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治理范式中社会保障问题探索

内容摘要：社会保障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本文从社会转型中管理学人性假设的范式转换的视野探索离退休人员治理问题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方式。导致离退休人员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根本来说由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背后隐藏的片面的“经济人”预设所致。因而本文提出了“复杂性社会人”为内涵的人本治理范式，指出：只有促进离退休人员治理模式的建构，以满足离退休人员作为“政治人”、“经济人”、“社群人”、“实践人”等不同身份所产生的不同需求，才能最终解决离退休人员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问题。

关键词：离退休人员 治理 经济人 复杂性社会人

研究现状及复杂社会人的研究范式

离退休人员的治理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都是社会保险方面的。国外学者对我国养老保障问题所做的研究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在理论上探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并没考虑到养老保障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中文化、政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所提出的建议也是各不相同，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而国内学者大都是借助对国外养老保障体系的分析，从而找出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模式，而很少有原创的理论观点。此外，国内外学者对养老保障体系的研究主要探讨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筹资方式、养老储备金的管理模式等相关问题，而对于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健康保障、精神需求等方面涉及的比较少。

本文认为研究中国离退休人员的治理问题，必须放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本文总结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中我国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从“政治人”“单位人”到“经济人”再到“以人为本”辩证转换历史过程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以及管理学人性假设理论、治理理论、积极老龄化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以复杂性社会人假设为内涵的离退休人员的人本治理范式。

所谓“复杂性社会人”包括两个内涵，一方面从主体的角度，人具有从低级的基本生存需求，到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以及自由自觉活动，超越自我追求高尚精神价值的需求，有着复杂的需求层次，因而人是“经济人”、“政治人”、“社群人”、“精神人”的复合。另一方面，从客体的角度说，人又是生命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关系、自然关系和精神关系全方位复杂关系的总和。而且人的主体与客体的两个维度的内涵不是抽象静止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人”，人的“经济人”、“政治人”、“社群人”、“精神人”属性，将具体地、感性地、全方位地展现在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自由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以复杂性社会人为内涵的人本治理范式，有如下几个含义：

其一，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离退休人员的治理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在政治、法律上尊重老年人作为平等 “政治人”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地位，在党的领导下，为老年人参政议政提供平台。其二，要尊重市场经济关系中个体和各种法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利益主体地位，从“经济人”角度尽量满足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存需求，把离退休人员当做一个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去对待，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养老保险机制的作用，使离退休人员“老有所养”。其三，重视老年人 “社会归属”需要，把家庭和社区、地方党组织和某些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成为老年人社会归属的“单位”，在更高层次上重建一度被市场经济解体了的“社群人”伦理共同体。社群共同体不是利益共同体而是有着共同价值目标且能够给老年人提供“社群人”身份归属的伦理共同体。其四，把离退休人员当成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主体，尊重离退休人员作为“实践人” 的主体地位，开展文化的、教育的、养生的、生态的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调动低龄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为传统文化的传播、精神文明的建设、和谐社区的构建发挥余热，从而帮他们实现老有所为的愿望，并最终实现离退休老年人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进而促进离退休人员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社会转型期与离退休人员治理问题的凸显

（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苏联的建设经验，我国建立了一套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对社会资源起到了控制作用。在这个体制下，人的基本身份是“单位人”和“政治人”，一方面，企事业“单位”是社会基本的细胞，承担着生产、服务、管理、教育、福利等各种社会职能，每一个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干部包括离退休人员作为企事业单位的“单位人”，由原来的企事业单位管理并提供生老病死全方位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又承担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职能，对企事业职工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传播，使其获得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人”身份，在整体上服从社会主义政治秩序，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但同时也失去个体独立的经济自由和某些政治自由权利。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以后，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一方面，个体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和外资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由原来绝对的主导地位，变为不到社会经济的1/4，其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社会角色出现了大转换。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城市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出现和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人们的身份开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单位人”和“政治人”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在“GDP”的经济导向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负盈亏的管理者经营的“国有经济”的“经济人”共同体。国有经济单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不再承担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职能，进行了从承包到MBO多种形式的改革，大量的中小国有企业开始民营化。在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被推向社会。剩下的国有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大量地进行减员增效。尽管如此，由于国有企业仍背负着计划经济的包袱，仍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人”共同体，跟其他经济形态的经济法人处于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中，迫切需要把其中离退休人员的管理问题社会化，从而把离退休人员治理的责任转向社会。

（二）社会转型中“经济人”思维导致离退休人员治理问题凸显

作为曾经是以“单位人”和“政治人”为主体的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既要继续扮演承担原有社会政治功能和社会福利职能的行政管理实体的角色，又要成为适应市场竞争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法人，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格局格格不入。随着市场化导向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由于承担了经济职能以外的多种社会职能，因而它在与外资企业和私人资本的竞争过程中表现为包袱沉重、运转不适、机制不灵、效率低下，难以与之公平竞争等。于是，国有企业在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需要将企业经济职能的其他社会服务职能逐渐剥离出来，转变为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的独立的法人实体。国有企业单位对其职工不再提供“从摇篮到墓地”式的全过程的生活服务和一系列的社会管理服务，原来单位承担的许多社会性职能向社区转移。

“单位人”、“政治人”开始向“经济人”、“社会人” 转变，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这些问题表现形形，形成的原因多端，但在很大程度上或本质上与市场经济片面强调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有如下几个命题：第一，自利原则，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是追求个人的自我利益；第二，理性原则，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都可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即效用最大化原则，这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经济人假设相信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引导下会不期然地增进社会利益。这个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假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追求GDP的历史条件下只考虑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未考虑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和重要地位，未对企业离退休人员给予应有的补偿，或补偿不够。

（三）老龄化社会到来加剧离退休人员治理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人口生育政策的实施，在短短三十年里，中国不仅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转变”，同时也以平均高达9.4%的经济增长率获得了世界的瞩目。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随着“人口转变”的快速进行，尽管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却不得不提前面临发达国家所遭遇的老龄化危机。到2010年，我国已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所困扰。预计到2040年，总抚养率将达到63%左右，从老年抚养率上看，预计到2040年每100个生产者将负担35个老年人，比2000年上升3.5倍。而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并没有摆脱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因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资金来源相同，资金平衡的本质是“现收现付”，那么就业人口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必然影响资金的平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迅速上升的老年抚养率将成为我国养老保险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如果维持目前的退休年龄，到2030年我国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的比例将达到1: 2.4，到2050年达到1: 1.8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的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

以复杂性社会人为内涵的人本治理模式建构

目前我国实施离退休人员人本治理虽然已经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理论实践探索，但市场经济片面的“经济人思维”仍然根深蒂固，需要坚持以复杂性社会人为内涵的人本治理范式为指导，积极建构离退休人员的治理模式。

（一）尊重老年人的“政治人”主体地位，为其参政提供多元化平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经济人”导向压倒一切，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人”遭到否定。但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宪法规定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享有广泛的民利。而离退休人员的治理问退，既是社会管理问题，也是政治分配问题，这事关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建立了覆盖前面相对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更完善的全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因而，在离退休人员治理的过程中，必须从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人”的主人翁地位，按照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二次再分配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考量一切。要为他们提供广泛的参政议政舞台，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这也是实现老有所为的重要方面。

（二）尊重老年人的“经济人”主体地位，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最基本的身份是“经济人”，市场经济社会“经济人”追求的是作为生存基本条件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这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对老年人来说，他们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的建立和最大化，主要依靠医疗养老保险制度。这既是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安排，也是市场经济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为此必须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机制。

参考文献：

仝利民.老年社会工作[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