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机制探析

一、保障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权益是公民文化权的体现

（一）公民文化权的基本内涵

一般而言，权利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作为权利的主体的权利拥有者可以根据某些具体原则理由，也即权利的正当性，通过提出要求、发表声明、享有或强制性实施等手段，这些手段表现为权利的实施，向生活中的某些个人或团体，也即相关义务的承担者要求某种事物，这种事物也即我们通常说的权利的客体。①从表现形式上看，权利就是一种权能或资格，是权利主体主张利益的一个凭证；而如果从内容上讲，权利则是自由和利益的表现，是利益的客观存在的方式。公民文化权作为个体文化权，从其自身的内在特质上观察，指的是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容侵犯的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利益和自由的一种权能或资格。②从根本上说，指的是公民自由从事文化活动，传播、生产、创造、消费或欣赏文化产品并由此所获得利益的权利。从外在特征看，公民文化权是旨在满足人的基本要求的，广泛地存在于国内国际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我们可以从抽象的意义上这样定义公民文化权：是公民有资格自由地向国际社会和国内主张参与、促进和享受社会文化生活并获得利益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文化权并非一成不变、绝对固定的，它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漫长的渐进过程。③

（二）公民文化权的主体与客体

权利主体一方面是权利存在的归宿，另一方面又是权利的凭靠。人们在分析一项权利时，经常从权利主体在实体上的利益主张和形式上的选择自由两个维度对其进行阐释。本研究所论述的文化权主体是指作为个体的人权主体，确切地说指的是公民。而公民指的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相应地承担义务同时享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的自然人。公民包含了两个层级的含义：自然属性以及法律属性。自然属性是从生物个体的角度，表达公民基于自然生理规律的出生和存在。法律属性则从律法的角度，指公民在法律的层面作为一个个体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类似的属性应该由国家的法律进行规定。公民文化权的客体是指权利所指的对象和文化权利赖以存在的载体，从狭义上讲，“权利需要保护的客体都是一种利益”④，从广义上讲，包含文化权在内的“人权客体应当是权利概念涉及到的正当的‘主张’、‘资格’、‘权能’、‘利益’或者‘自由’”⑤；因而文化权的客体则指的是文化权所内含的文化权益。文化权益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社会文化关系、产品、生活资料、文化活动形式和行为的总和，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对象物的一个总称。文化权益是众多利益客体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形态，是人所追求、需要、指向、消费的相关“精神文化”的客观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精神文化需求的对象和产品的总和；另一个是人们精神生活活动的总和。文化权益的表现形式是十分丰富的，人的精神文化需要越趋于丰富，文化权益的表现形式和方式也就越趋于具有多样性，而且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的文化权益如果不断获得满足和发展，也会对新的精神文化需要进行刺激，从而使其不断再生和更新。由此而言，它是反映社会整体需求发展状态，涵盖着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和与社会不断取得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表征符号。

