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者

来自台湾的学习样本

从台湾移居内地13年后，罗家德先生推动创办了国内第一个专注于“社区营造”的研究中心。这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教授，尝试用浅白的话解释这个社会学概念：“社区，可以是一栋公寓、一个小区、一条街道、一所学校、一个村落——一个个以亲情、友情、爱情连接起来的知根知底的小团体。社区营造（Community Planning），就是让一个社区通过自组织的过程，最终实现自治理。”

在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的成立式上，简体版《上好一村——18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台湾小镇故事》同步面世，18个被活化起来的台湾社区，在人们的讲述中变得具体。高雄市宝华区有50多座公共楼梯，台北搬来的王瑞成，带着妻子和孩子，买来大桶绿色油漆，一个楼梯一个楼梯涂过去，原本灰暗的街道角落，变成养眼的走廊，人们被吸引出家门，在那里见面、聊天、互通有无——就像过去的村子，村口总有一棵聚集人气的大树；台南永康市的沈采蓉，太爱讲故事，打扮成“故事女巫”，一家一家敲开邻居大门，疏离的社区距离被她大大小小的故事无形拉近……

18个社区，几乎都有相似的成功路径：由最初一两位充满活力者推动，最终演变成全社区居民自觉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一位中年观众在现场站起身分享感受：“社区营造的第一步，原来只是需要有个人，让大家走出家门，像旧时邻居一样，熟门熟脸，有商有量，不像现在，住在一栋楼里，却老死不相往来。”

罗家德创办研究中心的最大动力，是觉得内地社区营造的需求已经变得很迫切。“凡经历了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国家，几乎都走过中国前30年的道路。生活在这个浮躁阶段的人，没有根，一个人被丢进一个几千万人的大城市，旁边都是陌生人，像一颗原子，孤立无援。”美国、日本和台湾的路径告诉他，社区营造是一场有效的“宁静革命”，用自下而上的办法，让人重新找到安定和幸福感。

1960年代，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20年后，社会不公在美国点燃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反战运动、嬉皮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共造美妙家园的社区营造运动——它们修正了经济成果只被“白男人”享有的不公，种族、性别和不同社会族群间的矛盾被大大消弭。30年后，非洲裔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正是在芝加哥地区的社区营造员工作中锤炼而出。他的前任克林顿政府则将社区建设作为“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罗家德更直观地感觉到，目前的内地，与20年前的台湾，极其相似。“房子车子大爆炸，到处充斥着金钱游戏，跟《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纸醉金迷，一模一样。”他回忆，当时在台北郊区一套约140平方米的别墅，价格飙到近2700万台币（折合人民币约900万元），“当时可以在上海换20套房子，可现在，换一套都勉强。”

“1991年股票崩盘、1992年房地产崩盘之后，台湾由此开始了两项90年代最重要的运动。一是职业社群的自我改良运动，如教授学术伦理、律师法治伦理、医生医德、媒体新闻伦理等；另一个就是社区营造，使基层百姓学习如何自己组织起来解决问题，通过民主协商实现多元包容。这两个运动影响了台湾最多的人，前者让整个社会从精英开始有了底线，后者让最大多数的老百姓有了民主生活的训练机会。”罗家德对《人物》记者说。

在社区，训练现代生活伦理

日本小镇古川町的故事被反复提起，同时被提到的，还有“日本社区营造之父”西村幸夫和社区营造界的明星书《再造魅力故乡》。

古川町，四面环山，溪水清透，16000人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山居生活。发展了近50年的社区营造，让这座古老的小镇拥有某种迷人的生命力。故事从一条流经市区中央的小水沟濑户川开始。1960年代，这是一条满是淤泥、脏乱不堪的臭水沟，当地一家报社在古川町百年纪念时，发起在濑户川内饲养鲤鱼的计划。半个世纪后，古川町的居民完全自觉地贯彻了当时的举动：大家自主性地轮流分担清扫工作；为了防止近千条鲤鱼的流失，在12个地方设有铁栅栏，早晚必须除去挂在上面的垃圾；每年下雪之前，居民一起把鲤鱼捞起来，送到深且温暖的水塘过冬；春天雪融时，再一起将鱼放回川里。这样，濑户川的水质干净到可以直接拿来清扫家居、浇花弄草。

“这个从协商到自发的过程，并不简单。”罗家德认为，社区营造里蕴含了一种宝贵的民主生活训练。“比如，社区活动空间里，你要做沙龙，可有人要打兵乓球，有人要办老人活动，场地有冲突。怎么办？不爽就打一架吗？你得学会怎么理性地协商与解决问题。”“再比如，小区里有100户人家，家家都有老人，于是商量办一个日托中心，100个主妇轮流照顾，可偏偏有些人迟到、偷懒、占便宜，中国人爱面子，你怎么惩罚不出力的人？怎么罚得合理又有效？这都是一个现代生活修养的训练。”

在内地，罗家德发现小区里时有乱停车、夜间喧闹或乱扔垃圾的现象，但居委会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居委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产物。”而在一个真正具有社区精神的社区里，人不会肆无忌惮。“人会寻找温暖、付出体谅；人会相互监督、相互惕厉；人也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从精英开始的“基进运动”

在台湾，进行了20年的社区营造已是一个流行语，成为社会主流。而主力推动者，是一群60后。罗家德发现，台湾的60后与内地的80后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崇尚专业、具备改变现状的情怀。与内地经济发展阶段对应，台湾上世纪90年代出现大规模的精英返乡潮，他注意到，内地80后正在“逃离北上广”。

这批精英将台湾的社区营造解释为一场“基进运动”（radical movement）——一种回到土地、回到社区、回到生活的主张。文化人、大学教授、返乡大学生、中产阶级等精英分子是台湾“基进”运动的中坚力量。内地社区营造探索者陈统奎在一次台湾探访活动中遇见了台湾社区营造学会创会理事长李远哲——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台湾前“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说道：“这几十年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脱离大自然的、危险的浩劫史。世界各地社区的草根力量，是我们真正改变世界的开始。”

这个人群中的很大一部分，在试验并创造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即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有调查显示，在台湾，有43%的都市人希望放下目前的工作搬到乡下，过简单的生活。下乡开民宿成为风潮，成千上万家民宿拔地而起，他们选择在林间布置梦想之屋，取代高压无奈的都市生活。

罗家德观察到，内地的社区营造拓荒者，正在冒头，“但还没有一个成功案例”。“与其他地区不同，内地有一个特殊的状况，是政府有一个一竿子插到底的社区组织：居委会。它并不能真正解决社区问题。内地的社区营造，必定是一个上下合力的过程，上是政府，下是一批带有草根精神的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