄，尚未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未引起汉语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此，它还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理论内部检讨的一翼。

很明显，在90 年代末期的自由主义论争中，鲜明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并不多。表达自由主义的理论倾向的人士，在认同自由主义的基点上，对于新自由主义有一种压倒性的好感。尤其是带有较为明显的福利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赢得了多数人的喝彩。5回顾90 年代自由主义的中国传播史，我们可以发现，90 年代早期的传播，采取了一种笼统的认取理路，从而模糊了自由主义理论内部的细分界限。所以，象顾准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一经发掘出来，人们都纷纷表示自己的钦佩之情。“顾准热”可以被视为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热兴起的一个象征。当然，这一象征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因为我们从中还不能确认哪种具体的自由主义理论应当是我们认同的对象。由于后来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中发出了“历史的终结”，渲染了自由主义的辉煌，使得自由主义的认同问题与中国问题和人类问题有了一个胶结点。倾向于左翼社会主义思潮的学人与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人已经无法维持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联盟。统一知识分子队伍的分裂成为一个显见的思想事件。而且，那些自觉认同自由主义的学人，在对复杂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观念清理的时候，也发现了在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出现的诸种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完全兼容。因此，继“左派”与“右派”的第一次分化，又发生了自由主义内部的第二次分化——倾向于“左派”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社会民主主义）的学人与倾向于“右派”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学人之间，又产生了对诘。再含混地提对于自由主义的认同，就显得要不就是对于自由主义内部的价值认同的分歧不理解，要不就是对于自由主义内部陈述对中国问题的解决的差异不知晓。因此，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谁更优先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问题来。

可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离中国的政治现实更近一些，或者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追求更易感染人，或因为新自由主义兼综自由与平等的制度意欲，更易满足一个转型中的社会解决改革阵痛、消解贫富对立与权力利益的结合等社会问题的愿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广更深的认同。参与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争论的学者多数都持一种标准的或准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而且，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的锋线人物吉登斯进入汉语学界，带有强烈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甚至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成为自由主义论说的主调。一时间，公正问题成为自由主义论说的最前沿问题。而对于自由的古典式伸张，变得有些羞涩甚至胆怯了。新自由主义义正辞严地谴责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或权利之外的公正问题掉以轻心，使得古典自由主义看起来成为一种与权贵资本结合的无视中国严峻现实的言论了。只有新自由主义才可望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论说带来广泛的认同。在自由主义的合唱阶段为人们所祭出的哈耶克、诺齐克自由主义思想，一时成为一些人羞于启齿的话题。而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在事实的思想构成上，倒是对罗尔斯表达了共同的好感。似乎如果我们直接对接新自由主义，就可以在思想重建与制度安顿上干净利落地解决转型中国的社会问题：既能克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向恶性的方向发展，又能促成一个普遍信仰自由而公平参与政治活动、公平获得社会回报的社会。新自由主义是否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完满状态，是否象认同新自由主义的学人想象的那样，可以将与现代进程相携发展变化的自由主义成功接引进中国社会？

在进行选择之前，先简单回顾一下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也许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回顾自由主义的成长历史，在它的原生文化语境中，它有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演进到新自由主义，再演进到后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递进过程。这一递进过程显然有历史进程限定了的顺序。我们要问，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最先出现？而后才由新自由主义回应其它政治理论的挑战？进而在后现代的背景条件下，将自由主义的现代普适性从效用上加以推论？这种由历史进程决定的理论递进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逻辑秩序。简单的讲，就是因为只有在“人”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承认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权力机构才有可能在被限定的情况下关注人们的社会处境的公平性。假如连作为一个“人”的权利都不予承认，那么所谓的公平处境问题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故而，****，这一自由主义绝对优先对待的问题相对于公平处境当然具有一定的逻辑先在性。而且它是一个“人”得到公平对待的真正基础。6只要在这种历史递进中显现的逻辑关系上寻求这种理论的社会效用，就不能僭越这种理论的历史—逻辑秩序。

于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探源是必不可少的。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理论差异，以及由此显示的社会历史指向和现代制度精神的不同，是我们今天在汉语文化语境中讨论自由主义价值诉求的时代意义，以及自由主义主张的宪政制度安排的当下功用时必须加以清理的问题。无疑，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自由对于平等具有决定性作用；平等对于自由则具有体现性意义。自由与平等在这种关系格局中，构成自由主义论述现代社会理论问题的两翼。而且，自由主义的这一底线立场，只能由坚持自由的绝对优先性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理论家们坚韧地看护着。因此，当我们质疑自由与平等二者之间哪一个具有决定性时必须坚持的立场是什么，就是一个再清楚明白不过的问题了。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自由是人们的不可褫夺的天赋权利。这种权利不可商议和质疑。否则，一切政治的正当性就无法保障。无论是说它由此成为现代政治的无可挑战的预设，还是说它由此成为现代政治必须扞卫的底线，都是在说它在现代政治运行中的轴心作用。而在理论上，无论是从政治哲学上对之加以康德式推论，或是从政治哲学上对之加以社群主义式的批判，也都是从个****利的底线上保障着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底线。只有在此基点上，人们在现代政治运作的过程中祈求的某种相对公平才是可以期望的。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我们必须将自由的绝对优先性视为从权利（法治）哲学通达正义哲学的先在条件。7进一步，从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践史看，从追求自由通向实现平等的制度实践，确实有一个首先落实政治共同体的组成成员的自由权利的优先问题，然后才可能凸显出制度上如何落实这些权利的问题。制度理念与制度实践在实际运作上只能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分析上则可以区分为先在与后起的关系。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政治的实践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试想，如果没有社会契约论（以及狭义的政府契约论）为人们提供某一政治共同体的任一成员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观念基础，没有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制权制度，哪一种制度可能将普通成员的权利放置到一个“主权”的位置来对待？最多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权利被视为可以重视的权利而已（如古典中国的民本）。只有在这一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自由底蕴被坚实地奠定之后，政治共同体成员在某种政治共同体中的权利才能制约意欲扩张权力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运行倾向。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实践所显现的三权分离制度先起，而福利制度后发的制度实践递进状态，显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此而言，论者所强调的“共和先于民主”，便是没有疑义的反映了历史过程的论点。8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后起，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先在而言，绝对不只是一种单纯时间先后意义的思想事件，而具有观念演进与实践完善的逻辑性。

从我们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历史关系的陈述上，可以看出，假如在没有确立起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的基础上，去直接嫁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就等于放弃了自由价值。就此而言，可以说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论争，实际上是在流放了底线的自由精神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是一种自由精神蜕变、甚至颓变的结果。于是，对于伸张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士来讲，不得不正视前面我们提到的问题：在汉语语境中，究竟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具有理论优先性？

二、良心压力与乡愿传统

认同(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与制度主张的人士的一个明显的思想倾向是对于公正的理论阐述与实践表现出热切期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乃至于改良后的社会主义也表现出亲合。确实，因为思想自身必然存在的模糊性，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有一定的视界融合。这些融合体现于下述几个方面：一是他们在审视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问题时，共同表现出对“公正”的偏爱，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二是他们在申述自己的理论立场时，共同体现出对罗尔斯的浓厚兴趣，远远胜过对于古典式自由主义理论（如哈耶克、诺齐克）的兴趣。三是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制度诉求时，对于社会不公的批评超过对宪政制度建设的兴趣。四是他们在申述自己对于健全的自由主义理论“判教”观时，对于新自由主义关照了自由与公平两个端点的思想优势表彰，超过对于自由之得以获得和扞卫的底线条件的留意，因而将古典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偏激的政治理论。并且，他们都在断然划分所谓经济（学）自由主义与政治（学）自由主义的界限的基础上，将底线的权利自由移植到上限的社会公正的背后，凸显了“公正至上”的社会诉求的优先性与紧迫性。

当然，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仍然有细部论证上和重大主张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他们是否承诺自由是现代社会政治的第一价值理念。但是，我们关注的不是新自由主义人士与社会主义者的异同，而是新自由主义人士为什么会从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极端重视这一底线上，一下子跳到了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公平的极端重视上去？为什么他们不仅不重视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利的强调，而且还视之为缺陷？这就得先看看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正义哲学的人士对于自己的价值立场的陈述。他们支持或同情新自由主义的理由大致有三：一是在现实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因此，要改变一些人解除了旧体制的束缚但受到保护，另一些人失去了保护却受到束缚的现实不公状态，就需要将优先对待公正问题的新自由主义置于伸张自由、权利的古典自由主义之前。二是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比古典自由主义要健全得多。因为新自由主义不是单纯地处理个****利问题，而是以一种理论上显得更为自足的“辞典序列”来处理从个****利到社会公正问题的先后安顿问题。三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是一种与中国处于变迁社会的局势相吻合的新自由主义传统。而且从目前中国的社会局面和公众的社会政治认知状况来看，新自由主义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能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总而言之，就是“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联结在一起的缘故。假如不以这种思路来对待中国社会对于权利哲学或正义哲学的理论需求，那人们所申述的问题就将是伪问题，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就是离开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处于悬空状态的东西。9在他们看来，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价值上的先后顺序，而只有谁更健全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将中国问题的自由主义式的解决，安顿在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石上，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从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汉语语境中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陈述，有理论与实践上的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从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比较的视角来讲。假如不将社会公正的要求安置在个****利或自由的基石上面，那么社会公正将是一个挂空的问题。事实上，在传统政治行动中，挂空的社会公正常常是维护政治统治或祈求统治者施舍的方便法门。而现代政治是建立在公民的自由权利基础上，因此是唯一由公民自主要求的公正社会。二是从政治哲学的理论论争上来看。基于个人自由的权利哲学一直是基于社会公正的正义哲学的基础。否则，社会公正与否就缺乏判断的价值基准。只有从“法治下的自由”出发，将个人自由置于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普适化保障之下，社会的公正才能够得到支持。缺乏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从来无法得到政治哲学的理论确证。大多数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只能表达愤怒与进行指责，而无法提出达到他们愿望的建设性方案，就是因为它们在政治哲学上将“社会公正”的个人自由前提取消或掩蔽在集体内部，于是将自己抛入了一个吁求无前提结果的尴尬境地。三是从实际的“中国问题”上来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具有双面效应。它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社会不公日趋严重。在要不要解决这些社会不公的问题上，各派的主张者并没有分歧。分歧出现在如何解释和解决社会不公。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解释，中国的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是公民的自由没有得到尊重，公民的权利没有在制度上落实。而新自由主义认为要优先由政府来处理社会不公的问题。于是，前者对于根本性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吁求，与后者对于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对现实的回应与社会的反响来看，后者显然能获得更普遍的认同。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探询的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在基本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还没有确立的社会政治格局中，那些愿意认同自由主义价值与制度安排的人士为什么宁愿弃自由主义的源头不顾，而直取自由主义的时潮呢？部分原因当然是现实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紧迫感。但是，这种主张的观念背景却更值得追究。因为它的观念源头，既与中国人谈论社会政治问题的悠久传统联系在一起，又与现代社会中论道政治问题的心理模式相贯通。从前者来看，与传统相连的源头起码有两个：一是来自于中国士大夫遗留下来的以良心论政的传统；二是中国表达政治期望传统中的乡愿意识。而后者则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良心定位——其实准确地讲是与雷蒙·阿隆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联结在一起。10