（三）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体现了公民文化

权的实质“文化权益就是人们满足精神需求的权利，包括文化创造权、文化享有权、文化传播权、文化选择权等。”⑥公民的公共文化权益在公平社会不断取得发展的情况下，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是日益增长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诉求与愿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即农民工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政府一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文化市场所提供的文化服务当中去，同时使得农民工在闲暇的休息时间也能与城市中的普通市民一样，可以进行文化创造、欣赏文化艺术以及享受社会文化进步所形成的结晶的权利。第二，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农民工应该与市民有同等的权利，使用政府兴建的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加入到政府举行的各类文化艺术服务当中去，平等、公平地享受公共文化的成果。第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教育和培训是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动力，农民工应当和其他公民一样，有权利接受教育和培训，从而通过培训充电来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中国梦是包含农民工等全体中国人的中国梦，总而言之，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权益应该得到保障，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农民工享有充分的文化权益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二、保障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权益是人全面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面发展是每一个社会人发展的理想状态，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五个需求层次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最后为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方面具有一定层次区分，一般情况下，五级需求层层递进，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对较高层次的需求产生渴望。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社会人的需求构成比较复杂，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影响需求的行为。“最开始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和动物一样从本质上是不自由的，但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每一小步的前进，都是迈向自由的一小步。”②人类全面发展的实质在于其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层次性发展，显而易见，这里所言的多样性的需求以及层次性的发展都离不开人自身的文化涵养。以社会文化的发达进步为基本线索，人的文化需求得以不断发展。物质生活条件不可避免地成为农民工最基本的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当农民工在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获得，农民工其他方面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文化需要从而显得相当突出。不能忽视的是，由于众多的原因叠加，农民工一方面在先天上有着文化素养不足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在后天的精神文化生活上也相对匮乏的特征。因此对农民工来说，他们的个人性格能否得到丰富和完善，是否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对他们的全面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精神文化生活的状况与质量将对其文化涵养、心理健康等综合要素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文化这样一个宏观而又伟大的作用体，作为一种主观精神的历史积淀，有能力在有形或者无形中对每一个社会个体施加影响，从而使得社会公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及生活方式。”③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中，具有时代符号意义的农民工群体在客观上扮演着城市产业工人主力军的角色。在人类社会获得高度发展的今天，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的实现是社会人全面达到自由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步。④综上所述，保障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其实最终作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实质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保障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是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

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是农民工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权益，与经济、政治、社会权益的重要程度并重。稳定是建构和谐社会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拉德等所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当人们有目的的活动在正在进行却受到外力的阻扰也就是遭受挫折时，在这种情势之下很可能会诱发出他们的攻击行为。当个人的心理活动投射到整个社会时，就会反映出一种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活跃的，能够通过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力自发释放社会能力。社会心理能量有积极能量和消极能量之分。积极的社会心理提供的是积极向上正能量，而消极的社会心理则不断输送负能量和离心力。当前农民工群体精神压力较大，精神文化生活单一，在社会生活中形成较多的受挫心理，无法得到有序释放，导致许多违法行为的产生，从而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农民工也是这个主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农民工与当地市民相比较，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差距。长此以往，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缺失可能会演变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阻力，从而对城市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这样的局面将有可能形成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必须真正地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要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切实地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这也是实现中国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四、保障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是促使其融入城市发展重要途径

（一）相对物质权益，文化权益是一种精神权益

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与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和需求结构密切相关，他们的文化权益状况彰显着其权益享有和权益保障的完整性。文化，作为一种符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以人们的文化生活为载体，能够传递和表达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然而不容忽视的现状是，现如今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形式单一，结构简单，在文化生活的质量上亟需提高。同时，他们工作满意程度不高，缺乏职业安全感，各种心理问题频发。

（二）文化权益不是单一权益的代表，而一种集合权益

文化权益从其涵义上包括了享有文化成果的权利、认同、发展权和文化创造权。对于农民工的文化权益，首先要在信仰引导做好服务。精神信仰是人作为生命个体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心理成熟和个性倾向的体现，其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逐步形成的，在这里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其次，农民工主体地位不容忽视。每一位农民工个体都有独立的人格和精神需要。他们拥有主体地位标志着他们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农民工的主体意识一定应当得到尊重。让农民工拥有主动性，让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使得其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文化生活中。第三，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和文化水平，有助于提高其文化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第四，由于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生活方式的不同，必须为农民工提供学习适应城市生活的知识技能和规则的机会，促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生活，缓解其由于生活不适所引起的精神压力。第五，充分认可和接纳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城市的文化场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免费或优惠开放，在举行文化活动中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提高其文化欣赏能力和水平，促进城市文化健康发展。第六，提供文化艺术创作的平台和必要的资源，为农民工参与文化艺术创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使其有机会享受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果实。

（三）在实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的过程中，文化权益也是逐步实现的权益

一方面需要政府主导、法律保障和社会的积极支持，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权利主体对自身权益的主动自觉进行保护。所以说，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得到丰富，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也是农民工自身积极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过程。

