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复苏,路在何处

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搭配在过去10年扮演着全球流动性的主“水泵”，美国消费变成中国储蓄，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流回美国。金融危机打断了循环链条，中国要在再平衡中重新找寻定位。

市场是神奇的，死的有时都能变成活的。

复苏的萤火之光，经过众多分析师的金口，被曲解成一场强势经济恢复的开始。股市在流动性的驱使下，过去3个月中上升超过了40％。

股市真是那么灵敏的经济晴雨表吗?未必，特别是一个百年一遇的萧条期的底部。1929～1933年期间，股市也经历过多达5场独立的幅度超过10％的反弹，但最终结果也是股价重返下跌。股市更确切地讲是反映投资人对经济复苏的预期的情绪历程，微弱的希望被放大至激昂乃至亢奋，最终在现实的落差面前失望地垂下了头，直至绝望。

找寻中国经济复苏的痕迹

就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找寻经济复苏的痕迹吧。不管各方面数据多么地“打架”，但几个基本的事实还是可以理清的。

制造业偏软，经济回暖的基础在哪里?按照一般规律，中国的12％的工业增长应该能对应8％的GDP增速，而一季度实现6.1％的GDP增速，则要求有9％以上的工业增长与之对应。显然目前的数是对不上的，一季度工业增长是5.1％，3月份才反弹至8.3％。4月份又回去了一个点，是7.3％，意味着当下经济增长很大程度靠建筑业(基建)撑着。

老外是比较相信中国电力的数据的，这个东西没有存货，基本与工业对应。电力前3月环比增的态势，在5月份未能延续，工业的确是偏软的。

在笔者看来，4月份商业银行短贷负增长(同比负增长786亿元，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更大，几家股份制银行短贷余额甚至是负增长)，可能是个相对能够说明问题的信号，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不如一季度宏观数据所显示的持续反弹形势大好。短期贷款的利率已经下降了不少，企业减少短期贷款，说明了短期贷款到期后企业续借的意愿不大。

没有工业的经济回暖能持续多久，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投资还能坚持多久。1～4月份5.2万亿的信贷砸下去，投资景气维持到今年四季度应该问题不大，再往后会怎么样，要看私人投资、家庭消费和外部世界的复苏情况。而上述三方面，政府如果不能心甘情愿地推倒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光喊信心是很难把民企口袋的钱引导出来的；如果既有的存量财富不存在重新分配的可能，即便是大力推进增量改革，钱恐怕也要三五年后才能真正流进老百姓的腰包而后促进消费，国际形势也很难指望。因此中国经济总是存在着再次回头的可能性，而且还很大。

当下消费数据的稳定，基本得益于楼市超预期的“小阳春”。我们喜欢拿零售的增速来看中国的消费。一季度15.9％，4月份14.8％，剔除物价因素，即便是景气时期也应该算是强劲的。统计局分析一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超过了4.3个百分点。

但是中国的零售额数中企业和政府的购买也包含其中，看看北京金融街百盛的销售额，就知道大节前后(一季度的春节因素)中国的商务性公关多么火爆。真实的私人消费可真如零售数那样强劲吗?

当下消费的稳定最大的贡献因素，在笔者看来，来自于房地产超预期的恢复。如果以2009年5月的新房交易量为计算依据，全国主要核心城市的可售面积消化时间在6～8个月之间。而此前，以2008年10月份的销售数据计算，全国主要城市新房的库存消化则要15～25个月。

楼市销售的放量对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刺激显而易见，汽车、家装、家电等成为制造业部门显著回暖的分行业。

剩下的问题，房地产的“小阳春”的可持续性就成了关键。

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还能持续多长时间，1980年代中国那波婴儿潮到当下正好进入了结婚生子的年龄段，2007、2008年房价暴涨把这些需求给压住了大半年，一旦价格回落，这些需求马上就释放出来。

潜在的需求虽然比先前预期来得生猛，但是中国刚入而立的年轻人买房大多是靠家里三代储蓄凑钱(家庭文化放大了这个群体的实际支付能力)，而非一个稳定乐观的恒常收入的支撑，父辈和祖辈们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反储蓄”的阶段，靠“反储蓄”人群的购买力把房价撑起来的，在世界历史上笔者还没看到过。若开发商不明智地回过头来涨价，销售很可能会快速地萎缩下来。

当然还有改善型和投资型需求，是否能及时跟上，改善型需求跟收入增长预期关系极大，未来数年全球衰退的大背景恐怕会抑制大多数人极端迫切的欲望。而投资需求则更多取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但是当通胀的实现反过来会成为浇灭经济复苏的火焰的一盆冷水时，经济二次探底的预期将使得房屋成为投资客手中的“烫手山芋”。从更长一点时间看，经济在一个长期底部波动时，流动性极差的房产未必是抵御通胀的最佳选择。

