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次通货膨胀及当前潜在通胀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五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摆脱金融危机冲击，发达国家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重建金融秩序、刺激经济增长，其货币贬值及市场流动性过剩给我国物价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建议从政策调控手段、大宗商品定价权、资本市场建设和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来稳定国内物价水平。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10-0022-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10.05

从纸币流通以来，通货膨胀与经济社会生活存在密切联系，许多国家都曾经遭受过通货膨胀的严重创伤，控制通货膨胀成为各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一、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分析

（一）1980年通货膨胀成因及应对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重点，财政支出急剧扩大，出现较为严重财政赤字，预算结余从1978年10.2亿元扩大到1979年财政赤字135.4亿元。当时巨额的财政赤字解决方式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我国货币供应（M0）从1978年212亿元扩张到1980年346亿元，大量的货币供应导致物价快速上涨，物价指数从1978年的0.7%上涨到1980年的7.5%。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上升，政府采用压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减少财政赤字，鼓励储蓄等方式回笼货币，调整信贷投放结构，银行贷款倾向轻纺工业设备贷款，帮助轻纺工业技术改造和提高社会消费品产量。

（二）1985年通货膨胀成因及应对

1984年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加快经济发展号召，快速扩大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983年16.2%上涨到1985年的38.8%，投资总额高达2543亿元，社会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引起各类商品供不应求。同时，1984年国务院决定实行以1984年工资总额为基数的企业总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工资方案，该方案使得百姓工资、奖金和补贴等实际收入大幅增长。社会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通货膨胀上升，我国物价指数从1984年的2.7%上涨到1985年的9.3%。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上升，政府采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如数按期交存应上缴人民银行的资金，不得截留占用；人民银行总行对所属分行和各商业银行总行的信贷计划、信贷差额、现金投放和回笼计划按季度进行控制和检查；加强对低息优惠贷款利率的管理；两次提高城乡居民定期存款利率。

（三）1988—1989年通货膨胀成因及应对

1988年中央为了理顺价格机制，决定在五年内实现价格改革，货币政策出现松动，货币供应M0增长率从1987年的18.4%上涨到1988年的46.7%。1985—1987年的价格体制改革放开了下游产品价格，而上游产品价格依然受到管制。1988年价格改革又进一步放开了上游产品价格，使得长时间积累的上涨动力在短期内集中爆发，社会出现抢购现象。1988年下半年我国物价出现急剧上涨，物价指数从1987年的7.3%涨到1988年的18.8%。本次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上一次通货膨胀的延续，在上一次治理尚未完全见效情况下，从紧政策出现松动，物价水平出现报复式增长[1]。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政府采取控制贷款规模方式紧缩银根，对国家计划外项目、非生产性项目、自筹固定资产项目、倒买倒卖、抢购囤积物资的企业和公司等方面停止贷款。同时，规定商业银行间拆借资金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提高储蓄存款利率，稳定居民储蓄存款以回笼通货。

（四）1993—1996年通货膨胀成因及应对

1993年我国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己放开，此前不宜放开的粮食、能源等基础产品乃至生产要素价格也放开，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推动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引起工业品和服务价格上升，农产品价格同样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出现大幅上升。我国通货膨胀从1993年开始出现明显上升，1993—1996年物价指数分别为14.7%、24.l%、17.1%和8.3%。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中央银行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和新发行国库券利率，通过利率杠杆调节货币供应量；运用行政手段遏制信贷膨胀，要求所有商业银行检查已发放的同业放款，回收违规贷款；把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从商业性贷款中分离出来。

（五）2008年通货膨胀成因及应对

我国本轮通货膨胀受到国内外双重因素影响，国际石油价格高涨、美元贬值、小麦减产等因素造成国内能源、粮食等价格上涨，石油、粮食、大豆等基础性产品价格上涨增加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成本。国内连续几年较快的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顺差，市场需求过旺，通胀压力上升。2007年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8%，开始突破警戒线，2008年为5.9%，创下近11年新高。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中央确立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2006—2008年中央银行20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于2007年3月、5月、7月、8月、9月和12月六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分别上涨1.62和1.35个百分点，加息幅度、频率在国内历史，甚至在国际历史上也比较罕见。

