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异化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摘 要:本文主要根据现当代国内外翻译理论,旨在对翻译研究中与异化理论的运用相关的某些误区和缺陷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异化技巧在文学翻译中的可应用限度。从而调整翻译研究的思维与视角,开拓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翻译研究 异化理论 文学翻译

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目前,对“异化”理论的探讨与研究,国内学者大多停留在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异化”的定义和阐述上,似乎“异化”是什氏的独创。实则不然。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异化”诗学源于亚里士多德,经由马佐尼、爱迪生和黑格尔等人的发展,成熟于什克洛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它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国内翻译界借用西方文论研究翻译均已取得瞩目的成果,当然也存在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译界普遍认同归化还原、增色、减色法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但就其产生的效果而言,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异化理论的适当运用,仍存质疑。

一、传统译论中对翻译的理解以及直译意译之争

传统译论视翻译为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是译文对原意的复制,强调“忠实”和“对等”。换言之,“忠实”和“对等”成了传统译论探索翻译实质的关键词。这一观念经反复灌输、强调进而规范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

随着对翻译现象的探索从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等高度,翻译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包括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等在内的一系列翻译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人们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难以“忠实地直译”,尤其在涉及特定的文化现象时。于是,直译?还是意译?哪个更恰当便成了译界争论的焦点。

古今中外,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直译意译之争。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

二、“异化”理论及其在翻译应用中与“变形”的关系

“异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其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Shklovsky)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要对所描写的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而异化作为艺术加工和处理必不可少的方法,可以增加对艺术形式感觉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17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爱迪生则从审美趣味方面对“异化”诗学理论进行了论述。在《论洛克的巧智的定义》中,他说:

“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因为这种东西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满足它的好奇心,使它得到它原来不曾有过的一种观念……就是这个因素要求事物应变化多采。”

他第一次从审美趣味的切入点论及了“不平常”的日常事物所引发的陌生美感,且认为这是一种“愉快的惊奇”。这是从心理学美学角度着眼的,从而使其理论进入了审美心理的层次。

异化与变形有联系,都是将习见的事物换一种样式呈现,以取得最佳艺术效应,但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极大地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违反常规事理创造意象的方式。通过变形,作家往往能获得独创性的形象。如果说变形着重于“改变”事物常形来创造的话,异化则倾向于不用习见的“称谓”来描写事物,而以陌生的眼光把事物原原本本地具体描写出来,以产生一种奇特的新鲜感。例如,“柱子上挂着一个挂钟”,就是一种“自动化”的“称谓”写法,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可《红楼梦》以从未见过挂钟的农村老妪刘姥姥的陌生眼光来写王熙凤堂屋里的挂钟,收到了异化的效果。异化的心理基础是作家摆脱日常的“自动化”感觉,而以事物给人的第一刺激反应作为构思方式,所以它能激发读者的新奇感。

三、异化理论应用过程中的“信”及再创造

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是在原作所指向的艺术空间里创新。对于注重形式的译者来说,再现原作的“异化”的修辞手法,可保存原作异常的写作手法。如在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译本中“黑色太阳”的“黑”字往往会被认为有悖于常理。作者在他的国家也曾遇到好事者的追问。作者倒没有提到“异化”理论，只是随便敷衍说，他写到这部巨著的结尾，已觉困顿不堪，抬起头来，遂感头晕眼黑，恰好看见太阳是黑的，就这么写了。译文跟原作很紧，造成译语的异化，如“太阳的光芒照得葛利高里的没戴帽子的头上的密密的白发闪着银光。”明显是由原文复制而来。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译文中的“黑色太阳”很可能是译者紧跟原文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保留了词语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在西方文化里,“黑太阳”象征“忧愁”、“痛苦”、“黑暗”。

而翻译修辞的出奇出新与“异化”的艺术主张是一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使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业已丧失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正是译者的再创造。 “异化”手法的运用可使译文与原文的语言形式保持一定“距离”,突出译者再创造的艺术效果。我们认为,“异化”手法移用于文学翻译，恰好是译者的再创造。在文学翻译中，“形”与“神”难以兼得。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形”与“神”很难掌握平衡。实际上，文学翻译是“有得有失，以得补失。”而“距离”的审美意义显而易见。

四、异化理论在文学翻译中应用的尺度把握

文学翻译虽是“再创造”,但译者的“再创造”是有限度的。译者在运用“异化”手法时,须考虑译文与原作的整体和谐性，细部的背离应置于整体的把握之中，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须把握“异化”的度，归化过甚（淡化过甚），易于淹没原作的间离效果；异化过甚（增色过甚），则会失去读者。如受制于原作的文句，亦步亦趋，译文必定是一堆毫无文学味的干巴巴的文字。例如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英译“They love to be battle-dressed and not rosy-gowned．”忠实于原诗句的意思，但译文平淡，未能再现原诗的神韵。而许渊冲先生把诗句译为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原文中两个“爱”都是动词，两个“装”都是名词，英译文中则两个词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与原诗形神皆似，发挥了译文的优势，取得了创造的成功。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片面求“美”，而对某些极富个性的原文词句，随意替代或改造，往往背离原文，从而不仅抹杀了原作所蕴含的各种价值，同时也影响译入语的读者对原作及其特定的文化背景、现象的理解。这样的译文根本没有阅读的价值，更谈不上带给读者新奇的审美感受。 翻译的再创造应注重对原文精神的理解，而片面追求所谓文美的“翻译腔”必须加以抛弃。译者只有循着作者的思想，表达方式，采取谨慎的异化译法， 才能充分反映原语文化的特征，充分表达原文的真实意义。

我们主张翻译应以异化为主要方法，并非说其是万能的，可以毫无顾忌的择一而从。其限度：一方面是译语语言文化的限度;另一方面是读者接受能力的限度。译文要充分传达原作的“原貌”，就应是异化为翻译的主要方法，但要注意限度，不要走极端，弄巧成拙。文学翻译的目的是文化交流，是把一国的文学介绍给另一国的读者，因此译者不仅应把个人对该国文学文本的理解告诉读者，更应该给读者留下理解、思考、欣赏的余地。如果借“创造”或“异化”之名，缩小或误导读者的理解可能，最终将失去文学翻译的目的。

五、结束语

对于中国的文学翻译来说，异化是一种新的境界。我们提倡文学翻译的“异化”是为了探索翻译的艺术手法，更新文学翻译的观念。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因为读者的欣赏品味喜新。“距离”是一种审美现象。“距离”使得文学翻译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说，“距离”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译语的异化是普遍存在于译本中的语言行为和文化现象。我们研究译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澄清“信”与“美”、“同”与“异”的关系，以便在此基础上革新翻译观念。传统译论忽视“距离”的存在，过于强调“忠实性”，容易把译者意识统治得太死，在方法论上容易单一化。至此，可以看出，俄国形式主义所言的“异化”，实质在于不断更新我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陈旧感觉，把人们从狭隘的日常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习以为常的惯常化的制约。不再采用自动化、机械化的方式，而是采用“被人们创造性地扭曲并使之面目全非的独特方式”，使人们即使面临熟视无睹的事物时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而由“距离”产生的“异化”，则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不断探索翻译艺术新的表现手法。我们认为，翻译作为文学文本生成的一种形式，不是对原作的刻意模仿或严格再现，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甚或有意识的）变形和异化。富有创造能力的译者，应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超越的气势，同原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创造美的译文。

[本项目由引进人才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号： 07YKZ017）]

参考文献：

[1] 黄雨石：《英汉文学翻译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2]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谭焕新：渭南师范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