一季度消费的稳定还体现在农村零售强于城市。由政府的家电、汽车下乡的政策所引发的农民换家电、买轻卡的热情是否能够得以持续?据笔者所知，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优惠买下下乡的家电，转手又高价卖到城市里。农村购买力最大的隐忧来自于收入，今年2500万～3000万失业农民工，占比为全部出外打工人数的20％～25％，而打工的收入大体要占到农民全年收入的40％～60％，失业意味着今年将有8％～12％的农民兄弟的收入突然蒸发。

工业低迷的实质是出口的大幅倒退。毕竟中国40％以上的产能是对着外部的，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资源的约束，中国经济的外部依存度比当年产能扩张高峰期的日本、韩国还要高得多(中国2008年的顺差已经超过了GDP的10％，日本历史上没有超过3％)。

当下发达国家进口下滑深度可能已经接近了底部，但在底部徘徊恐怕是长期过程，一季度美国的逆差大幅收窄，基本上是消费收缩的结果，因为进口掉得很快。与之对应的出口型经济体一个季度大多都掉到2005年前后的水平。

笔者不太相信奇迹：美欧消费者去杠杆修复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会在1年内完成，美国家庭负债率2007年攀上了114％的顶峰(占GDP的比例)，而10年前这一数字是64％。提高收人无望的情况下，量入为出、缩减开支成为美国家庭降低负债率的唯一选择：以前一个美国人一年消耗两打衬衣，现在一件衬衣要进几次洗衣店，这是一个量的质变，是一个经济行为的改变。

美国家庭储蓄率未来会回归至7％～10％，并保持相当长的时间，西方世界回归从前的努力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出口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无法在短期内靠外部力量解决。

中国出口贸易倒退笔者预计至少会回到2006年前后的水平，比2008年的高峰萎缩30％以上，或许2008年出口额将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一个峰值

记录。市场远去了，需求远去了，岂能是靠中国重新拾回补贴国外消费者政策(出口退税)以及采购团所能回天的呢?

无论这些行动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现在所看到的都可能只是躺在病床上靠输液管维持生命的经济的几下抽搐，把这抽搐当作痊愈绝对是一个错误。真正的复苏取决于持续的私人消费取代政府需求，取决于新的财富创造机制的出现去填平政府救市所遗留下来的天量账单，而这方面的形势还很严峻，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方向。

中国经济本质在于结构异化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发展中国家，像印度，比我们穷很多，但是他们的居民消费率都达到了55％。

高储蓄、低消费通常被归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大多数的购买欲望。

但从根本上讲，是中国人根本没钱花，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取决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10年间，随着经济的政府主导性越来越强，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就彻底结束了。

坦率地讲，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跳出这个循环的话，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即使中国经济不平衡源自过度的投资和乏力的消费，刺激计划目标仍然是刺激投资，因为中国现有的体制推动着它只能这样选择。已经高达43％的投资率了，还得硬着头皮往上推。

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能奏效，可以预期的是，经济二、三季度肯定会被拉起来，但来自政府的投资需求只可以暂时平衡供需关系。居民是最终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政府投资能不能转化为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能否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成为政府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政府应该逐渐远离经济事务

现在的思路基本上一如既往，概括为一个字那就是“拖”，通过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然后等待外需的回归。不过这一经典策略在此次危机中可能失效，美国人可能短时间内是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中国人这一次得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不要再拿财政殷实说事了，政府的财政在过去几个月的反击中消耗巨大，再来一次输入性的高通胀，很难扛住。这么多信贷砸向“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收入和需求起不来，上一回(1998年的投资扩张)政府花了国民收入的20％才把几大国有银行的烂账清理干净，这一次得靠金融机构本身。企业倒闭潮，失业以及贫富悬殊的扩大将动摇国家稳定的基础。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但开启未来希望之门的钥匙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类似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存量调整当然是见效最快的方式(张维迎、谢国忠、陈志武都提出了政府将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全民化的主张)，对消费而言，必将产生一个强大的短期效应。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企业经营利润提高、股票增值，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将进一步得到支撑，带动经济持续繁荣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不知道是否存在现实的可操作性，利益体内部能否产生这样破釜沉舟的动力恐怕是关键。

增量则涉及整个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需要时间和推动的决心，笔者认为最急迫的是做好六件事。

1、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2、结构性减税调节资源配置方向，通过大幅提高资源税率(能够获得开采资源许可的，只有大型企业和富人)，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价值链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未来一定能迎来实质性的提升。

3、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传媒、电信服务、交通运输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私人投资才能带动，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

4、大幅减低个税，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一个非福利性国家的个人税赋在全球排第五，这是说不过去的，前面4个全是发达的高福利国家(法国、瑞士、丹麦、挪威)。

5、财税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税改为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政府激励变了，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6、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革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转，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如果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痛苦，实现软着陆，转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创造中国经济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