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功能与国有资本演化的政治逻辑

摘要：有效发挥国有企业的经济政治功能是国家自主性的重要保障，有效发挥其政治经济功能是国家能力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有效发挥其政治社会功能更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提升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有效性和国家权威合法性是一定规模且分布合理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存在的正当性理据。从先发国家国有资本演化的政治逻辑看，在民族国家建设时代国有资本的规模大，分布广；在民主国家建设时代国有资本的规模小，分布狭窄；在福利国家建设时代国有资本的规模和分布均不断地有限扩张。国有资本的演进不断推进了先发国家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先发国家国有资本的演化规律对后发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家权威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7-0017-06

国有企业既是一个整合人财物的生产组织，又是一个整合国家所有者、官僚经营者和工人的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因其是生产组织而天然具有经济属性，又因其所有权归属于国家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因此它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种功能。不可否认，关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研究基本是在经济学、管理学的语境下展开的，但鲜有文章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功能进行探究。本文从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出发，对一定规模且分布合理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提供正当性证明，并剖析国有资本在规模和分布上的演化规律，以期推进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研究。

一、国有企业的经济政治功能与国家自主性

通常而言，现代企业是资本与劳动联袂而成的经济组织，也是资本权力和劳动权力的容器。在现代社会中，企业是经济权力的最基本、最主要的集装器，不仅将分散于社会中的经济权力聚变成组织性的经济权力，而且能再生产出更为强大的经济权力。“现代公司作橐恢址侵醒爰权性质的政治机构是现代社会中最有权力的机构。”① 经济权力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国家权力。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是国家权力的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国有企业是国家者的化身，处于国家治理结构体系的末梢，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国有企业的产权与国家政权是契合的，因此，它天然具有经济政治功能，有效发挥国有企业的经济政治功能是国家自主性的重要保障。

现代国家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国际、国内社会的公共权力，这种独立性所能达到的程度，就是国家权力自主性的发展限度。国家自主性的成长离不开向社会抽取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这是国家集权能力的显示器、测量器。经济资源尤其是生产资料是国家自主性的物质基础，是决定国家自主性高低的关键因素。故而，国家自主性的形成与发展与国有企业息息相关。

一定的国家权力是保持国家自主性的必要条件，而国家权力主要是来自于经济权力，源自国家不断地向社会大量抽取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个人、经济组织。现代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向国家提供大量的税收，以便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然而，强大的国家权力未必能保障国家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能否维系取决于社会总资源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如何分配。“国家的自主性主要是资源在统治者和社会阶级之间分配情况的函数。”②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国家分配到的经济资源越多，国家自主性就可能会越高；如果社会分配到的经济资源越多，国家自主性就可能会越低。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在国有资本总量小于私有资本总量时，如果国有资本控制了关键的产业部门，国有资本仍可能会支配私有资本，从而维持国家自主性。此外，如果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经营，国有资本的功能就可能会放大，从而有利于提升国家自主性。

国家向社会抽取经济资源是有政治成本的。尽管国家向个人、经济组织抽取税收会加强国家集权，但国家要向个人、经济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这种税收国家的财政吸取模式未必有利于提高尤其是快速提高国家自主性。国家向私有企业征税，也会促进国家集权，但国家要为私有企业承担着有效保护产权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政治义务，国家自主性的提升就会受到制约。不仅如此，私有企业是社会自主性的经济力量，制约着国家自主性，“私有产权制度的强化很大程度上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③。如果私有企业在数量、规模和实力上远大于国有企业，抑或是关涉国家控制、社会整合与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基本由私有企业经营，乃至企业全盘私有化，国家就会被私有企业主所俘获，国家自主性就会降低，导致国家成为管理有产者事物的委员会，从而造成资本强权绝对奴役劳动、社会两极分化和劳资冲突频发，现代国家建设必会遭重大挫折。私有企业的过度发展导致国家自主性的缺失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证明。

国有企业体现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国家动员、整合、配置与再生产经济权力的重要手段。“国有企业不仅帮助国家直接参与资本积累过程，还能减少分权可能带来的某些风险。”④ 一定数量与规模的国有企业是自产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国家自主性的物质条件和组织基础。国家既拥有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又掌控着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支配权，决定着企业再生产的投资方向。相形之下，国家向国有企业抽取资源要比向私有企业抽取资源的政治成本要低得多，国有企业的剩余是国家集权尤其是快速集权和提升国家自主性的有效保障，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理据之一。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集权阶段，国有企业的数量较多，行业分布也比较广泛，这正是满足国家快速集权、促进国家自主性增长的需要，以便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即便到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分权阶段，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国有企业的存在，特别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国家控制与社会整合的关键行业由国有企业经营是维持国家自主性的要求。不仅如此，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更能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从而保障国家对外自主性。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国家自主性维系和提升的必要条件，这是以国家能对企业实施有效治理、防范国有资本流失和杜绝“内部人控制”为保障条件的。