五、大力构建保障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的机制

保障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不但需要在认识上重视，还需要强化保障机制的建设，加大财政的投入，有针对性地投放公共产品，使用各种方式满足农民工健康、合理的文化需求，以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权益。

（一）完善保障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的立法和制度

农民工“文化贫困”及城市融入不足的根源因素在于制度排斥。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入到城市，为城市化建设添砖加瓦，他们劳动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的文化生活却处于城市社区边缘。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农民工文化生活保障经费不足导致文化设施供给不足，在农民工生活聚居区内可供利用的社区文化服务设施总量偏小且分布不均衡。在城市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工又被排除在分享社区文化设施之外。因此，通过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形式，使得农民工能够均等享受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是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得到落实的一个有力方法。要建设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机制，将农民工文化权益纳入城市公共文化保障范围，实现农民工文化权益获得永续保障，必须出台相应的法律政策对其进行制度规范。首先，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维护自身文化权益的需要没有在现行的《劳动法》中获得满足，因此要在国家层面专门制定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法律，地方层面则根据本地实际出台相应配套的法规对国家法律进行细化，实现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的法制化，从立法和制度建设层面纠正制度排斥所带来的文化偏见；其次，树立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循序渐进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主导下的户籍制度，促使农民工在身份和地位上可以平等地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待遇，实现农民工和谐文化的构建，使农民工的文化分享权、参与权、发展权和创造权获得制度上的保障；第三，好的法律和制度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因此必须强化对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执行，尤其是在程序上保证对用人企业的检查和监督，引导用人企业建设利于农民工身心健康的企业文化，增强农民工对所在企业和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这一系列的传导机制使得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切实得到保障，提高全社会尊重农民工文化权益保护意识；第四，充分利用城市中各种资源，成立农民工法律文化咨询援助机构，为农民工文化权益提供专业的维权服务，为农民工营造具有人文关怀气息的城市氛围。

（二）增加财政投入，完善公共产品的针对性投放

首先，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仰仗财政投入增加。一直以来，农民工文化工作缺乏稳定、持续的经费保障，并没有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投入预算统筹范围，大部分是根据“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专门拨款，对于社会力量的投入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因此，必须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得农民工的文化权益经费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在文化支出专项经费中提高农民工文化经费支出的比例，建立农民工文化专项经费，以解决农民工特殊的文化需求，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对农民工文化活动、文化项目和文化设施等的捐赠，夯实建设农民工文化活动平台的物质基础，形成稳定、长效、持续的经费保障机制。其次，搭建农民工文化活动的平台是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基础。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在保障经费的基础上，建设各类免费公共文化设施，以满足农民工的需求为目标，向农民工提供各种公共文化服务。比如：充分发挥文化馆、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社会职能，建立“农家书屋”、农民工网络学习活动室、文体活动室、农民工文化馆等文化活动载体，通过将文化设施终端输送的方式，让农民工对于书籍、电视、网络等文化载体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触手可得；对于一些公益性设施，例如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都应该向农民工免费开放，使他们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享受城市文化生活的权利；街道和社区作为每个基础单位对于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培养也非常重要，通过在街道和社区推广建立健全服务网络和文化设施，深入贯彻对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应同等对待的理念。通过对农民工文化生活需求进行调研，结合他们的需求进行统一书籍杂志的采购以及相关文化活动所需的器材设备。①同时，发挥街道和社区的单位作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构建农民工的文化交流平台，用人企业和社区应定期开展读书学习活动、通过职工联谊、组织农民工积极参与文化技能培训来提高农民工文化活动的趣味性和实效性。通过一系列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让农民工在辛勤工作之余能够享受城市社区带来的美好文化生活，同时也在参与文化生活的同时让农民工的文化素养得到提高。