在中国传统中，以良心论政是学士文人们谈论政治的基点。良心作为论政者的精神支柱与论政问题的判断基点，必须与一切私人的、社会的实际利害关系脱钩。儒家赤裸裸的良心观由此得以支撑起古典中国学士文人的论政行动。以良心作为精神支柱，使得学士文人得以形成无私论政的公道心。这种公道心既使他们有一种不是为私利而议政的理想主义的支持，也有一种凸显自己深切的同情之心、为民请命的豪迈精神。但是，这只是在谈论道德问题时附带谈论政治问题，而不是在谈论政治问题时关注道德问题。它势必将社会问题中应当分开的各种社会要素混为一谈。这种思维定势，衍生到当今自由主义的讨论中，也就使利益的普适认定与获取利益的制度安排问题被关怀他人的道德良心的心理冲动所遮蔽。需要“硬着心肠”谈论的政治问题，被“软着心肠”的良心发作所掩盖。

良心如何在关于自由的论说中发挥轴心性作用？这与他们悲天悯人的政治心理相关。这种悲天悯人，既是他们伸张自由的心理基础，又是他们阐述平等正义的心理支撑。这里，良心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立场的知识者个人的良心，二是他们作为社会良心代言人的知识分子阶层规定性。前者具有个体心理的、强烈的良心担当意识。后者具有阶层推动的良心负荷压力。两者都是以压力的形式发挥作用的。对于思想—行动的知识主体，前者构成其内在心理压力，后者构成外在压力。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学人们在谈论“中国问题”时，将现代良心观与中国传统的良心论对接起来。于是，起点公正、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成为他们谈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唯一主题。当然，假如将起点公正安顿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面，那是值得认同的。而如果只是对于起点公正做抽象的强调，仅仅满足于掬一把高尚的眼泪，那么这种起点公正的保证条件是什么就很不清楚。而公正也就堕落为对处在社会不利状态的人们毫无用处的单纯同情而已。而且，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下的同情，等于是对于下层社会群众的恩赐式的同情，而不是基于“他们具有****因而必须有尊严地生活”这一逻辑。这种同情，和与谴责社会不公相联系的道义同情，价值都是同样有限的。

正因为如此，以良心论政，就容易走向乡愿。在古典中国，表达乡愿的常常是那些基于良心、表现同情、为民请命的学士文人。他们的高尚良心与深切同情只停留于伦理愤慨的宣泄，而没有透入到制度安排层面。于是，不从下层群众的自我权利出发去设计扞卫他们的权利的社会制度，一切良心、同情和请命，到最后都必然幻化为乡愿。因为这样的表达者都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良心发现与“民本”式的垂注下情上面。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古典中国社会的乡愿与大盗为什么可以那么从容地结合起来，构成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思想政治联盟。大盗与乡愿常常可以恣肆下层社会，还能把自己的这种态度修饰成为下层民众的长远利益着想。而且，乡愿与大盗的配置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所谓以良心论政的方式受到有意无意的鼓励和强化：一是乡愿工媚大盗；二是大盗利用乡愿；三是乡愿与大盗合谋；四是乡愿与大盗不谋而合。这样，古典中国的论政方式，就单纯化为学士文人的良知愿望的呼吁，而严格地从政治游戏的视角提出限定权力的游戏规则的制度构思则完全付诸阙如。传统的乡愿以大盗的横暴权力为作用背景，因此无法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具体影响。故而乡愿仅仅成为传统政治的修饰。它在现代背景条件下的作用则有所不同。这种乡愿如何在现代背景下发生作用呢？如此提问，就将乡愿的单纯道德良知的呼吁——呼吁人们或“有关部门”重视社会的不公或冤屈的下情，而无视他们得以享有自由与权利的利益基础和制度保证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就此而言，相比较于古典自由主义，直接站在新自由主义立场的论政者，可以说是古典中国以良心论政传统的无可争议的继承者。因为他们在自由与平等两端上申述自由主义，所以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文化无意识状态的乡愿意识的支配下，而这又肯定会把他们试图伸张自由的思路简捷地引导向平等诉求的一端。当然，传统的学士文人与现代的知识分子表现良心或乡愿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二者可以互相转换。在现代的社会分工中，传统的学士文人转变成为现代的知识分子。虽然角色的存在方式变了，但它们的社会角色的基本规定性没有变，只是反映它们阶层角色特征的意识形态号召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异。雷蒙·阿隆所讲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就以一种价值主张与知识建构的自觉作用于大脑。“左派”、“革命”、“无产阶级”之类的社会政治神话支撑起它们谈论社会政治问题的精神大厦。其中，“左派”之所以成为这类知识分子探询政治问题的立场，是因为“左”才能表答他们基于良心的主观政治意图。这里的左派，指的并不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而是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自视为代表社会良心的人士。他们在观念上“反对权力专断、保障人民安全的自由，以合理的秩序替代传统的自发秩序或个人行动的无序的组织，对抗与生俱来的和财富带来的特权的平等”。而在行动上则“多少带有点专横武断，因为自由政府行动迟缓，受制于利益和偏见的抵抗。”11形式多样的左派要么与民族主义搭挂着，要么与帝国主义联结在一起。值得关注的则是与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关联着的左派。在前者，这种关联体现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抗和专断的警惕。在后者，这种关联则体现为对抗富人和权贵。犹如革命一样，左派的存在是长期的。“只要社会不完善，人们渴望改造它，这种情绪就会继续存在……如果拿所有已知的制度与平等或自由的抽象相比照，这些制度都该遭到谴责。”12左派的这种习性，与雷蒙·阿隆在这本着作的第三部分探讨的知识分子的特性相关。知识分子习惯于将如何争论转换成为道德争吵，而且普遍具有以胸怀全人类思索的宏愿来表达思想的强烈期望。13知识分子就此发生了“异化”。根据雷蒙·阿隆的论述，我们不难理解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对于苏联的认同，对于贪婪的资本主义的痛恨，都是由于所谓的知识分子良心使然。良心使得知识分子申述着乡愿，而无法站在时潮的前面指点政治制度出路。他们希望带给人们自由，最终却走向了认同剥夺人们自由的制度的一端。

本来，自由与平等、良心与利益，作为谈论社会政治的两个端点，是应当加以区分的。二者在历史进程中如果承前启后的话，可以化解两端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二者同时由左派表述，而且不得不陈述一种平等优先的自由主张的话，那么二者的紧张就会难以化解，最终使自由与正义（平等）双损。以良心论政的传统，肯定会造成这种局面。

三、面对现实还是解释现实

在中国，由于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分析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政治问题习以为常地采取一种以良心形式表现的道德化的解释立场,而不是直接面对政治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政治思考是悬空的。14因此，在以政治眼光优先来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古典自由主义面前，他们是很难表现自己的价值认同感的。倒是以强烈的道德眼光看待社会政治问题的新自由主义价值立场与制度诉求，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但是，以自由主义与现代政治运作的紧密关联性来看，一种只是着重于表达自己的道德关注的新自由主义，或以制度的道德化诉求来伸张社会愿望的自由立场，是无法直接给中国现代政治运转提供健康的精神动力的。因为，后起式的新自由主义较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带给我们一种既无法直面中国现实，也无法理解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解释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双重困窘。

