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激素危机

2015年3月18日，西安，工作人员用仪器检测自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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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年，胡建英作了一项大胆的研究。身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的她带领团队，对一百多位正常妇女和一百多位已确定流产妇女体内的邻苯二甲酸酯含量进行跟踪观察，以分析该物质是否会对妇女流产产生影响。

调查发现，流产妇女体内的邻苯二甲酸酯含量很高，基本是正常妇女的2～4倍，其中邻苯二甲酸乙酯（属于邻苯二甲酸酯中的一类物质）含量最高能达到322ug/g，是正常值15.65ug/g的20倍。

胡建英告诉《t望东方周刊》，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妇女流产与邻苯二甲酸酯存在很大关系，“这也再次证明了环境激素对人体有严重危害。”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在最近出版的国际环境科学领域权威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发表。

实际上，国际上有关环境激素与人类健康的研究从未中断，大量实验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关联性。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体变化也被认为与环境激素存在密切关系。比如中国男性密度在过去50多年从每毫升1.03亿个，降至4000万至6000万个;中国妇女乳腺癌发病率在最近十多年上升了近40%。

“环境激素对人体的危害不容置疑，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共识。”一位要求匿名的研究专家告诉本刊记者。

即便如此，环境激素在中国仍未引起足够重视。

无处不在

正常情况下，人和其他生物能根据自身各个生长阶段的需要合成各种代谢调节物质，即内分泌激素。正是有了它，自然界中的生物才得以新陈代谢。而环境激素恰恰相反，是一种与内分泌激素结构方式极为相似但作用迥异的内分泌干扰物质，进入人体后可代替或干扰原有激素作用影响生物体机能。

上述专家说，环境激素主要来源于农药、垃圾焚烧、工业污染、化学制品和塑料制品、药品和个人防护用品等，其中后三者是环境激素的主要来源，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洗涤剂、消毒剂、防腐剂、避孕药等都属于上述范畴。

“人类的很多活动都能产生相应的环境激素物质。”他说。以邻苯二甲酸酯为例，其被普遍应用于玩具、食品包装材料、医用血袋和胶管、壁纸、清洁剂、油、个人护理用品（如指甲油、头发喷雾剂、香皂和洗发液）等数百种产品中 。

据不完全统计，人类已创造了1000余万种各类化学合成物，且还在以每年10万种的速度增加，这些物质中有约70种被美国环境保护署列为内分泌干扰性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有类似激素的作用。

随着全球工业化的加速，更多的环境激素被制造，也被发现，中国也不例外。

2010年，某环保组织在长江流域的调查发现，南京、重庆、武汉、马鞍山四市长江中的野生鲤鱼和鲶鱼体内测出了属于环境激素的物质――壬基酚和辛基酚。此外，部分鱼体内还检测出了重金属。

胡建英在2011年对嘉陵江和长江重庆段的水体检测中也发现了壬基酚，其含量还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夏季最高能达到6.85ug/L。

各地研究者还在珠江干流中检出21种有机氯农药，在北京附近的官厅水库中检出阿特拉津，在杭州地表水中检出10种多环芳烃和苯芘。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副研究员杨玉义在2014年5～7月对长江流域洞庭湖和洪湖42个水样、42个湖底沉积物的检测也发现，环境激素的检出率为100%。其中，辛基酚的含量最高达到185.32ng/L。 2014年11月6日，在河南省新蔡县淮河支流洪汝河边，治污第一线的检测员在现场检测水样数据

“包括长江、黄河、松花江在内的主要河流中普遍存在环境激素。”他告诉《t望东方周刊》，黄河的双酚A含量最高达到200ng/L，辽河双酚A检出量更是高达800ng/L。

更严重的是水源地和饮用水中也多次发现环境激素。一项在2000年开展的对全国38家自来水公司水源水的检测发现，原水中镉的最大值为0.017mg/L，出厂水最大值为0.012mg/L;原水中铅的最大浓度为0.068mg/L，出厂水最大浓度值为0.048mg/L，均超出世界卫生组织及中国的《城市供水水质标准》限值。

“全球各地水体中环境激素都呈现出高检出态势，检出率越来越高，检出的物质含量也越来越高。”上述要求匿名的专家说，中国水体因日益加剧的水污染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激素危机，“形势不容乐观。”

危害不容小觑

早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就采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生产出了雌性激素（DES）用作药品。40年后的1971年，科学家们即证实妊娠女性为防止流产服用DES后生出的女孩阴道癌发病率异常增高，随后该物质被禁止生产。

