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无讼理念探析

【摘 要】“无讼”是传统诉讼理念的核心力量和价值目标，作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其产生具有深刻的根源。无讼理念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历史包袱是相当沉重的，并且由于历史惯性力的作用，这种诉讼理念仍对我们现今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其也影响着我们今天整个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无讼理念 法治 传统法律文化

我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诉讼理念。其中“无讼”是传统诉讼理念的核心力量和价值目标，作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其产生具有深刻的根源。无讼理念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历史包袱是相当沉重的，并且由于历史惯性力的作用，这种诉讼理念仍对我们现今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其也影响着我们今天整个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试通过现代法治视角分析“无讼”这一贯穿我国诉讼制度史的传统诉讼理念。

一、我国古代无讼理念概述

“无讼”是存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属于精神和理想的范畴。古代中国人追求自然界的和谐进而追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里必然体现为“无讼”。老子又具经典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这一著名论断表明，在其看来，天地人，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都是和谐统一的宇宙的组成部分，决定世界安宁和人的幸福的是和谐。和谐不仅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和谐的。为了实现这种和谐，关键在于“使民不争”“天道本和谐，因此人道亦平和，倘有人涉身于冲突，那必是偏离了人道，偏离了人之所本的天道”。因而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与人之间相争相讼，是对和谐世界的破坏，而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无争无讼才是最重要和美好的。孔子这番话是古代中国人“无讼”理想的经典写照。

自西汉武帝听从儒生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被历届封建统治者尊称为“圣人”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经典，戏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无讼”理念也成为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以一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的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把“无讼”作为自己的政绩。劝讼，止讼成为中国历代官府与官吏的重要使命，力图以此实现“完赋役，无讼事”的天堂世界，而诉讼的增长则被视为官吏德化不足和政绩不好的表现。如宋代“以狱囚多少，定有司之贤否，行之期年，郡州县属吏无敢妄系一人者，邵尧夫每称道其事。”东汉吴祜为胶东相时，“民争正讼者，必先闭合其者，然后断讼，以道譬训喻之，或亲到闾里重相和解。即是争讼省息，吏人怀而不期。”更有甚者，不少名官循吏还以地方昭告的形式来劝阻诉讼。如明代王守仁在《禁省词讼告谕》中明令：“一应小事，各宜念忍，不得辄兴词讼，若剖断不公，或有亏枉，方诉申诉，敢有故违，仍前告扰者，定行痛责，仍照例枷号问发，决不轻贷。”此外，民间留传的一些歌谣劝解人们息讼的也不少见。家法族规更视争讼为“家丑”要求积极维护“家丑不可外扬”的集体荣誉，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手段受到鄙视和排斥。法律根本不可能成为维护私人合法私益，合理解决纷争的手段，而只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和谐”“无讼”统治秩序的工具。总之，“无讼”的内涵着封建统治者所希望达到的社会秩序和谐，法律无用武之地的一种理想境界。正如著名学者张中秋先生所言，“无讼”是“一个社会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社会。

二、无讼理念的成因分析

（一）无讼理念的社会成因

从“国家”一词便能看出我国的“国”与“家”的密切联系。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是家与国的一体化，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放大，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起源于国家形成初期，随着宗法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而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种社会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实际上乃是“家务”家长父权制被引入行政领域，君是君父，官为父母官，诉讼也自然成了“父母官诉讼。”滋贺秀三在对比研究了中西诉讼形态后指出：“如果同欧洲诉讼这种内在的性质相对照而探索中国诉讼的原型，也许可以从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执这种家庭的作为中来寻求。为政者为父母，人民是赤子，这样的譬如从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中。事实上，知州、知县就被呼为‘父母官’、‘亲民官’，意味着他是照顾一个地方秩序和福利的‘家主人’。知州、知县担负的司法业务就是作为这种照顾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方面而对人民施与的，想给外名称的话，可称之为‘父母官诉讼’。”既然国民争讼乃是家庭不睦的延伸，身为百姓父母的州县官员在处理诉讼时，所采取的方式也就如同父母申诉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执，于是，以劝讼，止讼，息讼为宗旨的调解成为传统中国最常见的司法形式。

（二）无讼理念的经济成因

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社会下，农民世世代代被定在静态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这注定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来维持发展农业社会生活，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和谐”“无讼”理念是与农业社会生活文化相适应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内在需求。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和世毗邻的地缘关系，使得社会成员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枝蔓相连，很少流动，而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所以在这样一个由血缘或地缘上关系而结成的“熟人社会”之中，积毁销骨，众口烁金的古训足以让任何人在作出诉讼决定之前“三省吾身”。再加上伦理道德学说的渗透与潜移默化，形成了和睦共处，和谐无争的生活准则，以至发生纷争很少诉诸法律和求助与官府，而是寄希望于纲常礼教的道德作用和族长邻右的调解，“无讼”成为一种大众观念，参加诉讼被视为羞耻之事，“好讼”几乎被看作道德败坏的同义词。

（三）无讼理念的文化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以“和谐”，“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其价值目标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谐，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最应该讲究的是和解精神与协调一致，而诉讼是对和谐秩序的破坏，人应以诉讼为耻，对无讼的追求才是理想的社会目标。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最深的是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而“和谐”是道家儒家法哲学的最高标准。对此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世界的背后正是“天道和谐”的思想。