理想类型的现代国家自主性是相对的，是沿着提升与制约相反相成的路径发展的。片面发展国有企业既不利于社会产出的持续扩大，也不利于国家自主性健康增长。若要制约国家自主性的过度增长，就应控制国有企业的规模和行业分布，适度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不仅如此，发展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私有企业，让私有企业适度参与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垄断行业是制约国家自主性过度增长的另一有效途径，这也是一定数量与规模的私有企业存在的正当性缘由之一。

二、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功能与国家能力建设

对国家自主性的探讨就是“对国家权力来源和国家具有多大制裁范围的探讨。”⑤ 可见，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密切关联，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是国家政治统治能力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运用和展开，其有效性是指国家的各种行为作用于国际、国内社会的各种效果，具体表现为管制、抽取与分配三种国家能力的有效性，三者环环相扣，彼此制约，其中管制能力是国家能力实现的前提条件。

国家控制与社会整合是国家管制的重要内容，只有现代国家才能对社会实施有效整合与控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国家的有效调控和管制之中。吉登斯指出：“只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才能成功地实现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而且也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机器的行政控制范围才能与这种要求所需的领土边界直接对应起来。”⑥现代国家的行政控制能力有效与否，除了依赖于军队、军工这种特殊的国有企业外，还直接依赖于现代交通、通信的发展。沟通手段的机械化、电气化与信息化为国家管制能力的有效性提供技术支撑。因而，在电力、能源、铁路、公路、航空、航运、邮电和电信等关键领域多由国有企业经营，这是保障国家对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为数众多的国民实施有效管制的需要。

国家暴力本质是一种经济力，“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⑦。依托于国家暴力的管制能力是由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决定的，这取决于国家的抽取能力和界定有效产权的分配能力，抽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又体现出国家的管制能力。“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⑧ 适度的财政规模是国家管制能力有效性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对社会进行有效管制的物质基础。管制能力跟国家财政的规模有着密切关系，公共预算和政府投Y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起着推动和引领作用，但这是以一定的财政规模为基础的，它取决于国家的抽取能力有效与否。国有企业是国家拥有的重要的政治资源，是国家保持适度的财政规模的重要保障。如前所述，国家要向个人与私有企业抽取资源要负担较高的政治成本，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可降低国家的抽取成本，也是国家抽取能力有效性的必要保障。然而，国家抽取能力的高低最终取决于社会产出的最大化，而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是由国家界定有效产权的分配能力决定的。

有效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关键。征诸历史经验，无论是一花独放的国有企业，还是一统天下的私有企业均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迟早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环视全球，当今世界各国的企业结构都是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二元并存的。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是一个矛盾而内在的统一体，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私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正当性理据，反之亦然。国家界定有效产权的分配能力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与私有企业产权边界的合理划分上，即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行业分布、资本规模上的合理配置，以便扩大社会产出。私有企业天然具有市场经济的属性，是市场主体的基本构成。“市场结构与国家主动性相结合的方式是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⑨ 国有企业的绩效主要是通过驱动私有企业持续、快速发展而实现的，从而将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绩效与私有企业的微观经济绩效协调起来，扩大社会产出。“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首先是为民间企业发展创造条件，是市场经济国家举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基本目的，也是国有企业最重要、最普遍的职能。”⑩

若要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绩效，就必须发掘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宏观调控与调节、资源动员与配置，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等多种能力。国有企业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基础工业部门的承建与运营，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提供基础服务；国有化的央行或发行银行通过对货币流向、流量的控制和干预，维护市场供需的相对均衡，稳定物价，避免“市场失灵”，从而保持国民经济整体健康运转；国有企业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对促进支柱产业的发展、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均具有重要意义。提升国家的有效分配能力，就必须依据国有企业的各种功能配置国有企业，审慎界分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合理边界。国有企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既是国家分配能力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三、国有企业的政治社会功能与现代国家权威

大体说来，合法性本质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就是国家拥有或支配社会的正当理由或权利，这既与国家自主性有关，又离不开国家能力的有效实施。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而是沿着价值和经验两个相互缠绕、不可分割的维度构建的。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合国家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够在价值和经验两个维度上提升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从价值维度上看，国有企业的存在意味着国家负有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义务，是社会稳定、平等、公正、民主与博爱的载体。“一个政治体系提取资源、管制行为和分配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将受制于当局合法性的程度和性质。”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政治社会功能与经济绩效是国家权威在经验层面获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首先，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向社会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首要来源。政治秩序是国家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与服务，使社会摆脱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战争状态。垄断暴力的现代国家凭借对军队和军工企业垄断经营，以及参与对工业、交通企业经营或控制来提供稳定而有序的政治秩序，保障人们的自由、财产和安全，这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初始条件。因而，稳定的政治秩序不仅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理据，而且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从而使国家权威获得了社会的“散布性支持”。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如果国有企业的力量远超过私有企业的力量，会导致国家权威过度增长，国家就会宰制社会，蜕变成“掠夺型”国家，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就可能处在某种危险状态，社会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产出下降。此时，由国家提供的政治秩序就会不断地僵化，遑论活力了。只有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企业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相对均衡发展时，一个活力充沛的政治秩序才会持续的再生产，国家权威才会源源不断地获得合法性，这是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条件。可见，一定规模且分布合理的国有企业是国家权威增长的关键，也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正当性理据。