从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跟西方社会的“现代”变迁历程的联系来分析，我们不能不看到，面对现实情况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就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上讲，当时申述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家们（主要是洛克和亚当·斯密），都不是基于一种纯粹理论的旨趣来申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相反，他们首先都是实践家。他们的价值诉求与制度呼吁直接来自于他们对于现实经济、政治活动的介入。洛克作为一名贸易专员，深刻地理解财产自由对于行动自由的前提意义。所以，他将****权力定义为“置于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之上”的权力，而将私人财产视为公正的可靠基础，因为，“在没有私人财产和所有权的地方会有什么正义？”15于是，包括生命、自由和各种资产在内的“财产”，成为天赋自由的支撑条件，也成为阐述政府必须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下建立，以及政府只能是受托的一方，它以法律的形式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这一思想的支持理由。经济自由在此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阐述联结在一起。后来亚当·斯密更是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视角阐述自由与公正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融合了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与他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16曾经担任海关专员的斯密，对于经济自由之于政治自由的重要性，是特别清醒的。他强调“商业和制造业逐渐地引入了秩序和好的政府，以及与它们一起，引入了个人的自由与安全”。17因此，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就与限制政府的洛克政治哲学原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而两人、尤其是洛克对于权利制约权力、权力制约权利的强调，显示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与对政府作为保护公民财产的“必要的恶”的机构的定位。这使他们成为“最不尚空谈的人”。他们的理论陈述也是“简明质朴的”。18可见，古典自由主义阐述思想的理论压力，只在于寻找到一个基本制度以安顿要求规范化的政治经济活动，而不是对这种制度进行完满的理论解释。它的立意特点是可行性。它的理论诉求是权利的周遍性。它的实践着眼点是限制具有自我膨胀倾向的权力。它在陈述自己的这种理论立场的时候，所处的是一种调和性的弱势地位。19因此，它没有必要去承受面对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多方批评与攻击的压力。它只需要对于自己的主张自圆其说，就足以支撑起自己的理论立场。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则是在各方意识形态集中批评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这样的压力下出场的。因此，它的立意特点就必然是自由主义理论言述的自足性。它的理论诉求就必须转移到权力与权利、自由与利益的关联性上面。它的实践基点也就必然从****的落实换移为分配的正义。换言之，它必须是解释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现实立意下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能否成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以罗尔斯来讲，他不满意功利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论政，将功利主义视为一种简陋的理论论证方式，并且走出一条在康德哲学的感召下，重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进而重述洛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递进线索。首先，在学科定位上，罗尔斯为了论证自由主义理论，将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式论证转换为契约主义式的论证。他在《正义论》中必须选择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证结构，就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兼综的结构。并且，罗尔斯对于自由主义价值立场与制度主张的申述，完全是服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理论论证逻辑的。他不可能象古典自由主义那样直面现实、直陈主张。正如论者评价罗尔斯的《正义论》这种论证处境时所说，“使得这本书成为在每一个意义下都是冗长的，乃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都充满了论证。”20其次，罗尔斯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关注点上，也在将个人自由问题置于“辞典序列”的优先位置的情况下，转移到分配正义的问题上面来了。这对于自由主义理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己理论诉求的基准，确定在个人自由与限制政府权力两点上。从严格的古典自由主义眼光来看，罗尔斯的这种转变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在此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为什么在罗尔斯这里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从理论上分析，原因是罗尔斯面对着功利主义在阐释自由主义时无法克服的弱点，福利资本主义（或福利社会主义）对于平等问题的挑战，和分析哲学的流行对规范理论提出的精细论证的要求。从社会政治实践上分析，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已从早期的匮乏社会转变为丰裕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就是大众的共同富裕问题，起码是大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因此，在自由主义理论遗产较为丰厚，而实践挑战又较为紧逼的情况下，历史已经没有留给罗尔斯自在地直陈自由主义的空间。他必须以解释的进路来处理自由与平等的问题。解释，就不能只是陈述原则立场，而必须向理论自足与实践可行两个要求同时负责。这是艰难的。后来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于自己《正义论》中论证的一些宗旨的修正，进而在《万民法》中对于自由主义获得认同的条件的论述，都显示了这种理论论证的艰难程度。

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在理论解释上的自足性，使它在政治实践中遭遇到的阻力趋向弱化。而且在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已经完全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制度建制已经完成，走向了论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具有一些古典自由主义不具备的优越性，比如与传统政治心理的对接，陈诉者良心压力的缓释，及与一般政治诉求的恰当对应关系等等。

但是，政治经济活动的构成性特点，则是当代社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家们拒斥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与制度诉求，重申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依据。无疑，权力对于权利的侵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政府权力需要限制是自由主义者随时需要警惕的。同时，丰裕社会的平等诉求的愿望趋于强烈，具有遮蔽自由本身的重要性的严重可能。如果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论证平等的主题上下工夫的话，自由就会处于危机状态而不被察觉。因此，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于新自由主义持一种批评立场。一方面，他们对于从功利主义以来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倾向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个人自由随时处于危机状态，对新自由主义强调平等而“做小自由”、强调公正而可能因此“做大政府”的情况感到忧虑。于是，他们再次伸张个人自由，并将自由对于公正的优先性，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再次鲜明地凸显出来。这种思路的具体衍生，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诺齐克对于最小国家的构想；一是哈耶克对于极端权力的批判。前者是针对“做大国家”的论述展开的。诺齐克通过对无政府的自然状态的讨论，得出最弱意义、最少管事的国家是可以得到道德论证的结论。同时，他认为国家所管的事情不能超过强制履行契约，防止暴力、偷窃和欺诈，否则就会侵犯到个****利，国家的道德证明就不可能了。而且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事实上具有鼓舞人心的乌托邦作用。诺齐克直接针对国家做大的现象，将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做了再申述。21哈耶克则从“自生自发秩序”出发，讨论期望建构起完满的社会制度的企图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对于狂妄的传统社会主义式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以坚决的拒斥，对于“法治下的自由”——即对于强制的抵制与消解——加以坚定的辩护。22 二人重新确认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与制度设计，而且表现出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风格：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重述，不是象罗尔斯那样以理论的完备性为追求，而是对威胁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因素加以批判性的陈述。他们还是守护住了古典自由主义那种面对现实而不是解释现实的理论进路的。23

由上可见，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显现出了两种理论旨趣。古典自由主义面对现实，就是直接面对问题，就是因此而直接寻求解决思路与解决方法。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无法通过追求自足的自由理论与完满的制度实践，来处理他们面对的一系列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以理论的完满阐释为基本目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大多是书斋思想家，而不象古典自由主义原创思想家那样是行动家。因此，他们的解释力度要远远超过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但是，他们常常就此将自由主义构想为可以化解一切社会政治理论难题和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不公问题的全能政治理论与完备行动方案。

中国申述新自由主义价值立场与制度主张的人士直取了新自由主义解释现实，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直接面对现实的立论方式。也许，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孕生的诸种社会政治问题而言，选取解释现实的理论进路，会比选取面对现实的理论进路，在理论言述上要受到少一些的攻击。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平等作了关联性的处理之后，成熟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便给后起现代国家实践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制度方案带来了某种困难。因为，在自由主义的理论论证上，到新自由主义阶段，自由主义的理论完备性已经有了保障。而在政治实践上，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稳定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并将自由与平等的两个自由主义的制度主题结合了起来。于是，古典自由主义那种面对权力申述权利，面对强权伸张自由，面对特权申诉平等的问题针对性，就发生了语境上的重大改变。假如我们不对于自由主义的这种重大变迁抱持警觉的话，就会轻易地将接引自由主义的榫口直接对准新自由主义，而且会以为这样更有健全理论和实践方案的保障。但是，在这里我们恰恰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中国只能对接古典自由主义，而难以对接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在一个缺乏对于自由理念的普遍认同，而且同时缺乏起码稳定且有效运作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安排的国度，直接接引新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与制度轨制，只会损害公民的个人自由。因此，站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面对现实的基点上接引自由主义，才是当代中国认同自由主义的学人应当持有的理论立场。

四、边缘思想的感召力

说起来，在90 年代的自由主义论争中，之所以新自由主义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能吸引那些愿意认同现代自由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士的注意力，一方面，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论证的强势与说服力的强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一个权钱勾结、****丛生的转型社会里，人们若不首先对因****产生的社会不公表达无法克制的愤怒的话，就基本上丧失了指陈社会政治问题的资格。这是一种令人无奈的实际处境。在我们的分析视野中，申述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中国学人，当然有其让人理解的、意欲解决中国现实难题的尴尬处境问题。然而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认同新自由主义、乃至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主张的理论动因。

直白地讲，人们普遍容易认同那些更有理论感召力的思想，而这些中国学人也不例外。毕竟，古典自由主义直陈政治理念的运思方式，与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兼综现代意识形态的诸种主张而建立的理论体系相比，显然具有理论劣势：边缘性的思想24总是比立场鲜明的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理解、消化和转化。古典自由主义只是现代意识形态诸边缘的一缘，而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将现代意识形态的诸边缘模糊化，因而具有满足诸边缘诉求的融会性。

比较于新自由主义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它明确的边际界限使人对之不能有半点含糊。它的主张，简单地讲，就是两条原则：一是来自于天赋****的个人自由。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二是来自于对权力自我膨胀的警惕，不得不随时将政府的权力限定在人们同意的限度内。这两个原则主要是由洛克奠定的。25对于这两个原则，凡是划归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范围的人士，都是毫不犹豫地加以承诺的。他们无须在繁冗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论证之后，才让人们确信自由主义是什么。后起的亚当·斯密就是用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而进一步申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的。26 而更加晚起的法国自由主义者，诸如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等，也都是在这些原则上直接强调自由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立场的。孟德斯鸠主要是以对于自由与权力的关系的思考被载入自由主义思想史的。他对****权力严重侵害自由的批判，对法治下自由的特别强调，和对以权制权的三权分离的构思，都具有鲜明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特色。而贡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独特区分，对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的强调，及其任何主权都得由个人行使的主张，也使他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托克维尔对自由与民主的对峙关系的揭示，以及对大众民主和极端权力对自由的侵害的高度警觉，使得他在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重要性日益鲜明的时刻，显示出他独特的思想价值来。27因此，就自由主义理论的确证范围内来讲，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必须是具有柏林所讲的“刺猬”特色的思想者，而倒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必须具有柏林所指的“狐狸”的思想特色。28