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法社会。“无讼”是礼法社会的必然要求体现传统法律文化礼法和一的特征。儒家认为要实现“使民不争”其途径在于“治礼作乐”“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缉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是原始社会祭祀起福的一种仪式，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礼用来定分止争，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礼的核心精神是“亲亲”和“尊尊”，礼以人生关系为基础，强制规定了人身等级的绝对状态最终实现严格的人身控制，把不平等的人身关系，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合理化，处于尊位的阶级永远处于支配他人，享有权利的地位，处于卑位的阶级永远处于被支配尽义务的地位，这样的礼所确定的等级秩序倡导的精神起到非常好的预防犯罪的作用。“礼禁未然，刑尽已然”以人的精神，人格作为惩罚的对象，惩罚的效果比肉体惩罚预防犯罪效果更好。即礼与法一样本身就能作为行为规范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礼不仅作为一种外在行为规范，其精神还渗透到人们的价值理念中，即修身养性理念与人道大同的理念。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礼，法，修身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礼要求社会个体修身，只有修身才能齐国，治国，平天下，而如何修身呢？当然要依照“礼”的各种规定，礼可完善人格，使人能长存荣辱之心，自觉地自绝于的人格状态。如果人人皆有完美的人格，就不回有讼争，所以，无讼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和一的法律文化特征的。

(三)“无讼”理念产生的政治根源

在封建专制社会，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是最根本的目标之一，由于诉讼说涉及的决不只是双方当事人个人而是一家一族甚至更多，胜诉者固然得遂己愿，败诉者则决不甘心，以致有的诉讼几代未结，这就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和社会秩序动荡，因此统治者宁愿将之化解在公堂之外。由于诉讼必然要耽误生产，影响生活，甚而造成家破人亡，既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还极有可能补充到流民大军中去，这是封建统治者深忌的。为此，奖励息讼，无讼，以囹圄清减为治世，以狱讼繁兴为衰世。

中国封建社会的司法腐败也是促成无讼理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司法机关组织不良，司法工作由不懂法律的行政官员负责，而他们一般是从外省调来得不了解地方的习俗。衙门里的刑名师务及“门子”的意见往往左右着案件的判断。判案的依据往往是“礼”非“理”“衙门口，朝南开”“衙头府邸陪杯酒，赢得猫儿卖了牛”的结果不足为奇。

三、古代无讼理念之现代思考

“无讼”理念首要的结果是权利意识淡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观已将凡言利者归入“小人”一类，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调解，其考虑的是如何达到平息争端的特定目的，而不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必要时甚至采取弹压手段，这就使得国民本来就已十分淡薄的权利意识更加淡化而趋于虚无。无讼的理念扼杀了个人的权利追求意识，束缚和限制了人们对权利的积极追求，进而影响影响人们积极创造财富的进取心。同时，无讼抑制了权利保护机制的生成与发展，而且阻碍我国由“表面和谐掩盖潜在危机的礼治社会向表面纷争实际稳定的法制社会的转变。”

当前，经济上我们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我们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们的重要的目标。法治社会构建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还必须有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人文条件。在人格不独立、身份不平等、行为不自由的地方，法治便是遥远的梦乡。权利文化所要解决的正是理念上的和制度上的上述问题。权利文化的凝聚形态是权利本位的理论，它有两大内涵。其一，它是解决公民和国家主体关系的理论。主仆型文化产生义务本位。在这种本位里，国家具有主宰地位，公民唯有无条件服从之义务。权利本位则相反，它把公民对国家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的获得为绝对义务。其二，它是解决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的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为公民创设权利实现的条件为目的，权力行使如果背离了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宗旨，权力便会受到改造。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运行界限，而两权界限由法律明定之。权利本位的理论并不直接解决同一主体所享权利与所尽义务间的关系，因为按照权利本位设计的权利制度，允许人们享有无义务的自然权利。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利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人对国家的关系具有三种模式，即义务领域里的服从，自由领域里的排拒，权利领域里的依靠和参与，由此而产生社会和谐。国家再不必以裸的暴力去强制人们无条件服从权力，人们恪守权利界限而共生共荣，于是便有法治。权利文化对于法治，正如土壤对于种子，缺少了文化的养料，法治断难育成。

正如德国著名学者耶林所言“法不仅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因此，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天平与宝剑相互依存，正义女神挥舞宝剑的力量与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处，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状态之所在。法是不断的努力。但这不单是国家权力的，而是所有国民的努力。纵观法生命的全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全体国民前仆后继地竞争和奋斗的情景。这情景与全体国民在经济以及精神生产领域展开的竞争和奋斗一样。处于必须主张自己权利的立场上，无论何人都将参加这一国民的实践，把各自的绵薄之力投入到实现这世间的法理念中去。”

参考文献：

[1]老子.

[2]老子.

[3]论语・季氏.

[4]论语・颜渊.

[5]宋史赵清献传.

[6]后汉书吴祜传.

[7]王文成公全书（卷31）.

[8]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比较法研究，1988，（3）.

[10]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礼记・礼运.

[12]礼记・乐记.

[13]礼记・大学.

[14]二刻拍案惊奇（卷十）.

[15]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501.

[16]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 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法学研究，1996，（3）.

[17]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民商法论丛（第2卷）.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