其次，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是国家权威获取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来源。如前所述，国有企业是国家对经济实施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经济中，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张，个体生产的理性化与整体社会生产的非理性化矛盾突出，最终会导致“市场失灵”。国家借助国有银行、国有工业企业对经济运行实施精准调控，让政府部分地取代市场，从而保持经济在总体上能够良性发展，扩大社会产出，使国家获得“散布性支持”。通常而言，基础部门、支柱产业和科技行业的创建和发展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且风险大等特征，私人企业常不愿涉足或难以涉足，故而这些行业部门常由国有企业经营，发挥国有企业的引导、开拓功能，推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国有企业不仅为私人企业发展提供基础服务，而且可对它们进行维护与救助，帮助私人企业克服经济困难，促进它们的发展，从而使国家权威获得了私有企业的“特定支持”。尽管私有企业不等于高效率，国有企业也不等于低效率，但国有企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因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的特殊性，同私有企业相比，它们的激励与约束功能相对低下，不利于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绩效的提升；又因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易导致“内部人控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滋生腐败；还因大量强势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极易导致行政垄断，造成国家既不能促进经济发展，也不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这些均会造成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耗散。

第三，国有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与福利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又一重要来源。公共物品和服务通常是由国家借助国有企业来提供的，它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体现了在民的政治原则，也体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原则，这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会促进社会和谐，国家权威因此而获得了“散布性支持”。国家还通过举办福利企业为弱势群体提供专门的福利，对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和提升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权威因此会获得弱势群体的“特定支持”。此外，国有企业具有维持就业的功能，这会使国家权威获得国企工人的“特定支持”。不H如此，国有企业的劳资关系比私有企业的劳资关系要和谐得多，国企工人的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常会比私企工人的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故而国家权威再次会获得国企工人的“特定支持”。

综上所述，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提供政治秩序不仅获取自身权威的合法性，而且为经济发展提供前提条件。经济发展既凸显了国家提供政治秩序的重大价值，又为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和福利创造条件，从而使国家权威进一步获取合法性。国家提供优质而高效的公共物品与福利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社会和谐彰显了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的最终价值，国家权威因此而获得社会的“散布性支持”。政治秩序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基础，经济发展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保障，而社会和谐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价值，三位一体，共同维系着国家权威合法性的再生产，这与一定规模且分布合理的国有企业功能的充分发挥息息相关，也是我们评判国有资本的存在、规模和行业分布的演化规律的重要依据。

四、国有资本演化的政治逻辑

从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路径看，民族国家建设时代是国家权力逐渐形成并走向强大的政治发展时代，这是国家将社会中的权力自下而上地集中与聚集和国家权力向社会自上而下地渗透与扩张的双向运动过程。集权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一般说来，在民族国家建设时代，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均大致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国家职能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西方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同私有企业、私有资本相比，国有企业的数量比较多，国有资本的规模比较大，行业分布也比较广泛，不仅军工部门、基础性部门和市政性部门由国有资本垄断经营，而且在商业性、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与民争利，这尤其是体现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法系的国家中。“由于贸易、战略或威信方面的原因，政府会创立或发展专业公司。这主要表现在股份公司和殖民地贸易中，以及造船、冶金、重工业和某些国家的奢侈品工业。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企业职能的范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 庞大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促进了国家管制、吸取和分配能力，以及国家自主性的快速提升，推动了国家集权。国家建设与政治整合在先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现代国家治理的起点，而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则功不可没。

在后发国家中，因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故而独立不久的后发国家集权建设的任务更为迫切。同私有企业、私人资本相比，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国有资本的规模大，国有资本的行业分布十分广泛。在军工、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等涉及国家控制、社会整合与国计民生的部门基本是国有资本一家天下，外资企业、私有企业很难涉足；在商业性、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也常占据了半壁江山，私人资本难以与之抗衡，这均是快速提升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有效性和国家权威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私人资本缺乏存在的合法性理据，导致企业全盘国有化，这固然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关联，但究其实质而言，企业国有化依然是国家集权的政治逻辑使然。

