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家族政治婚姻文化研究论文

一、史论结合

1.使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更具理论基础翔实的史料及其辨析，为《研究》一书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著者在史与论的结合上便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用材料说话的研究思路，促使《研究》一书能够在对诸多历史现象推论分析的同时，在相关理论探索方面也作出一些有益的尝试。该著第三部分“两晋以前的琅琊王氏政治”之“琅琊王氏家族政治门风的形成”一节，著者结合王吉任昌邑王中尉时的政治主张和治理思想，联系汉宣帝时外戚政治相对强盛的现实，在琅琊王氏家风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作了比较细致深入的辨析。史料使用不只是单纯用于说明或澄清某一相关的历史问题，而在史证基础上的理论求证，才是对某一历史现象规律性形成的理论总结。总结许、史、王、霍等外戚势力交互影响朝廷政治的同时，霍光对昭帝的扶持和对朝廷政治的干预成为阐述重点。似因这样才能理清朝廷政治之于外戚势力影响的一些基本特征，才能将王吉治世思想置于一个相对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考量。著者认为，王吉当时不过担任昌邑王中尉，一个地方官员，外戚干权、霍光秉政表面看起来和王吉治世思想的形成并无太大关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昭帝崩，霍光推引昌邑王继帝位，作为昌邑王中尉的王吉自然牵扯其中。正是选取了这样一个切入点，通过王吉对昌邑王即位前的劝谏和此前任宣帝谏大夫时的上疏，阐述了王吉治世思想及家风形成的理论基础，“王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外戚与朝廷以及诸外戚间的政治斗争中来，但他任昌邑王中尉时昌邑王刘贺被扶即帝位以及后来的刘贺被废，王吉或为当事者，或为亲身所经历，总之，霍光废黜昌邑王，王吉并不是局外人”。那么，针对昌邑王的即位以及旋即被废，作为辅佐者的王吉，又提出了哪些建议和主张?他对事态的发展是否有预料，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著者由这样一个视角进入，作出了翔实的推论:一是对事态的控制，王吉深谙昌邑王秉性，在其奔昭帝丧前，即剀言相劝:“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劝诫平日放浪的昌邑王，进京后要事事敬奉霍光，谦和忍让，不要逆意乖忤，以免招致杀身之祸;二是他对外戚秉政的态度，在担任宣帝博士谏大夫时《上宣帝疏言得失》中便已提出。王吉上疏中强调“务本”、“固基”，“务本”在于用人，“固基”则能致天下太平。文中提出五方面问题，一是延儒生述旧礼，明王制抑异政，制有所尊，化有所成;二是明婚姻定制度，使礼不悖逆，尊卑有序;三是褒有德黜僭越，以禁世人之趣财贪利;

2.对外家以及故人可以厚其财，而不可居以位;五是昌节俭，抑侈靡，以化政教，使民归本。这些思想均对其政治人格的形成和家风的建立产生影响。王吉生活在武、昭、宣三朝，汉室最兴盛的时期，学术发展表面上似乎统一于儒家一尊的局面，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武、宣二朝，儒家思想还未真正成为朝廷政治中的治世思想，汉宣帝对力推启用儒者、政由礼制的太子刘奭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事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的话，便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也许，王吉即是汉宣帝讲的喜欢“是古非今”的“俗儒”，当然，朝廷政治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也并不是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所谓“俗儒”说了算的事，鉴于此，像董仲舒、王吉等人对朝政提出的建议，也就只能作为他们自己的意见，至于朝廷是否采纳，还得看帝王的喜好。处于变革时期的王吉冒着被汉宣帝哂之为“迂阔”的尴尬，能大胆讲出自己这些治世主张，这样一种坚持定会对其家风的确立带来潜移默化的作用。著者在此，虽并未刻意表现这样一个问题，但通过王吉的对昌邑王的劝诫和给宣帝的上疏，却为读者认知琅琊王氏家风作了很好的铺垫。琅琊王氏家风的形成源于王祥参政的汉献帝延康元年(220)，这一年曹丕称帝，曹魏政权正式建立，持续的社会动荡暂告结束，朝代的变革再一次拉开序幕。王祥自献帝延康元年出任吕虔别驾一职，到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去世，其仕历跨魏、晋两朝，时间长达49年之久，49年间王祥究竟做了什么?《研究》既关注琅琊王氏家族统序的延续，对王吉六代以后的王祥从宗族续接的角度给予追踪，在家风形成上也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被琅琊王氏后人认可并传承至今的琅琊王氏家训是王祥《训子孙遗令》。其内容除去叮嘱子孙节俭安排自己的后事外，还从五方面对其家族子弟在做人规范和处世理念上提出期望:“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王祥距王吉六代，《本传》称其“汉末谏议大夫王吉之后”，显然是在追叙其家族显要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加之二人又是琅琊王氏参与朝廷政治最早或卓有成就的人，故其治世思想和家族训诫，必定成为其家风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从这样一个层面入手，该著通过史证材料的推演总结，对琅琊王氏家风的形成在理论上予以确认。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研究》第九部分“琅琊王氏家学渊源与魏晋清谈”之“家学渊源与汉晋礼乐制度”一节中，此前认定的家族门风形成的理论基础，同样为这一部分内容的理论总结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二、多维度解析

