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集中采购的激励效应模型分析

【摘要】我国《政府采购法》第16、18条规定,集中采购机构是采购机构,根据采购人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在集中采购模式下,运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所涉及的关系人主要有:纳税人、缴费人、各级政...

中图分类号:F253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10-246-02

摘 要 根据现实中政府集中采购委托关系,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入手,利用委托理论的道德风险模型,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目前我国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机制的设计是否对采购人进行了有效的激励。

关键词 集中采购 委托人 人 信息不对称

2007年,财政部正式出台《中央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管理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工作正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在提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更多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需要将集中采购作为主要的采购模式。

一、我国集中政府采购中的委托关系

我国《政府采购法》第16、18条规定,集中采购机构是采购机构,根据采购人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在集中采购模式下,运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所涉及的关系人主要有:纳税人、缴费人、各级政府、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单位或事业单位和供应商。在公共财政体制和集中采购运行机制下,上述关系人形成了四级委托关系,构成委托链(如图1):

1.纳税人和缴费人通过法律程序将公共事务管理权委托给各级政府,形成了第一层次的委托关系。

2.各级政府通过职能划分将理财职能委托给各级财政部门,形成了第二层次的委托关系。

3.各级财政部门通过采购预算将具体采购职能委托给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形成了第三层次的委托关系。

4.政府采购中介机构将具体采购项目委托给采购人员,即形成了第四层次的委托关系。

与分散的政府采购相比,集中采购的委托链条明显缩短。但由于委托人与人的利益取向不同,委托人和人之间必然会产生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其次,由于政府采购的专业性很强,委托人搜寻信息的成本很高,采购官员往往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隐藏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激励不相容可能成为人偏离委托人委托目标的现实表现。

二、集中采购机构的激励效应模型分析

如上面所述,在集中性政府采购模式下,仍然存在着多级委托链。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督者的机会主义都会带来公共权利委托失灵。这里我们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入手,运用委托―模型,对集中采购模式下的机制进行分析,从而找到目前机制设计存在的问题。

(一)委托基本模型

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模型包括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而我们这里所使用的是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这也是一般说的委托人―人理论所指的模型。此外,通常把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成为“人(agent)”,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成为“委托人(principal)”。在集中政府采购模式下,我们假定政府为委托人,集中采购机构为人。

对于人,设 为表示人所有可选择的行动的组合, ∈ 是努力水平的一维变量,表示为人的一个特定行动。令 是不受人和委托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 , 在 上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 和 。在人选择行动 后,外生变量 便可实现。 和 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 ( , )和一个货币收入 ( , ),其中 ( , )是委托人的受益。我们假定 ( , )是 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即给定 ,人工作越努力,产出越高,但努力的边际受益率递减), ( , )是 的严格递增函数。那么委托人的问题就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 ,根据感测到的 对人奖励和惩罚。

假定委托人和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和 ,其中 , ; , ; , 。也就是说委托人和人都是风险规避者或风险中性者,努力的所付出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的假设意味着委托人希望人多努力,而 意味着人希望少努力。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像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

有了上面的假设,我们便可以得到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

委托人就是通过选择 和 最大化上面这个期望效用函数。但委托人同时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也成为个人理性约束,即人从接受合同中的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我们用 来表示人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则可以表述为:

(IR)

第二个约束是人的激励相容约束,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 和 ,在任何的激励合同下,人总是选择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 。换言之,如果 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 是人可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 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 中得到的期望效用时,人才会选择 。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达式为:

(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最优激励合同

集中政府采购模式下,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在委托中出现败德行为、腐败行为等问题。那么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来进行机制设计,既对采购人进行约束,也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激励?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选择 和外生变量 。委托人可能使用“强制合同”来迫使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因为不论委托人如何奖惩人,人总是会选择最大化自己效用水平的而行动。此时,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满足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激励合同 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析这样的激励合同应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

不乏一般性,我们这里设定 是一个一维的连续的努力变量,分布函数的一阶随机占优条件变为: ,即对于所有的 , 递减。此时人的激励相容约束IC,根据莫里斯(Mirrlees,1974)和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要变为用下列一阶条件代替:

此外上述结果反映了似然率 传达的信息量。最优激励合同 反映的是统计推断的原则。从我们上面的分析来看,委托人似乎是在根据观测到的产出量来推断人选择了多大的努力水平,进而给予人不同的报酬:

但是经过证明后却发现产出 是通过似然率 来影响人的收入 的。

综上所述,考虑到 (霍姆斯特姆1979年给出了 的证明),可以发现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最优激励合同 与似然率 是对应的,而似然率 是人的努力变量 的函数式,所以知 与 存在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

而在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六条规定“集中采购机构是非营利事业法人,根据采购人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很显然,采购机构成立后,委托人的意愿是人按照国家行政事业人员标准,严格遵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按一定程序执行政府采购,人只是按国家事业编制人员标准领取固定收入,与采购机构的效益不直接相关,所有因不确定因素造成的风险由委托人全部承担。由于我国对人给予的是固定报酬,并没有考虑到人的努力程度,所以我国目前的采购机制设计不具备最优的激励合同特征。

三、结论

政府采购机构的运行,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达到委托人的意愿,即使有了法律的约束,人与委托人之间也不会信息完全对称。从上面的推导可知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委托人―政府并未对采购人给予有效的激励,即不愿意人的收益与政府采购收益挂钩,但为了达到激励目的,可以利用变相措施,比如,以对人的工作考评为基础,提供不同的培训机会,一方面可以激励人,另一方面还可对人进行梯度培训,以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采购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库司.政府采购.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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