在古典自由主义逐渐引领现代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它也在经受其他意识形态的批判。从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可以看出，在历史学派、社会主义、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主义的三次攻击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与制度主张受到了强大的挑战。在回应社会主义的理论压力时，功利主义中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强调，对自由主义仅仅基于疑虑政府低效率、管闲事和搬弄是非的伸言，使得自由主义者竟然对社会主义怀抱一种亲切的感情。这已经将古典自由主义的坚定立场软化了。而且他们谈论自由主义的视角焦点也发生了相当于古典自由主义的重大调整：如越来越多地采用哲学论证的方式，越来越多地针对“社会”说话而不是针对“国家”说话。29 这为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之外更多的意识形态的主张的压力之下阐述自由主义的理论，更加试图兼综各个现代意识形态思想之一“缘”开了先河。在诸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与制度主张的压力下后起的新自由主义，就此必然具有因兼综各种理论而产生的含糊性。在某种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成份足以让各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者对其诉求的价值理念与制度底线，深表同情——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哈贝马斯，尽管与罗尔斯发生了争论，但他对于****与宪政的认可，令人瞩目。而社群主义虽然激烈批评自由主义，但它对****与宪政的同样承诺，也使得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创造的“罗尔斯产业”怀抱信心。哈耶克所受到的攻击，与罗尔斯受到的垂注，真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新自由主义综合蕴涵着的威胁自由的危险，还是没有为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优先立场的思想家们所忽视。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当代西方思想家对此怀抱的高度警惕，体现为诺齐克对于国家的高度警觉，以及哈耶克对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妥协的批判与拒斥。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思想特质，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的那种鲜明的陈述自己思想立场的思想气质。

在当代西方着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划归古典自由主义阵营的思想家与划归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所分别陈述的思想，对于中国认同自由主义的学人来讲，有着相当不同的影响维度与思想意义。比如说，罗尔斯庞大的自由主义哲学理论兼综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和康德的哲学理论，具有规避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弱点而扬其优点的理论优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理念上远远相异于早已确立起自由价值观念的西方社会，而极其希望接引这种观念与制度，却又偏偏匮乏相应的传统与现实土壤的社会来说，罗尔斯的思想确实具有恰好在完备的理论上提供信心支持的超级吸引力。试想，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将“中国问题”——欠发达不说、****丛生不说、就是对于自由的信仰和宪政的建立来讲——“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掉的话，它的理论魅力还能不使我们完全臣服？思想史表明，边缘思想可以满足理论立场不是太清晰者的多种价值诉求，减缓政治实践过程中的诸方阻力。因此，边缘性越强的理论，就具有越强的思想感召力。因为，其一，较强的边缘性会满足人们在一种理论里发现多种理论衍生的可能性，增强人们对于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度的满足感。其二，它会使得一种理论与后来的时代氛围相协调。今天这样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尤其增加了这种边缘性思想的宽容性及随之产生的兼容性。其三，它可以使这种理论成功避免过激化的偏执印象，满足人们对平和理论的心理需求。

哈耶克、诺齐克的意义与罗尔斯的意义是不同的。哈耶克与诺齐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坚持以及他们的理论诉求，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在一个象当代中国这样没有建立起自由的普遍信仰和稳定的宪政制度的国家，申述个人自由与限制专断的权力，绝对紧要过浮于表面的吁求公平与恩惠。辨识这一不同意义，具有着不可小觑的价值：因为在缺乏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自由与权利的基础性、优先性的情况下，申述公平就意味着取消了限制权力才可能获得的自由。这样只会将就现成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而对于兴起中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都只能是一种伤害。

当代中国陈述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立场与制度诉求的学人对于这种边缘思想的感召力是有一种自觉的。他们自觉地强调自己论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与制度安排时候的思想方式，是一种对于“第三条道路”的追求。他们从两个方向上来陈述这一选择：一是认定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必要发展出温和的中间力量，即兼顾自由与公正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理性与激情平衡的‘第三条道路’”。

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进路。另一则是借助于吉登斯对英国社会政治实践的“第三条道路”的设计，指出一个所谓的“吉登斯时代”的“共同的底线”对我们中国人具有的特殊意义。30而且他们警觉地意识到人们在“抢来本钱做生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激发的对于社会不公的高度不满，和对“公正”的急需。他们欣赏新自由主义兼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点，适惬地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左右逢源的诊治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31因此，他们对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的理论热情，远远超过对于自由价值与宪政制度的关注。他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兼综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兴趣，也远远高于对于中国语境中二者差异的区分。他们对于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的起点公正的追怀，32 亦远远超过对于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权利体系的建构、法治体系的建设、宪政制度的落实的关心。显然，新自由主义的完备理论误导了中国一些愿意认同自由主义的学人，使得他们对于中国还处于一个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扞卫基本自由的基本宪政制度安排的现实状态视若未睹。在此，一个完备的理论对于一个极其不完备的社会，只能起一种耽误的作用。

五、底线与期望

比较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时，必须要指出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的价值，无论如何都是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所无法包容或取代的。对于一切愿意认同自由主义的人士来讲，古典自由主义永远都是认同自由民主宪政价值人士的出发点。就此而言，所谓“共同的底线”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一底线，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调和性的某种观念。离开这一出发点，仅仅站在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承诺自由价值的基点上而主要强调公正问题，就将会毫无例外地损害自由。这是思想的逻辑和制度安排的逻辑在历史中所共同呈现的事实，而不仅仅是认同古典自由主义的人士主观的偏好所支撑住的信念。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从自由到平等、从权利到权力、从国家到社会、从做蛋糕到分蛋糕、从扞卫底线到表达期望、从一元到多元，……总之，从古典的到现代的自由主义，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按照我们对于完备理论的喜好、对于显现自己知识分子良心的执着而变换的组合。

我们必须对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的、也是所有自由主义价值必然具有的底线价值加以认定。这种底线作为自由的获得与维护的基础性价值，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所谓左翼思考，才具有健全思考问题的思想前提条件。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孤心苦诣，是我们应当理解，而不应当排斥的。这对于中国人接引自由价值观、制度安排和社会政治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也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某些继承了具有僭妄性质的“会通”传统33 的当代中国文化人，对于接引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顺序，往往容易轻薄对待。新自由主义表达的政治期望，当然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但是，目前对于中国来讲，新自由主义更多的只是对于我们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兴趣加以满足的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它还不足以构成影响我们当下社会政治实践的现实可行方案。就此我们可以断定，古典自由主义相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具有一种先在性。而新自由主义者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则具有一种后置性——这不仅仅是从思想史上出现的先后性来讲的，而且还是在两种自由主义理论的“源”与“流”、“体”与“用”的意义上讲的。政治期望不是政治底线。二者不能混同。

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必须是后置的？理由有三：其一，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点上看，它来自于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平等以及相关的民主、宪政问题的阐述。其二，从新自由主义对于自己立场的申述来看，它只是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相关立场的修正、完善而已。其三，从新自由主义得以证立(justification)自己的价值与实践方案来看，也是因为它对古典自由主义奠立的“良好秩序社会”的价值认同与宪政制度基础上，从容地表达一种对于人们获得了自由之后的关爱。因此，假如缺乏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个基础，那新自由主义就不知道在何处扎下自己陈述其理论与实践方案的根基了。如果我们舍弃古典自由主义而直接认取新自由主义，就等于舍弃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基准和实践的底线。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在历史的先起上强调古典自由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先在性。从古典自由主义出发，我们才能真正伸张自由主义的原则。否则，我们就会只期望自由主义的当代运行结果，而遗忘这一结果的基本导因。假如我们真正对现代政治的自由主义安排具有信念的话，我们就必须从古典自由主义申述的底线原则出发，而不是从新自由主义的（象罗尔斯式的“差异原则”一样的）平等原则出发。新自由主义这种类似自由主义征途上的“中转”的出发点，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旅途上真正的起点。

于是，我们进而要追问，为什么现代政治期望必须是从底线原则出发，才能表达和追求较好的、乃至于“理想”的政治运作形式呢？如果说这一进路在西方的现代历史上已经显示出某种既定的特性，那么这一进路就可以说是注定性的。除非我们完全排拒自由主义式的“现代”社会运作形式。由此，从底线出发进至理性的进路，又派生出另一个问题来，即这一进路如何可以说是注定性的呢？其一，从现代社会运作得以开始的元点来讲，它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这一基础上。人民的同意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保障，是现代政治得以具有良好秩序的前提。丧失了人民的同意，现代政治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它就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政治共同体来。其二，从现代政治得以具体运行的制度安排来看，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基本制度安排方式，构成现代政治制度有效地对国家进行管理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立于现代宪政基石上的制度基准，现代政治就会陷入极权与****的泥潭之中。其三，从现代政治得以向更为良好的状态发展的动力来说，现代政治之所以足以给人们提供改善政治活动方式、提高政治管理效益、优化社会普遍福利、提升社会普遍道德水准的动力，就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聚合了诸种民族与诸种期望的政治中立实体，对于各个民族与利益集团都加以平等的对待，从而使得各种相异的政治主张与操作方式，相互激荡磨合，从中凸显出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理念与制度进路。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义所伸张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这些原则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所以福山才在《历史的终结》一书里宣告，一个普遍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假如我们仅仅在现代政治的底线原则的认可和建设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这一特定点上来看的话，福山的论断未必就全然没有道理。34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现代政治思想家的底线表述与理想期望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在古典自由主义所伸张的底线原则获得了较为普遍认同的西方社会，达致一个基本平等的社会状态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不管从理论角度讲，还是从历史实际看，古典自由主义申述的原则与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所期望的状态，都是不可能兼得的。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能兼得？这是因为，首先，当新自由主义着力于申述自由基点上的平等（公正）问题的时候，它必须在自己的立论题旨上着重于论证的完备性，着重于平等或公正的道德正当性与制度落实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极大的伤害自由的可能性。于是抱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人，必须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出场，扞卫自由主义的底线立场不被牺牲。诺齐克、哈耶克相比于罗尔斯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就在于此。其次，当古典自由主义在申述个人自由、权利、法治一类的基本主张的时候，它的关注中心又落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上。它阐述问题具有的立场清晰性，会使得它无法对于平等问题加以完备的论述。而且，对于自由主义来讲，常常紧要的、需要重视的是个人自由的底线有没有被侵蚀的问题。假如撇开这一问题而去论道平等，它就丧失了“古典的”立场，失去了“为自由卫道”35的资格。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公正论也就无从谈起。再次，同时兼得的思想进路所带来的理论混乱与实践困难，我们不能忽视。平等优先于自由，只能是从古至今所有政治期望与实践形式的共同理想而已。而自由优先于平等前提下的自由与平等兼得，才是现代复杂社会的独特政治理念与实践方式。需要强调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先于新自由主义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地以历史进程就可以解释的。也许此前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对于这一点有些掉以轻心，从而显露出一些历史决定论的色彩。