1.赋予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更多的文化蕴涵《研究》一书涉及面广泛，与以往研究更多侧重于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不同，而是在婚姻、学术、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多有涉及。在琅琊王氏婚姻构成及其走向问题上，著者除去关注朝代兴替在政治层面给琅琊王氏婚姻带来的影响外，在婚姻选择的文化属性上也给予充分关注，由此对汉魏六朝以来士族间以及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婚姻关系，在家族背景以及文化属性方面作出独到的判断。如晋元帝司马睿渡江之初，江南纪、顾等士族群体对朝廷的轻忽以及在婚媾方面对琅琊王氏的不屑;琅琊王氏与作为流民帅的郗鉴一族在婚姻问题上产生的隔阂;陈郡谢氏子弟对与琅琊王氏婚姻重此轻彼提出的种种诘难等，均是将琅琊王氏婚姻关系放置于彼此政治接纳与文化认同的层面加以研究考察。著者在论及琅琊王氏家族学术传承等问题时，同样也是将其放置于其所处时代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加以研究。琅琊王氏中的王衍、王戎等人，尤其是王衍，不仅开魏晋清谈之风，而且最终背负着“清谈误国”的恶名而凄惨死去。把个人的学术追求、理想信念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予以分析，使论题本身更加具有历史的积淀并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琅琊王氏学术以及家风的演化，无一不与朝廷政治兴替和时代变革密切关联，这样的观点在书中不只是关涉到琅琊王氏，著者甚至将其作为封建社会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加以研究，从而为问题的提出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两晋以前的琅琊王氏政治”之“琅琊王氏家族政治门风的形成”一节，在谈及王吉与其家族政治门风的形成问题时，列举与王吉生活相近的汉武帝前后的学术现象作为立论依据，把个案研究纳入到大的社会政治以及学术环境加以考察。对于琅琊王氏家学的形成以及与琅琊王氏家风之间的联系，著者同样是从学术政治角度解析，进而使《研究》一书关于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的研究，具备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封建社会家族政治的建立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基础，更需要涵养深厚的家族文化的积淀与底蕴，这样的情况在汉魏六朝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琅琊王氏家族政治的建立和家族文化的形成，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存续现状和发展趋势。汉魏六朝士族政治的兴起，无形中带来了家族之间政治的竞争，政治资源的占有显然能给竞争带来优势，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还需要有诸如家族文化积淀与影响这样一些软实力的存在。该著正是抓住这样一些基本时代特征，在一个相对广大的层面，对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的构成进行研究。

2.汉魏六朝在书法创作领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宗圣创新的时代，书法艺术对传统的继承已远不能满足时下人们渴望变革创新的期许，而琅琊王氏在书法创作领域里的引领，在当时乃至后世无疑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著者没有驻足于琅琊王氏书法创作的单一问题，而是在全民赏爱的时代，将书法创作从书艺展示，提升到政治筹码、时尚活动的高度。汉魏六朝书法创作的族群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并不完全是个人喜好，书法成就甚或能成为家族荣耀，影响其家族成员仕途显达。对琅琊王氏政治生态中所彰显的这些文化特征，著者均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在琅琊王氏成员与佛教的关系以及与僧人的交往方面，《研究》详尽勾勒，用数据统计及表格的形式一一列出，大量数据不仅为相关观点的确立提供了翔实依据，而且直观易见，对《研究》论述也作了很好的补充。与僧人交往以及捐舍为寺在六朝颇为流行，对佛教的兴趣自然是促使人们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但僧俗交往尤其是士族人士援引僧人的举动，也包含着某种文化乃至政治的因素。一旦那些有影响的僧人成为某一家族成员的座上宾，必定会引起其他士族群体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不会仅仅局限于僧俗间的交往，而是包含有更多的文化乃至政治的意向。因为朝廷的提倡以及帝王的喜好，使得佛教在朝野被广泛认可，僧人被热情接纳。甚至像梁武帝萧衍这样的人，也将佛教作为治国的利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研究》正是通过对这样一些现象的透视，考查琅琊王氏成员与佛教(及僧人)的关系，并以此对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的内涵从多个层面进行阐释分析。总之，《研究》一书较为全面地对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诸现象作多层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说是目前同类研究中较深入全面的著述。也由于该书触及的问题较多，层面复杂，有时对个别问题现象的研究难免深入不够。如对琅琊王氏文学创作的研究，由于对某些作品创作背景本事认定不明，分析阐发也就限于作品本身，其背后事件说明和思想延伸，或可有待来日。但瑕不掩瑜，我们依然非常认可这部厚重的文史兼具的新著。

作者；王立单位：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