（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共享平台

构建完善的农民工文化服务体系是确保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重点。构建相对合理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特别是构建针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基础性和均等性的作用在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工作上获得充分发挥，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入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工作中，满足农民工在动态和静态文化上的需求，是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获得有效保障的一个重要体现。信息不对称是阻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方式比较单一，更多依赖同乡、同伴或者工友等进行信息交流和传递。同时由于自小生活背景的不一致，他们在文化习惯、生活习惯方面与城市居民差异较大。日常工作可能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与城市居民也存在一定的隔离，导致了农民工在城市中交往对象局限，生活习惯无法适应。由此可能产生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极大地阻碍了其自身正常获取文化服务，也使其较难维护自身的公共文化权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充分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通过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共享平台的构建，使得农民工的文化服务诉求能够有处可去，他们的信息等需求也能获得满足。从具体的实施来看，比如在利用因特网互联技术的优势在在网上建立一个农民工文化诉求交流的网络平台，同时还可以在公共文化服务网点设置需求登记簿，需求收纳箱，线上线下多种诉求途径为农民工提供方便快捷的诉求通道；对于传统网点平台也可以加大利用，对于部分弃用或者利用不当的文化墙、张贴栏进行清理，开辟专栏对专项公共文化服务信息进行，同时通过这一高触及率的载体及时地传播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信息。对于社区内街道办事处、文化场所、社区居委会等公共机构和场所，还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展板、横幅等的放置，在一定的空间内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等。②同时，由于用工企业是农民工工作、生活最为集中的主要场所，因此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所在社区、社会组织协同建立服务农民工文化权益的服务队伍和力量，通过政府或当地社区组织的社会招募，聚集热爱文化艺术的社会人才和资源，运用他们的所长带领农民工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弥补农民工群体专业人才的不足。形式上可以通过义务开展各类文化艺术培训、辅导活动，培育农民工文化服务的专业队伍，提升农民工自我参与意识，从而保障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权益。

（四）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保障体系和考核指标

现阶段的大部分政府部门和街道的总体工作考核指标中并没有纳入对农民工文化生活构建工作的考评，各级政府部门对于这块工作的积极性从激励的角度来看并不高。如果能够将构建完善的农民工文化工作考评监督指标体系，作为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保障及其工作的依据、评估的标准，无疑对于部门积极性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将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保障工作纳入各级政府部门和街道的总体工作考核指标中，以考核促进辖区内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保障工作的开展和进步。其次是针对农民工文化生活构建工作对相关部门和具体工作有针对性的监督措施，通过持续有效的执行-监督-反馈，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时进行整改和处理。第三，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评价纳入用工企业的考核指标，制定针对农民工数量和农民工需求的文化活动设施的标准，对于开放时间、使用程度等进行合理设置。农民工满意度评价也将成为考核指标的组成部分从而真实反映农民工这一直接主体的真实体验。评价的执行由该企业所在辖区的劳动保障部门以及工会负责。第四，指标评估体系应该科学量化。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农民工的真实需求，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指标对评估体系进行量化。例如文化服务内容和时间指标、专项资金保障指标、宣传动员指标、软硬件建设指标等，将政府服务的效能进行量化，使得对于评估体系更加科学和直观，让各项工作要求、服务标准更上一层楼。①

六、结语

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保障工作中，通过政府的主导力量，让政府、企业、社区、农民工真正融为共同体。通过政府的提纲挈领，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与此同时以法律和制度作为保障，让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也能得到充分实现。积极发挥妇联、共青团、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为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的实现创造条件和提供条件，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参与性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满足农民工对文化活动的需求，从而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使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等各种激励措施鼓励企业等用人单位向农民工提供文化活动的平台和设施，使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可以有序进行；面对新变化、新情况，必须与时俱进，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通过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与政府组织双向结合的方式，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范围，营造尊重和认可农民工贡献和价值的舆论氛围，减少直至消除城市中客观存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使农民工能在城市中获得平等对待。

本文作者：赵驹工作单位：重庆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