我们首先需要对认同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做些解释。这些问题是：其一，从理论上强调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优先于平等公正，是不是就等于不重视平等公正问题。当然不是。只是需要强调，在自由基础上讲的平等公正，才是真正的平等公正。其二，从政治实践上强调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问题与法治要求，是不是就等于不重视权钱勾结、****丛生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只是还要强调，仅仅从道义的角度吁求解决这些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基本的自由民主宪政建设的艰苦工作做起，克制****和打击权贵资本，才有实效。其三，从理论比较角度强调古典自由主义的优先性，是不是就等于忽视现代其他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政治论述与实践方案，以为它们完全没有可以借鉴之处。当然不是。只是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底线上来借鉴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乃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具有正当性保障的思路与做法，才具有促使健全的社会思维及健全的行动方案诞生的功用。舍此别无它途。

新古典主义篇4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什么是现代性呢？简言之，就是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东西。现代性的核心是现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正是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使文学具有了自觉性，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如回应现代性、呼吁理性精神的启蒙主义、反抗理性桎梏和城市文明束缚的浪漫主义、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黑暗、堕落的现实主义以及全面抗议现代性导致的异化的现代主义等。那么，古典主义是什么？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政治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那么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呢？吉登斯的定义是：“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2]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催生的和赖以存在的政治实体，它相对于朝代国家而言。传统国家是朝代国家，其合法性在于神意，君主不是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而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wWW.133229.coM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于民意，国家是以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这是理性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充分形式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其前身或初级形式是被吉登斯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吉登斯认为：“在绝对主义（absolutist）国家中，我们发现了与传统国家这一形态的断裂，这预示着继之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自绝对主义（absolutism）时代始，与非个人的行政权力观念相联系的主权观念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治理念，就已逐步成为现代国家的组成部分。”[3]法国路易十四王朝就是典型的“绝对主义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一方面联合新兴的市民阶级压制封建贵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它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封建王朝，因此只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初级形式。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君主****是“作为文明的中心、作为民族统一的奠基者”[4]而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欧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运动是与争取实现现代性的运动相始终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之一。

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历史地提出来的。中国传统国家也是朝代国家，是一家一姓的“朝代”，“朕即国家”，家天下；皇权的合法性在于天意，而不是民族的代表。同时，由于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不承认还有其他平等的国家，因此也不把自己看作是“国家”，而是看作“天下”。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之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才被提出来，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就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从根本上说，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与实现现代性的任务应当是一致的。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也得到推进；同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也成为建设现代性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中国却与欧洲不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与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产生了冲突。中国本土没有自发地产生现代性的条件，只能从西方引进。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是外发型的，是由西方引进而非从自身产生的，因此具有外源性；是由于落后挨打不得不进行的选择，而非由于自身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诉求，因此具有外迫性。外源性导致中国现代性缺乏传统的“支援意识”；外迫性导致中国现代性诉求不坚定。因此，中国现代性先天不足，容易夭折。而由于中国处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首先争取民族独立，反抗西方列强。这样，实现现代性要求向西方学习，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则要求反抗西方。这样，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冲突：要实现现代性就必须学习西方，走西方的道路，从而导致反传统；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走反西方的道路，从而导致认同传统，从传统中获取“支援意识”。中国必须进行两难的选择。由于民族危亡的迫切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不得不牺牲现代性，甚至反现代性。这就是说，20世纪中国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实现现代性，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采取反（西方）现代性的立场。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革命的历史阶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性的任务还大体上一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引进科学、民主并行不悖，因此启蒙主义（包括文学启蒙主义）是主潮。但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开展数年，启蒙任务远没有完成，社会革命风暴突起，启蒙运动中止。这时，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矛盾突现。由于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失败，于是选择以反（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是采用了非西方的革命道路，都接受了苏联的政治革命模式，其历史任务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实现科学、民主的现代性任务被搁置，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这就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真正涵义。这种历史要求使五四启蒙主义中断，新古典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新古典主义都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这是新古典主义的根本性质。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动员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力量。特别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更需要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的支持，以造就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支持绝对主义国家的文化力量是政治理性。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宰相黎塞留大力提倡新古典主义，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英国的王政复辟时期也产生了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高扬理性，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也是文学的本质。认为理性就是真实，就是自然。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提出：

“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

这个理性是群体理性。新古典主义的群体理性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正面回应。它强调个体情感、欲望必须服从国家、社会的责任。新古典主义悲剧就突现了个体对社会责任的牺牲而显示的崇高。第二，尊崇古代文学典范，强调服从权威，认为“摹仿自然就是摹仿古代准则”（蒲泊）。第三，认为文学形象应当体现某种普遍人性，形成人物形象的“类型”说。蒲泊就提出“诗人的任务是细查类型，而非细查个别”。第四，“高级的题材”和崇高的风格。新古典主义具有贵族文学的精神气质，它认为悲剧反映上层社会生活，是高级题材；而喜剧反映下层社会生活，是低级题材（布瓦洛）。古典主义往往选取古希腊、罗马的题材，描写宫廷贵族的生活。它的语言典雅、气质高贵、风格崇高，表现人性的伟大。第五，讲求艺术规范，认为共同规范比个性创造更为重要。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给戏剧制定了不容违反的形式规则。这是理性主义在文学形式上的表现。

新古典主义产生于法国，也流传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诸国。但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苏联的新古典主义即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这是吉登斯说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要求政治理性的支持，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文学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于是，按照国家意志，就造就了苏联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个文学思潮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称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新古典主义，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二者的历史定位不同。现实主义不认同现代性，不顺应国家意识形态，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抨击，因此具有了文学现代性；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绝对主义国家”的认同，顺应国家意识形态，以肯定现实为主要倾向，因此是前现代性的文学。

第二，二者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同。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人道主义，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政治理性即国家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关注小人物的个体的命运，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注阶级的命运和国家的责任。

第三，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主张客观性，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所谓“反映现实的本质”是被意识形态立场所规定的，因此更强调文学的理想性和意识形态性。

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自称继承了现实主义精神，但实质上对19世纪现实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文学形式，缺乏理想性，只批判不肯定，不能反映现实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趋势等等，这样就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品质。

第五，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性质除了上述表现以外，还体现为诸如“典型化”等形式规范以及崇高的风格。总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符合了新古典主义的尊崇理性、讲求规范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历史条件为新古典主义铺就了丰厚的土壤，造就了中国新古典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处于启蒙时代，启蒙理性成为时代精神。五四文学思潮一直被错误地称为五四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实际上属于启蒙主义，这是由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决定的：它呼吁和讴歌现科学、民主，批判封建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正面回应。1但是，启蒙运动行之未久，由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革命取代了启蒙。社会革命需要新古典主义，也产生和延续了新古典主义，法国大革命如此，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也如此。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手段的中国革命，需要政治理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支持。因此，五四以后，苏联的新古典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引进，启蒙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定位在于适应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在中国，这个历史任务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革命胜利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用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需要政治理性的支持，因此作为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文学的主导思想，新古典主义不仅被延续，而且更为彻底，也走向僵化。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翼文学运动、抗战文学和延安整风，以及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新古典主义形成、发展，直到“文革”推出“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而走向终结，新古典主义主导了中国文坛达半个多世纪。

此外，新古典主义的产生也有中国文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正如欧洲新古典主义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理性精神一样，中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也继承了古典文学的理性传统。中国文学本身具有强大的理性传统，只不过这个理性不是现性，而是前现代的道德理性。五四文学虽然冲击了传统理性，但并没有使之寿终正寝。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理性转化为新的政治理性，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新古典主义文学。五四文学的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没有来自传统的“支援意识”，因此中途夭折。而中国顺利地接受了苏联的新古典主义，且根基深固、持续长久，则有赖于理性主义文学传统的“支援意识”。

无论是“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两结合”，都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体，都是新古典主义的中国形式。中国的新古典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一直都在理论上批判现实主义，自认为是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革命。五四启蒙主义被误解为现实主义，并被归结为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一类。它的科学、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启蒙任务和对“国民性”的批判被认为是过时的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引进中国之初，就鲜明地针对现实主义和五四启蒙主义（被当作现实主义）。周扬认为：“现实主义者攻击了现实的丑恶，暴露了缺点，但是他们止于批评，并没有积极的建树。”“由于作家世界观的桎梏和缺陷，它并没有达到生活的真实的全面的反映。”2周扬还认为，旧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已经过时了，革命现实主义应当变批判为歌颂，因为“现在，阿q们抬起头来了。关于觉醒了的阿q值得写一部更大的作品”。3《讲话》发表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加强，而粉饰现实的倾向日益加强。这样。革命文学就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批判性。革命文学自称为“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自认为克服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缺陷，同时也认为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革命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是一种“误读”。它把现实主义理解为“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抹杀了现实主义的本质——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批判。这样，就可以推导出“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肯定，因为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本身是光明的，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意味着歌颂现实。前面已经说过，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批判，它不会肯定现实，更不是歌颂现实。否定了这一点，就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而革命现实主义就在这方面离开了现实主义，成为新古典主义。

革命文学也是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反拨。“革命文学”论争是接受苏联文学思想，批判五四启蒙主义的开端。30年代正式引进和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原则上与五四启蒙主义划清了界限，形成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思潮。五四启蒙主义被误认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它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想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批判。这种批判在〈〈讲话〉〉发表以后和建国以后进一步得到加强。