民主国家建设时代是公民分享国家从社会中聚集起来的权力的政治发展时期，这大致是一个国家权力逐渐受到社会的有效制约并日益规范化的政治过程。分权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在欧洲民族国家建设后期，因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呈无限增长之势，导致掠夺型国家的产生，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导致私人有产者的生命与财产处于危险状态。资产阶级便联合无产阶级发动革命，了绝对专制主义的腐朽统治，开启了政治参与的新时代，牢固确立起人民的政治原则。资产阶级分享到了政治权力，乃至主导着国家政权，构建起矗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以分权制衡、社会制约国家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无产阶级也获得了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理据就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财产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干预控制的空间，限制了专制意愿施行的范围，它容许与政府权力相对立的力量能同时发展，它也因此成为所有那些能免于国家粗涉的活动的基础。它是自由的种子自然生长的土壤，它也是个人自治以及最终物质与精神文明植根的沃土。” 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解构了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存在的合法性理据，但建构起私有企业、私有资本发展的正当性。从大部分先发国家尤其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在民主国家建设时代，国有资本的规模很小，且分布十分狭窄。除了少量涉及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的行业外，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不仅退出了经济领域，而且在医疗、教育、社保和环保等社会领域不是萎缩，就是缺位，私有企业、私人资本基本一统天下，这与主义国家建设的政治逻辑是一致的。私有资本因其产权清晰而天然具有市场经济的属性，具有强大的激励和约束功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先发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是其标志性成就，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这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萎缩、缺位密切相关。因缺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有力支撑，国家自主性，国家管制、吸取和分配能力，以及国家权威呈断崖式的下降，国家职能的范围骤减，导致国家能力增长与民主、法治发展的严重失衡。

福利国家建设时代是公民分享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政治发展时期，这大体是一个国家权力再次增长并逐渐与社会形成有效互动的政治过程。国家集权与社会分权、经济发展与福利分享的相对均衡发展是福利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在民主化时代，西方先发国家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过于弱小、分布过窄，私有企业、私人资本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导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发展严重失衡，进而导致“守夜人”式的消极国家的产生，国家被有产者集体俘获，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的增长受到严重制约。“守夜人”国家既无力对经济发展实施有效的政治干预和宏观调节，从而缓解“市场失灵”，扩大社会产出，又不能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福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从而维持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导致市场试图脱嵌于社会，造成了现代国家建设再次出现严重危机。“保护性反向运动必须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会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如若化解“市场失灵”，缓和市场社会的矛盾，就需要有限扩大国家职能的范围，推进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的有限增长，这需要国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

经济发展是福利分享的前提。在福利国家建设时代，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回归市场，逐渐与私有企业、私有资本相对均衡发展，提升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有效性。一方面，国家借助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的干预，国有资本干预的成本低、弹性强和时滞短的比较优势很快显现出来，政府与市场机制的互补功能也被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推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利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既促进了公平分配，市场紧密地嵌入社会，又扩大了内需，并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提升了国家权威合法性。经济发展与福利分享使先发国家的治理能力又一次获得了里程碑式的提升，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主建设和福利分享，四位一体，构成先发国家完整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因受新凯恩斯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二战后西方国家曾交替出现过“国有化”运动与“私有化”运动，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分布边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体现了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有效缓解了“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彰显了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尤值一提的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提升国家能力，新一轮的国有化运动在发达国家悄然兴起。一定数量与规模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存在“已不再是一种临时性的或应急性的手段”，而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因如此，福利分享政策也成为先发国家制度化运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它们几乎同时面临着国家集权、社会分权和福利分享的三重挑战。正如阿蒙德和鲍威尔指出：“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先期进行，但发展的政治却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面临人们对于参政和分配的要求及期望。”近些年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正由国家集权向社会分权缓慢转变，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的增长开始受到社会的某种制约，但国家集权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后发国家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比重不断下降，所涉领域亦不断收缩，在商业性、竞争性领域私有企业、私有资本逐渐占据着支配地位，在基础性、市政性行业私人资本也大量进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改变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私有企业、私有资本获得长足的发展。

总之，从西方先发国家国有资本演化的政治、历史逻辑看，一定规模且分布合理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是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有效性和国家权威合法性形成、增长和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过少、过弱或过多、过强，抑或行业分布不合理均不利于现代国家建设，这是一定规模且分布合理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存在的正当性理据。国有资本的演进不断推进了先发国家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尽管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逻辑不同于先发国家，但先发国家国有资本的规模和行业分布的演化规律对后发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 [美]鲍曼：《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② [美]诺斯：《交易费用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③ [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④⑨ [美]埃文斯等：《找回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9、77页。

⑤ [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⑥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⑧ [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⑩ 王金存：《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17页。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79页。

[英]里奇・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页。

[美]多蒂・李：《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英]波兰尼：《大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第19页。

作者简介：杨鹏程，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4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