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洁女性意识的探求历程

二十世纪初,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一大批女性作家走上文坛，她们以截然不同于古人的青春姿态掀开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崭新篇章，也掀起了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张洁是这场时代大合唱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1978年,当别人还沉浸在“伤痕”之中不能自拔时,张洁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 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祖母绿》等一批作品步入文坛。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爱, 是不能忘记的》，到八十年代的《方舟》, 再到九十年代初的《红蘑菇》, 直到九十年代末的《无字》, 我们可以看到张洁经历了对理想爱情倾心呼唤到痛心失望的心路历程， 以及中国女性解放和自我解放的艰难历程。这一心路历程形象而真切地体现了张洁对建构中国女性独立人格的不懈追求， 反映了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化处境。

新时期以来，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时代春风，张洁以《爱,是不能忘记的》直指文学的,可以称作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引起文坛上的巨大反响。

小说描写了女作家钟雨和女儿珊珊两代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和憧憬:母亲为一份不能实现的爱而生活在精神的折磨中,女儿则为了寻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而迟迟不嫁。母亲钟雨年轻时为追求浅薄而无聊的东西和一个公子哥似的人物结了婚。然而，这是一个脱离了爱情的婚姻,没有灵与灵的碰撞、心与心的交流,这样的婚姻不能带给她生命的愉悦,只有无尽的悲哀。年届不惑的她终于爱上了一个已婚的老干部。而老干部的婚姻同样是不理想的出于道义、责任和阶级情谊的婚姻，惟独没有爱情。当一份真正的爱情摆在了她的面前,她却无力去选择。老干部是有妇之夫，她为了一个家庭的完整和另一个人的快乐，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爱情和道德的矛盾造就了爱的悲剧。诚然,张洁并不是要揭示道德扼杀爱情的残酷而要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而是要唤醒女性心中的爱情意识，不要把自己的终身绑架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上。

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是一份超脱了世俗的爱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之恋。作者让这种爱的激流化为一种心灵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默契,从内心深处去感受那种爱的喜悦与颤栗所给予的精神慰藉。女儿珊珊在婚姻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她不想坠入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境地，要寻求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爱情。张洁把女性意识的复苏放在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上,渴望女性能够摆脱无爱的婚姻,慎重地选择自己所爱和爱自己的人。珊珊对爱情的自觉追求恰恰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象征,在她身上寄托着作家对女性的希望和作家的理想。《爱,是不能忘记的》也就可以称为张洁爱情理想的宣言：女性不等于性,女性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有追求爱、坚守爱的权利,并且有着强大的爱的能力。

如果说《爱, 是不能忘记的》所叙写的还是一种带有理想和浪漫色彩的爱情在现实中的境遇, 那么,《方舟》则是这种理想和浪漫走向现实的严峻考验。

《方舟》中的三个女主人公曹荆华、柳泉、梁倩都是知识女性，她们从传统的婚姻桎梏中逃离出来后住进同一套公寓房。并为寻求实现自我价值而把心血全都放在了事业的追求上，但是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 在工作上不断遭受到男权世界各方面的打击与迫害,使她们陷入孤独困窘的生存境地。面对各种艰难挫折, 她们相互帮助, 在艰难隐忍中不懈的努力。这套公寓房便成了她们摆脱现实的痛苦和不幸的“方舟”。

小说以女性所特有的尖锐、激愤和性别意识, 表现了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追求的焦灼、孤独与悲凉感受。“方舟”的意象既象征着被庇护、被救赎, 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飘无定所的漂泊感, 整篇小说都笼罩着孤独无援的悲剧性氛围。作为知识女性, 她们已经意识到旧有的生存状态的无意义, 和伴随着社会改革出现的自我更新的必然, 对离婚的毅然选择和离婚后的艰难奋斗就是这种觉醒的体现。正如张洁在作品中所写：“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认识和实现。”小说“不仅表现了女性传统角色的定位与事业的矛盾， 而且建立了独立的女性王国和女性中心话语”。因此，《方舟》就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早的、朴素的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文本，同时也体现了张洁作品作为女性文学的先导地位。

进入九十年代，张洁的整体创作有所改变：关注视野从社会领域收回，转入私人领域观审个体生命处于社会环境下的自身反应；叙述由受到男性中心意识认同的宏大叙事转入更具女性意识的私人性话语，语言不再温婉、柔美，而是尖锐、锋利，文体中加入了现代派的因素，作品由审美进入了审丑阶段。涉及女性问题的作品中也加入了新的层面――爱情、婚姻、家庭夹缝中的性关系。作家的文学想象由理想状态日渐放射、发散、变形,使其备感迷惘与无助。所有这一切,呈现出张洁写作从表达理想到自我拯救的转变中不再有美好的爱情，以及善良、可爱的女性和正直、忠厚的男性。所有作品似乎都在揭示和嘲笑人们的丑陋，尤其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处于一种非常态，甚至是病态、变态之中。