中国新古典主义具有一般新古典主义的特征，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中国新古典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理性主义。苏联的新古典主义在主张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还注重文学的客观性（反映论），而中国新古典主义却更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那么强调文学的认识论意义。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明确地表述。《讲话》没有从文学是什么的科学角度谈起，而是从“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意识形态角度谈起；它没有运用反映论确定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而是大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苏联的新古典主义主张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但还没有局限于政治性，还包括道德等方面。中国新古典主义不仅明确主张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鲜明地宣称“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国新古典主义作家不是采用私人视角，而是采用阶级视角；不是采用多方面的生活视角，而是采用单一的政治视角。新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也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如《子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至于“革命样板戏”更极端地突出了（而且是偏执化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性既出自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传统，也是由中国革命的严酷性造成的，它需要文学参与革命斗争，需要突出文学的阶级意识。当然，建国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助长了新古典主义的政治理性主义，但这仍然要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本身寻找根源。

其次，中国新古典主义注重选取重大社会政治题材，突出了崇高的风格。它不是选取关注个体命运的立场，而是选取关注阶级、民族的命运的立场。这是政治理性主义在文学题材方面的表现。同时，中国新古典主义也突出了崇高的风格，它讴歌社会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展示无产阶级性的伟大和崇高。不仅在“革命现实主义”时期是如此，而且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时期也是如此；以后竟至完全排除了非社会政治题材和其他美学风格，如“文革”前和“文革”中阶级斗争题材的绝对化、对“反题材决定论”和“时代精神会合论”的批判；“革命样板戏”更是把这种倾向推倒极致， “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成为文艺的“根本任务”。

还有，中国新古典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它突出了理想主义，并认为这是区别于“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讲话》提出文艺“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两结合”中，更强调和突出了理想主义。所谓“两结合”实际上是强调政治理想主义，因为这里的“浪漫主义”被理解为理想主义。这是中国新古典主义区别于欧洲新古典主义和苏联新古典主义之处。新古典主义不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而是按照理想主义原则描写现实中还没有发生或还没有成为普遍事实的东西；不是展示人性和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而是展示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所谓“反映现实的本质”。在《讲话》中就已经批判了“写黑暗”和“写黑暗与光明并重”的主张，指出“以写光明为主”；在解放以后更强调颂扬社会主义的光明面。在“革命样板戏”中，这种理想主义更发挥到极致。同样，与欧洲新古典主义不同，中国新古典主义没有形成悲剧意识，它不是表达个体对社会责任作出牺牲的悲痛，而是展现个体牺牲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因此，中国新古典主义充满了乐观精神，坚信个体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革命必将胜利，。这种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既来源于中国的集体理性和“乐感文化”（李泽厚），也出自鼓舞革命斗争意志的需要。

最后，中国新古典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规范。中国新古典主义也遵循了一般新古典主义的人物类型化原则，苏联新古典主义的形式规范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得到继承，这种“典型”被确定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共性即阶级性是个性的本质。而且不仅如此，中国新古典主义还创造了更为特殊的形式规范，最明显的是“样板戏创作经验”如“三突出”原则等。

需要指明的是，中国的新古典主义与欧洲新古典主义不同，它不具有贵族气质和高雅风格，相反，它具有平民气质和通俗化风格。这是由中国“新式农民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它要求革命文学贴近工农大众，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学的平民化和通俗性也有中国文学的平民性传统的影响。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文学以宫廷趣味为中心，因此欧洲新古典主义继承了贵族文学传统。中国革命致力于建立工农政权，工农成为文学的主要对象，而且中国贵族文学传统薄弱，平民文学传统强大。因此，革命文学具有平民气质和通俗化风格。革命文学反映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形式通俗。它提倡大众化，认为普及先于提高。但是，这种通俗化也不等于通俗文学，它对以消遣娱乐为特征的现代通俗文学是排斥的；它是革命的政治内容与通俗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因此属于严肃文学范围。

历史在五四以后拐了个弯，由实现现代性转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思潮退潮。与此相应，文学思潮也跟着拐了个弯，由启蒙主义转回到新古典主义。从直线进化论的角度上看，这似乎是倒退，而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看，这正是一种必要的迂回，因为只有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才能进一步完成实现现代性的任务。只有在这个历史前提下才能接续未完成的启蒙主义任务，并进而建设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学。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历史作用是适应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发挥了推进革命的功能。但是，对文学而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情况，即文学为历史作出了牺牲。中国的新古典主义对五四启蒙主义而言，在审美价值上有所退步，从五四文学的高度上跌落下来。而对于五四以后的非主流的文学思潮（如对于老舍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沈从文代表的浪漫主义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流派）而言，这种落差就更为明显。至于建国以后到“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两结合”文学的负面教训恐怕要大于正面经验。由于新古典主义是五四启蒙主义的逆转，它虽然具有历史的依据，但并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后期加剧的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僵化的政治理性主义违背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所以从总体上说，革命文学的艺术成就不高。文学对历史的牺牲是历史需要与精神自由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历史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的价值的提高，而往往是以对人的价值特别是精神自由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文学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往往要为历史作出更大的牺牲。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最大秘密。

随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基本完成，建设现代性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完成五四未完成的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与此相应，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也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崛起。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90年代兴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启蒙主义退潮，多元的现代文学思潮形成，如以“新写实主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各种先锋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等。当然，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影响依然存在。这是由于中国现代性建设还没有完成，还保留着传统社会主义的痕迹。但是，新古典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不可能主导当代文学了。新古典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它留下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参阅杨春时《古典主义传统与当代文艺思潮》，《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文艺评论》1989年第2期。

[2]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3] 同上书，第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72页。

1 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1页。

1 参阅杨春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载《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 周杨《现实主义试论》载1936年1月1日《文学》第6卷第1号。

新古典主义篇5

关键词：居住区景观、新古典主义

一、前言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国人越来越开放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居住区中，欧式景观已屡见不鲜。新古典主义因为传承了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形象，又摈弃了过于繁复的装饰，颇受人们喜爱。新古典主义风格，也成为居住区景观设计的一种常见风格。

二、新古典主义景观的设计要点

新古典主义景观的特点是：文化的、精致优雅的、生态的、现代的。这些特点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如何实现？接下来，我想做具体分析。

1、 把握全局

新古典主义源于18世纪的欧洲，提倡重振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我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以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外贸大楼、有利大楼等为代表。有人认为：新古典主义居住区景观就是直接将新古典主义的一些经典元素移植到居住区，有了这些元素，景观就具备了历史感和文化感。这点，我不敢苟同。不求甚解地移植欧式元素，容易产生一种片段的、破碎的效果。文化感的产生，不仅有赖于一些经典元素，更需要整体气氛的塑造。在运用经典元素之前，我们应当清楚地了解：它们是什么？我们需要表达什么？这些元素是否适用？除了这些元素还需要增添什么？如何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做具体的设计之前，应当把握全局，意在笔先：或者有明确的设计主题，或者有较为具体的文化定位，确定想要营造的意境、气氛。在此基础上，再甄选有利于展现设计概念的景观元素。经典元素需要整体气氛的烘托，才能产生丰富的文化内涵。

2、 强调轴线

新古典主义推崇严格规范的古典主义思想，讲求轴线对称与主从关系。做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景观设计，需要注重平面布局，把握好几条景观轴线。在居住区景观中，重要的轴线有：入口景观轴和中心绿地景观轴。

入口是人们来到居住区，首先看到的部分。因此，入口及其紧邻空间的视觉形象非常重要。入口又是居住区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主入口同时承载车行与人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居住区入口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1）一轴二心：这种布局适用于有车辆通行的入口。一轴，为入口方向的道路，中间通常设置分车带，分隔对向车流。分车带可以是绿化带，也可以是小水景。不论是绿化带还是水景，多为长条形，与道路线形相呼应。二心，为两个景观节点，分别位于道路景观轴的首尾，形成局部景观中心。位于入口道路起始处节点常包含小区标识，并结合布置喷泉、雕塑。位于入口道路末端的节点，常常是入口道路与小区内部主干道的交汇点，植物或喷泉雕塑都很常见，一般情况下不宜设置高大的景观，避免造成行车视线遮挡。为了便于通车，首尾两个节点在平面布局上以曲线形（圆形、椭圆形）为主。（2）一轴一心：这种布局也适用于有车辆通行的入口。一轴，为入口方向道路；一心，为道路末端节点。这一轴一心分别包括的景观与前文“一轴二心”中的道路景观轴和道路末端节点类似。除去了道路起始处节点，通常是因为这个点与城市道路交汇，没有充裕的场地；或者投资成本制约。（3）一心：这种布局多用于居住区次入口或没有车辆通行的情况。一心，即单一的节点，形成局部景观中心，道路通常环绕在节点周边。在这个点上，常常设置花坛、小水景或雕塑，不求高大气派，只需精巧雅致。“一轴二心”、“一轴一心”均有明确的景观轴，“一心”是以垂直于入口的方向为轴线。新古典主义景观一般沿轴线作对称布局，两侧的景观即使没有一模一样，在体量、形态上也基本相当，形成呼应。

中心绿地是居住区核心的公共空间，也是全区的景观中心，场地面积较大，一般不允许车辆进入，在道路系统上主要考虑人行交通。这些特点使中心绿地在景观设计上具有更大的自由。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中心绿地有鲜明的景观主轴。景观主轴常常通过水渠、绿化带、特色道路等轴线要素和小广场、跌水喷泉、花坛、雕塑、凉亭、廊架等焦点元素组成。在轴线上精心分布各个焦点元素，构筑主从关系，形成开端、发展、高潮、结束等景观序列。沿轴线，两侧景观对称布局，形成一种庄重典雅的视觉效果。轴线上的焦点景观以构筑物为主，植物为辅。在空间分布上相对自由的植物常常安排在景观主轴之外的其他区域。

3、 画龙点睛

新古典主义推崇的是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有些元素被反复应用，仍具有恒久的魅力，成为经典符号。这些符号包括：