彼时，全球尚无环境激素的概念，该类物质所带来的危害也未引起关注。直到1992年，丹麦科学家E.Carlsend等人对全球20多个国家15000人的调查发现，1940～1990年的50年间，人类密度数下降了50%，量减少了25%。这一惊人的发现才让人们意识到环境激素可能对人体产生的巨大危害。

上世纪90年代后，欧美科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真实案例证明环境激素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后，会代替和干扰原有激素作用，包括生长激素、性激素以及代谢功能。

以上述提到的邻苯二甲酸酯为例。相关研究表明，化妆品中的邻苯二甲酸酯会通过女性的呼吸系统和皮肤进入体内，如果过多使用会增加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还会危害到她们未来生育的男婴的生殖系统。

2007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对945名生活在硼暴露地区男性和249名生活在非硼地区男性进行了跟踪研究。结果发现，暴露组男性配偶中有异位妊娠、新生儿死亡、先天性心脏病的达到12例，占研究对象的1.27%，而非暴露组则无一例此类情况。该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环境激素――硼对男性生育有明显不良影响。

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医学研究所王晶在2011年发表在《国际儿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说，环境雌激素双酚A作为塑料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料，广泛存在于婴儿奶嘴和玩具等塑料用品中，这一物质能够通过促进前脂肪细胞分化、加强葡萄糖摄取、激活脂肪生成相关受体而导致儿童肥胖。

此外，双酚A还被证明可通过影响雄性子代的生精细胞内基因的正常表达，来影响男性的产生，导致男性不孕不育。

不过，胡建英说，这些研究都只能证明环境激素与人类机体受损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两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能够危害人体健康的因素太多。”相比之下，环境激素对动植物的直接危害则更容易证明。

相关研究表明，双酚A可影响雌鼠生殖系统发育、并增加子代成年后罹患乳癌、子宫癌的危险，其还可引起雄性大鼠生殖细胞内 DNA的损伤，诱发其变性和坏死，增加其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胡建英在2009年对长江流域中华鲟畸形现象的研究也证明，富集在中华鲟鱼卵中的环境激素――三苯基锡在野生中华鲟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的致畸毒性可使幼鱼眼部致畸率达到1.2%，躯干致畸率达到6.3%。其在渤海湾的研究同样证明，三苯基锡能够导致鱼类繁殖能力下降，发生畸形。

“这仅仅是已被证明的危害，尚未被证明的潜在危害还有很多。”上述专家说。

迫在眉睫的防控

基于环境激素带来的巨大危害，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制定一系列防控措施。

美国1998年开始进行内分泌干扰物筛选，2003 年后开始进行特定环境激素的动物实验。目前，美国环保署专门列出了70余种内分泌干扰性化学物质，并设立了国家风险管理研究实验室，从废水处理、饮用水处理、污染防控等方面减少环境激素。

欧盟水框架指令则将壬基酚和辛基酚列为优先有害物质，要求各成员国在2020年之前完全停止向环境中排放壬基酚。同时，欧盟还从2012年起全面禁止进口含环境激素的纺织产品，未来还将把环境激素纳入《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框架中全面管理。

2001 年，环境激素还被《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列为优先控制污染物。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承认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激素危机，但在环境激素的防控、研究上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环保部在2013年2月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中国目前仍在生产和使用发达国家已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此类化学品往往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蓄积性、遗传发育毒性和内分泌干扰性等，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长期或潜在危害。

不过，除了将壬基酚、含多氯联苯、多氯三联苯或多溴联苯的混合物等引发关注的特定环境激素列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外，中国并未采取严格的措施从源头控制。

以壬基酚为例。中国的壬基酚产量在1995年约为4万吨，约占世界年产量的10%，到2003年已超过9万吨，占到了世界年产量的26%。虽然中国在2011年将壬基酚列为需要严格限制的进出口有毒化学品名录中，但对于此类物质的生产、使用和排放并没有给予明确规定。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并未列出环境激素名录，对西方列入环境激素的化学物质，绝大多数是作为普遍化学污染物进行管理。“一般污染物只有在人体内富集到一定程度才会导致健康问题，而环境激素即使很少的量也会产生巨大的健康危害。”胡建英说，环境激素需要更为严格的管控。

她也坦陈，不同环境激素物质因来源不同，防控难度也存在差异。比如主要在船舶制造和农药中使用的有机锡，只要控制源头就能基本消除，但在上百种物质中使用的邻苯二甲酸酯则因污染面源广，不可能完全消除。

前述要求匿名的专家认为，这跟国内有关环境激素研究的缺失存在一定关系。“科学研究是全面有效防控环境激素的前提，如果我们连环境激素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危害都不知道，根本无法防控。”

“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数都是学界在进行，政府鲜少参与。”他警告说，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积极发挥作用，“因为从中国目前的污染形势来看，环境激素将会带来巨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