二、量化宽松政策下我国潜在通货膨胀分析

（一）量化宽松政策下货币超发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纷纷采取购买国债或者企业债券等方式，向市场持续注入流动性，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四大央行2008年以来向市场注入6万亿美元以上流动性[2]。美国为应对此轮金融危机率先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分别于2008年11月25日、2010年11月3日和2012年9月13日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和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2009年3月11日英国央行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多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总规模扩大至3750亿英镑。2009年7月6日欧洲中央银行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先后实施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CBPP）、证券市场计划（SMP）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S）。2010年10月28日日本央行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资产购入规模从35万亿日元逐步扩充到80万亿日元。

（二）潜在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在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失效情况下，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来重建金融市场秩序、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在国外发达经济体货币超发后，货币贬值及市场流动性过剩导致原油、铁矿石等国外原材料价格上涨，在国际贸易日益开放背景下，对我国物价水平会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我国物价总水平出现上涨[3]。因此，当前通货膨胀根源并不是来自我国市场内部，而是由国际市场超发货币引发，该类通货膨胀也会发生在其它对外开放性较高的新兴经济体。

（三）输入型通货膨胀实证分析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数量化等因素，本文中国际大宗商品选取国际石油输出组织欧佩克公布的2003年以来国际原油指数（OIL）月度数据，国内物价指数选取代表我国上、中、下游产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RMF）、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期数据作为分析样本。

1.平稳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序列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现象和统计检验失效，对基础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确定最佳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国际原油价格、我国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序列为平稳序列。

2.Granger因果检验。该检验本质是研究两变量间的先导-滞后因果关系，将某个变量滞后期引入到变量方程中，检验引入变量是否对因变量有滞后影响。

检验结果显示，国际原油价格波动OIL分别与我国CPI、PPI和RMF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CPI、PPI和RMF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OIL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现实经济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3.VAR模型检验。当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全部落在单位圆内，说明分析变量满足构建VAR模型基本条件；否则，不适合进行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国际原油价格波动（OIL）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RMF）均符合构建VAR模型基本条件。

4.VAR脉冲冲击分析。在受到外生变量冲击时，能够观测不同时期内生变量所受正、负向冲击程度，在此运用广义脉冲相应函数来分析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变量间的冲击方向和大小，充分反映了物价指数（内生变量）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外生变量）的反应程度，在国际原油价格产生正向冲击时，物价指数在当期和未来所产生波动大小。VAR脉冲冲击波结果显示，国际原油价格对我国物价指数形成正向冲击，纵轴表示物价指数所受冲击方向和程度，横轴代表变量滞后期数。

5.主要结论。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原油进口依存度仍在上升。通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我国物价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CPI、PPI和RMF存在明显Granger因果关系，结论与我国经济现实情况和发展规律总体相符。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影响最大的物价指数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当PPI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后，立刻形成一个相对CPI和RMF更强的正向冲击，冲击持续时间为7个月。其次影响较大的为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RMF，当RMF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后，冲击持续时间大约也为7个月。受冲击程度最小的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CPI受冲击程度最小的重要原因在于CPI构成因素主要是食品类商品，CPI受到正向冲击不仅力度弱于PPI和RMF，而且影响时间只用2个月，明显少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受冲击时间。在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因素作用下，以国际油价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频繁出现大幅波动，随着我国对外开发程度逐渐提高，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将对我国未来物价稳定造成更大挑战。

三、对策建议

（一）灵活运用调控政策

货币政策作为管理货币总量最直接手段，短时期内能够收紧银根，治理通货膨胀效果明显，但在国际经济形势尚未完全恢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情况下，货币政策运用应更为灵活，避免存贷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频繁调整，导致政策预期效果下降。财政政策作为经济发展风向标，应保持逐步使用、随时调整的理念，灵活运用转移支付、减税、增发国债等方式烫平物价波动。

（二）提升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

我国应继续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提升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权。同时，加快建设大宗商品储备基地，扩大储备能力，处理好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和储藏规模的关系；稳步推进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通过远期、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防范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水平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能源、农资、钢材、轻工原料、粮食等原材料成本上涨是通货膨胀上升的重要原因，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快速发展曾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比较大的贡献，但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粗放型生产难以为继，加快生产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增加企业科技投入、提高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产出量的能源消耗成为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夏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价格传导系数显著下降[J].中国金融，2004（11）.

[2]张晓晶.通胀趋势与货币政策的渐进退出[J].中国金融，2010（5）.

[3]龚金双.试论高油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国际石油经济，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