（1） 柱式

新古典主义常采用的柱式有：多立克式、爱奥尼式、科林斯式、塔斯干式和混合式。多立克、爱奥尼和科林斯源于古希腊。多立克式的柱子没有专门的柱基，柱身粗壮，柱头简单，柱身上刻有20条凹槽。爱奥尼柱比较秀美，柱身有24条凹槽，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饰。科林斯柱和爱奥尼柱有所类似，比例比爱奥尼柱更纤细，柱头不是涡卷，而以毛茛叶纹装饰，层叠交错，富丽堂皇。塔斯干式和混合式兴起于古罗马。塔斯干是在多立克的基础上作了改造，去掉凹槽，加上柱基，外形更加简单。混合式在科林斯的基础上作了改造，柱头加入了很多涡卷，增加了爱奥尼柱的特点。在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居住区景观中，这些柱式可以运用于带状空间，如道路两侧，强化景观轴线；也可以运用于焦点空间的，如环绕在小广场、中心水景的四周，增加焦点空间的凝聚力。居住区景观不宜做得过于封闭，柱子不同于景墙，它围合出一个虚的空间，围而不死，保留了空间的通透。

（2） 穹顶

户外环境不宜做过多的围合，否则会破坏公共空间的开敞性。而古罗马建筑的一个辉煌成就是发展了券拱和穹窿结构。基于这两点原因，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居住区景观虽然没有大体量的穹顶建筑，但常常出现欧式穹顶凉亭。凉亭没有墙，通过柱子支撑，视线通透，柱体也便于结合前文提到的几种经典柱式造型，穹顶保留了古罗马建筑穹窿顶的意向，形成文脉延续。另外，受券拱和穹窿技术影响的景观还有拱门和拱廊。

（3） 雕塑

雕塑是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广泛地运用在新古典主义居住区景观中。古希腊的雕塑题材大部分取自于神话和体育竞技，古罗马在肖像雕塑方面有独特的贡献。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景观，一般采用写实雕塑。雕塑形态应根据设计概念选定。雕塑有具体的造型，因此是诠释文化内涵的一种有力手段，但要注重整体环境，避免盲目抄袭单个形体，形成不伦不类的效果。雕塑的位置也很灵活：体量大的可以作为中心景观；体量小的可以设置在道路两侧，强化景观轴线；或随意安放在绿地一角作为局部点缀。

4、 适地宜人

新古典主义景观可以运用柱式、凉亭、雕塑等经典构筑物，但在植物配置上却不宜照搬欧式园林。首先是植物种类，应以本土植物为主。本土植物适应当地环境，能更好地生长。不论是前期投入还是后期维护都更经济、便捷。同时，植物布局也不需要处处严格按照轴线安排，可以更加灵活、自由。有人认为新古典主义景观是融中国园林要素和西方建筑美学于一体。

不论采取哪种风格的设计，都是为当代人使用。对于居住区景观来说，使用起来方便快捷是最重要的一点，应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任何一种风格，都不能因为追求造型美感，而牺牲了场地的实用价值。

三、小结

新古典主义篇6

[关键词]新古典主义 调性思维 调性意义

调性观念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雏形，几个主要调式音阶都围绕着“A、G、F、E”四个音排列。其中 A是固定且经常出现的。到了中古世纪，作曲家已经懂得位于终止位置的音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调性这一名词仍未出现，但使用特定的音来体现调性中心的观念已初步形成了。调性观念真正意义上的确立开始于蒙特威尔弟自觉地使用V7解决到I的和声进行，这是音乐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因为在大小调式内这样的和声进行只能为一个调性所有。后来在古典时期，这一调性观念被发展得完美而成熟。到了近现代，某些作曲家力图摆脱调性控制，从事无调性写作与在空间上同时重叠几个调的多调性写作，从而使得统一的调中心演变为流动、模糊、松弛的调性意义。

普罗科菲耶夫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作曲家被载入音乐史册的，他曾说：我很早就有一种对调性音乐的热爱。特别是当我这样清楚地感觉到，建立在调性上的音乐作品，是一个建筑在坚固基础上的房子，而建立在无调性上的作品，则是建立在沙上面的房子。除此之外，有调性和自然音阶的音乐比起无调性和半音阶的音乐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可见，作曲家的调性思维观念的倾向已非常明显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音乐根据作曲家自己的同名舞剧音乐改编，完成于作曲家创作生涯的成熟时期。

一、调性意义被削弱

在近现代的音乐创作中，新古典主义乐派的作曲家们已不满足于古典作品中所倡导的使某一特定乐段统一于单一的调性体系的调性观念，而在调性处理上开始了更大胆的尝试。例如，在极其短小的乐段中实现频繁的转调，或者在不同的声部安排不一样的调性，而当它们在时间上纵向重叠时又犹如古典主义作品那样清晰明朗。

在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性主题，也称“少女朱丽叶”主题。该主题的第一乐句建立在E小调上，和声安排以主和弦为主。第二乐句建立在B小调上，仍旧以主和弦作为和声骨架，第三乐句与前两句比较起来稍显复杂，但是，仍然不难看出其调性是G小调的，且重复运用了属到主的功能性进行。由此可见，这个由三个乐句组成的主题一共经历了三种调性，并且过度自然，充满新意。

在第三乐章中还有这样的一段特性主题：该乐段由两个部分组成，除终止式不同以外，其余都是相同的，每部分由两个乐句组成。第一部分的前四小节为第一乐句，前两小节建立在E小调上，和声安排为E小调I—V--I—V，后两小节转到了B小调上，以该调的主和弦为和声骨架。这部分的后四小节为第二乐句，建立在bE小调上，和声安排为bE小调Ⅳ—V—Ⅳ—V。这一主题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转调模式及和声安排大体相同，区别在于：第二部分最后又回到了E小调上。整个这段主题的调式安排如下：E小调——B小调——bE小调——E小调。

新古典主义乐派的作曲家们用来削弱调性意义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大量使用复杂的远关系和弦，从而影响调性中心的稳定地位。其实使用复杂的远关系和弦的做法在浪漫派时期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时候这种用法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和弦对峙的效果，而在新古典主义作曲家的作品里，这种细节上的和声手法实现了宏观意义上的调性中心音意义的削弱。

二、调性中心不确定

在作品终止前插入远关系和弦在浪漫派时期就已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普罗科菲耶夫继承了这种用法。实际上这一用法是采用清晰、明了的调性对置来发展调性思维的观念。

例如在这部作品第一乐章的第一次主题呈示结尾处，在乐段调性主和弦E小调的I出现之前，是F小调的I，这个和弦的运用造成了F小调与E小调小二度的调性对置关系。在这一乐章里还有这样的例子：在清晰明了的E小调主和弦终止这一乐章之前是小二度关系的#D小调的旋律，调性强烈对置的效果非常明显。

新古典主义篇7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私有；底线价值

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新自由主义是是非非的争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逐步发展，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内容和观点的认识也随之深化。但是，综观现今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笔者发现对新自由的本质认识问题仍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澄清。尤其是在中国，在现代各种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转轨时期，以古典自由主义的视角，重新辨析和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这将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无奈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特征与定义，很多学者都做了深入的研究（约翰•福斯特，1999；杨帆，2003；何秉孟，刘迎秋等，2003，2004；常云昆，2004等），同时对于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等之间利害关系的研究也颇为全面（伍装，2005；韩莉，2005；张昱，2005等）。本文在此方面不再进行赘述和讨论，而是先考察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举步维艰的现状，引申出其本质原因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误解与歪曲，其次主要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进行反思和辨别。

概括来说，目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现，应该批判和排斥。“相当一批私有者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局面，从而获得最大个人利益 ，”“完全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等而进行批判”。（约翰•福斯特，1999；杨帆，2003；）。另一种相反的态度，则是以张五常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传播者，积极宣示新自由主义的种种益处。认为“不健全的私有产权产生寻租和腐败，因此要彻底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同时，学术界还存在一部分态度暧昧的观点：就是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来个“但是”之类转折，或者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也来个“有一定借鉴意义”等态度的转折语气。笔者依据其主调将其归为上述两种态度即否定或赞同的一种。当然，上述在肯定之中包含否定（或者相反）的态度非主流的学术观点，但分析这种暧昧的是非态度对于辨析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有更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之所以要来个“但是”或“借鉴意义”的附加，就是因为简单的是非判断并不能完整阐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涵，一定程度上说此处应用是非判断标准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同时，一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经济学事实上是一门处理两难冲突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年，1998年，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在作用方向不同的力量中寻找平衡，最优的决策在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也必然遵循这一普遍规律。同时我们将发现，现实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类似于中国人所说“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与民”，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那种“极端”状态。因此，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不可能走向极端。同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这一至理名言不可能不对新自由主义传播者产生影响，我们则在此套用一句“绝对的自由导致绝对的毁灭”，自由从来不是无限制的自由。目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在理论上被总结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强调和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等”，这种自取灭亡的武断判断形式及与常理极不符合的推论，笔者以为新自由主义者不可能连这最基本的常识都忽视。而中国翻译过来的新自由主义方面的著作及其评判，似乎都是无原则的自由主义。

在一个像当代中国这样没有建立起普遍自由的信仰和稳定的制度的国家，追求个人自由与限制专断的权力，绝对紧要于表面的吁求市场化、全球化，反对集体主义等。同时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对西方的各种文化潮流似乎天生就保持一种政治上的敏感和警剔作用，倘若再以这种绝对化的极端形式来宣扬自由与私有理念，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衰落与误解则是必然的和勿庸置疑的。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与思想

理解和判断某个思想，某种主义，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纵向的继承性和关联性，而仅凭借一些学者或著作（观点）进行武断的评价。同时一种更有迷惑性的倾向就是以某个思想的名义来反对这种思想，表面是从思想母体孕育出来看似合理的观点，实际上与这种思想背道而驰。这在新自由主义的评价与认识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如 “新自由主义是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2003；），“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建立上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诺姆•乔姆斯基，2002；）等。这些观点似乎是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精粹，但笔者以为这些观点恰恰忽略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与灵魂。