《红蘑菇》中的女演员梦白拥有一个“错位”的婚姻,女主外,男主内。她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命脉,也因而成为家庭的决策者；外表潇洒的教授吉尔冬则成了她家庭中的必备摆设―― “丈夫”。吉尔冬为了亡妻留下的四个孩子和自己执拗难改的高品位消费,不得不屈于妻子的从属地位。妻子在权力背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上处处高出,这在男性中心传统社会是应属于男性的。因此,吉尔冬虽依赖妻子而生活,心理上却是排斥这种关系的,他总在伺机报复“践踏”了他男性尊严的梦白以求心理平衡。姐姐梦红童年时由于过失破相，自惭形秽，便与一残疾男子结婚,名不副实(缺少正常的夫妻性生活)的婚姻使她对处处优越的梦白怀有嫉妒之心，并卷入了妹妹的家庭危机之中，打破了梦白对幸福爱情的幻想，也打破了她内心情感天平的平衡,她将精神寄托在对丈夫的复仇计划上。终于，两个对爱情、对男性彻底失望的女性利用男性最具优势的“性”，将这个男人的虚伪、卑下和所谓尊严彻底剥光，“居高临下地看着赤身的他”。

尽管《红蘑菇》的取材仍是无爱婚姻, 但作品的女性审视意识已越过造成婚姻失败的外在环境的命题, 深入到家庭内部男女主角人性弱点剖析。男主角吉尔冬有知识、有教养、有地位, 曾是张洁早期创作倾心呼唤的人物, 但高智商外衣遮盖下的心灵却是卑劣的占有欲， 女主角梦白是一位解放了的知识妇女， 已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应有权利，但她内心盘桓着的依然是脆弱的依赖性。小说中笼罩全篇的鄙夷与哀伤构成的双重艺术氛围将张洁对理想爱情婚姻的绝望心绪和盘托出，而对男权社会的失望导致了一种变态的报复方法。

张洁九十年代初的其他作品， 如《上火》、《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烟》等, 把隐匿在男性世界的种种卑劣与丑陋无情地撕破给人看，以消解男性中心话语的神话，收敛了女性情感的放纵与宣泄，呈现出一种理性审视下的冷峻的嘲讽风格，是张洁站在女性性别立场对文化压抑感的一种反驳和控诉，也是对女性人格权益的张扬和维护。

九十年代末, 张洁发表《无字》三部曲。这是一部真爱理想由建构到解构的历史。太深重的苦难恐怕难以表述, 太饱满的感情恐怕无法言说， 是曰《无字》。全书共有三部,内容丰富深邃、驳杂多彩。有对吴为家族几代女性“爱史、哀史、痛史”的叙述;对中国现当代近百年间社会、政治、历史等的回顾与反思;对人性、生命、存在的叩问和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找寻等。

女主人公吴为具有独立的人格， 结婚十几年过去后发现自己婚姻中所谓的真爱其实是自己心中的幻想， 即使她争取到了社会的价值认同， 但在夫妻关系中， 她依然没有得到丈夫对其独立人格的尊重。在丈夫胡秉宸的眼里， 她仍是处于奴隶地位， 是欲望的化身。吴为经受不起她一生都在寻找和憧憬的真爱理想破灭的打击， 陷入一种极度焦虑的精神崩溃状态。其实， 吴为所遭遇的一切， 早就由她的母亲和外祖母痛苦的婚姻作了铺垫。从墨荷到吴为这一百年中，女人作为男性社会附属品的从属性别、次性位置，并无实质改变，即使吴为后来成为驰名中外的女作家， 也未能幸免。

在《无字》中， 张洁对几代女性的爱情进行了自我审视： 她们开始都把爱情神圣化， 都把幸福寄托在他人那里。这正是男性中心文化赋予并内化为女性的恒久的心理期待， 是女性潜意识深层对男性中心文化规定给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认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认同， 使得女性总把爱情当上帝。

同张洁早期的女性文本相比，《无字》的女性意识远非上述那么单纯明朗。或许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用对女性现实生存困境的描绘来概括《方舟》；以对女情、婚姻问题的探讨来概括《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对男性萎琐、卑劣本质痛快淋漓的讽刺与调侃来概括《红蘑菇》与《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烟》。但是，我们却很难以对几代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来概括《无字》。事实上，《无字》的女性意识超越了早期女性文本中的愤激凌厉、尖刻躁动的情绪化宣泄，开始呈现出理性反思色彩，充满了一种浑厚博大、丰富深邃的复杂斑驳感。作者早已超越纯粹讲述几代女性悲情故事的控诉、揭批阶段，而是站在一个历史制高点上以理性之光反思审视这一切。同时，也自然而理性地链接起几代女性之间的精神依恋及传承。

对于女性解放运动而言，作为新时期第一批为妇女问题而摇旗呐喊的女作家，能真正地从一个当代女性的角度去为她们诉心声，作品中也塑造了不少新一代强悍的女性形象，她们破除了女性不如男性的神话，使自身价值得到真正实现。但这些作品在张扬女性意识的同时，也过分渲染了一种对于男权社会反叛的色彩，致使作品当中流露出一些不无偏激的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抗拒。男性不再是世界的主宰，而是被弱化为一种可怜的动物，甚至把他们描绘得丑陋无比，最终被女性超越、唾弃,成为一种空洞能指；此外作者颠覆男性对女性的传统审美标准,故意对性别角色描写规避。

尽管张洁的真爱理想在现实面前一步一步的破灭，其作为女性主体对男性一步一步的失望，但其创作中始终不变的是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怀，对建构女性独立人格的不懈追求，凭借着女性特殊的性别体验和个人对历史经验的伤痛与反思， 赋予了在文学史中沉寂了太久的性别以觉醒的顿悟和鲜活的生命力。

王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