纵观这些观点，似乎新自由主义中的“新”应理解为新体系、新价值、新主张，而忽视了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复兴。进一步来说，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传播采取一种极端化完全私有自由的形式，但其核心与灵魂仍是自由，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在新时期、新阶段，用了一种极端化的语言形式（倘若果真属实的话）来表达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比较其理论动机和传播结果，我们可以体会到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无奈的尴尬的处境。

理解真正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而在诸多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中，只要我们深刻地理解和体会了穆勒的“自由”和“哈耶克”的“私有”两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也就把握了新自由主义的灵魂和本质，就可以对现今理论界所宣扬“新自由主义”有个更透彻的洞悉和辨析。

穆勒在其“论自由”的巨著中指出：自由的要义就在于严格划定个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大凡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标，他不必对社会负责，他人也无权加以干涉，至多在道义范围内进行忠劝。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穆勒认为：自由的意义在于人类为个人划定一个私域，一个国家与社会不容侵犯的领域，一个自治的领域，在这领域，个人乃是最高者，他对于他的身和心，有绝对支配甚至放纵的权利，他可以按照他喜欢的方式行动。社会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在无害或无损于他人的边界以内，“确保一切人的行为完全独立和自由”。因此，依他之见，个人才是最真实的存在，个人应被看作一个人而仅仅被看作一个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价值。如他所言，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动源，也是“人类福祉的一个因素”。

哈耶克关于自由的论述也很经典，但我们以为他的见解并未出穆勒之右，倒是他的关于私有制的认识颇为深刻。哈耶克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同时写了一系列著作为其观点佐证，对私有制与“自由”之间关系深入剖析，有效弥补了自由之挂空的内在缺陷。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了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如洛克所言，为了不可剥夺的生存权，每个人都天然有理由占有一定的资源。

在对两位巨擘的关于“自由”与“私有制”概念深入了解和体会之后，再反观当今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所作的评语：“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三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这干预）；鼓吹全球一体化等，不过是得其形而忘其意。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其私有也不是纯粹的私有，而是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内在契合。同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与精神，不过是两位大家的思想在新时代的不同表述（表现）形式，而恰恰是这种表述（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歪曲和抹煞了新自由主义的灵魂与本质。

三、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启示与价值

由前文分析可知，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绝对自由化，全球资本化（倘若如此的话）等自由思想，注定了其在中国步履维艰的历史命运。这种表面形式荒谬的无原则自由虽受众多学者批评，但仍是有很大传播市场与宣传空间。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透过其模糊的绝对自由主义形式而感觉到其真正的“自由”理念和“私有”理念。而这些理念恰恰是当代中国亟需接受和消化的。如某城市因节约水的原因而关掉已经经营多年的桑拿浴室，而不顾这些浴室是依法注册的，一个城市因为一场大火而关掉所有网吧，而这些网吧也是合法注册的 ，再如中国的、国企改革等等事项几乎都可在“自由”与“私有”的内涵中挖到原因、病根。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新自由主义嫁接到中国来，来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来增加中国人的个人“精神福祉”与“物质财富”。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家的思考方式，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的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认知方式，再结合上述分析必须对新自由主义存在的，即古典自由主义价值必然具有的底线，本质价值加以认定和肯定，即自由和私有。只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赞同或否定的思考，才具有健全思考问题的思想前提条件。新时期自由主义者苦心孤诣所推崇的形式自由，而完全否定政府任何干预，是我们应当理解，而不应当全盘排斥的。当然，这并不表示笔者认同这种观点或形式，而是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审慎的通过这种形式自由化而发掘其内在包含的深刻精神与理念。这对于中国人合适 传递真正的自由价值观、科学的制度安排和民主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将具有重大而独特的价值意义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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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帆. 关于经济学“非主流”的对话[j].开放导报，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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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 福斯特.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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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9]张晓红.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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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汪丁丁.自由与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3]安东尼•德•雅贵. 重申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4]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5]伍装.两种价值判断与改革目标选择—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j].经济经纬.20o5 (1)

[16]常云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华盛顿共识的终结[j]，人文杂志.2004(5)

[17]张昱.新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6)

[18]李淑梅.新自由主义评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9]关奉，冉生欣.中国视角的新自由主义[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

新古典主义篇8

关键词：新古典主义；世界艺术；价值

相比与传统古典建筑框架结构来说，现代的新古典主义更加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主要表现的主义风格特质为庄重、高压以及尊贵等艺术气质，彻底摒弃了传统古典建筑中追求华丽奢侈的设计理念，促使建筑作品更加真实、简单，从而拉近人与建筑物质之间的互动关联，从而促进新古典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就对新古典主义风格在世界艺术中的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分析。

1 新古典主义的概念

新古典主义要是以体现真实、尊重自然为宗旨的艺术形式，能够以往早期的古典作品进行创新性设计，在保留原有美学概念的前提下，达到更加完美的艺术观赏效果。

2 新古典主义的特色

新古典主义是一个单独的流派名称，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末。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建筑装饰设计，得到了了十分广泛应用。

新古典主义不仅具备了庄重、高雅的气息，其也是一个时代特性鲜明的设计形式，可以说，这种设计手法的主要灵感来源是古典主义的精华。因此，设计人员必须清楚认识到一点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并不是模仿，而是通过吸传统古典设计中的优秀经验，在原有的设计基础上，对其进行不断的创新与完善，这也是新古典主义概念的基本体现。

一般来讲，新古典主义最明显的特色就是能够将一些复杂的装饰设计变得更加简练、别致，尽可能在硬性线条部分，配置一些软性的装饰品，通过将不同古典主义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以此来提高室内观赏效果，促使建筑作品整体看起来更加具有复古的艺术气息，从而为人们营造一个和谐、安静的生活氛围。

3 新古典注意在装饰上的风格

就目前新古典主义设计现来看，其主要的设计风格是采用了空间分隔的设计方法，普遍采用了大量的罗马柱来对整个空间结构进行划分，先是从简单到复杂，再由局部到整体，对每一处的花纹进行了精心的雕琢。与此同时，通过搭配一些古朴、简约的家具，加入大量具有西方特色的装饰品，以此来凸显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优雅与磅礴大气。

可以说，新古典主义设计理念的出现，在国内外的设计领域中，受到了十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这种设计风格彻底打破了传统古典框架结构的限制，更多的是展现了现代艺术设计的风格，用简单的设计手法来重点突出设计作品中所蕴含的激情，婉约中而不失厚重。除此之外，在保证细节精致的前提下，还需要着重考虑其实际的使用性能，而在所有的设计元素中，家具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造型设计质量的好坏对于室内整体的观赏效果有着直接性的影响。目前，在我国一些古典装饰风格的设计中，设计人员也越来越青睐独特、稳重、具有古典气息的红木家具，在对饰品的选择上，主要采用了水晶、手绘装饰画等作为点睛之笔。

餐厅内的精致无处不在，从舒适别致的餐椅，到餐桌上的水晶花瓶、风情高脚杯，再到壁画、窗帘，每一样都是精选。即便角落中简单摆放的体闲椅也很考究，颇具艺术感的花瓶、生机盎然的盆栽、充满现代感的地灯相映成趣。

简约造型的深色家具是新古典主义家居的主调，饰品的选择则极尽精致考究，从水晶球到手绘建筑风景，奢贵之感绝非一蹦而就新古典主义打破古典框架，突出浓重的现代风格，简约而充满激情，清新而不失厚重，在追求细节精致的同时，突出简约舒适的实用功能，以及华美的古典精髓。在这些流行元素中，家具的创意造型仍是精髓所在，在中式古典装饰风格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精美、独特、敦厚、稳重的红木家具。

4 新古典主义在现代世界艺术中的价值

新古典主义产生于后工业时代，在人们开始对紧张、烦躁的城市生活感到迷惘、厌倦的时候，融合了古典建筑元素、同时大量使用新建筑工艺和材料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其亲切、自然、宁静而又大气的风格自然受到欢迎。古典主义建筑思潮源远流长，建筑领域的新古典主义也是频仍出现的思潮，人们甚至创造出新新古典主义之类的名称，以示不同时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别。在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新古典主义建筑仍大量出现，即在现代主义建筑极盛时期，各国各地区形形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仍是不绝如缕。新古典主义是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并驾齐驱的一个流派。它是将古典建筑的比例关系与现代建筑的构件和材料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建筑形式。由于它既具有传统建筑之美感，又融汇现代科技之“灵性”，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因而在很多城市的高档住宅物业中被广泛采用。

新古典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吸纳了大量古典建筑的设计比例与色彩搭配方案，同时摒弃了传统欧式建筑中复杂的线条设计。而另一方面则是将古典设计元素与现代设计元素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采用了更多简约、科技的设计手段，彻底改变了早期古典建筑作品冰冷的形象，真正赋予了建筑物生命力。其次，虽然不同类型的新古典建筑作品采用的设计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这种建筑物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依旧保留了早期历史中古典建筑的风格与形式。

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首都华盛顿建造的许多公共建筑也属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30年代的德国和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前苏联，也风行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北京的友谊宾馆、人民大会堂等，也可以算作中国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例子。这类建筑风格强调古典建筑比例和符号，同时，大量采用建筑科技新手段，大跨度玻璃窗、新型面材的应用，使“新洋屋“在具备了古典建筑传统美感的同时，与时代同步。正象剪裁合体的“西装“，虽来自于“古“却在现代社会长盛不衰。

结束语

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其实是经过改良的古典主义风格。览尽所有设计思想、所有设计风格，无外乎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而己。为业主设计适合现代人居住，功能性强并且风景优美的古典主义风格时，能否敏锐地把握客户需求实际上对设计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周祥.十八世纪末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理性[J].华中建筑，2006.9.

[2]王占伟.浅谈新古典主义[J].科技信息，20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