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工生存境况探析

2016年2月7日至12日，笔者春节返乡期间，就农民工就业、生活等问题在山东省泰安市某乡镇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的年龄构成主要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50后”农民工，他们是我国出现的第一代农民工；二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80后”农民工，他们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力。两代农民工在就业、生活、消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但又具有天然的代际联系，共同构成农民工工作、生活的鲜活画面。

一、新旧理念激烈碰撞

（一）为什么就业

外出打工对第一代农民工具有突出的谋生功能。“农民工”实际上是外出务工农民的制度身份与职业身份相结合而形成的特殊称谓。农民是其制度属性，工作是其职业属性。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从农业和农村中走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成为第一代农民工。这代农民工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在80―90年代进入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高峰时期。在盖房结婚、儿女教育、生活开支等经济压力下，他们纷纷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50后农民工的特点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勤俭节约，在工作中追求最大的工作量，在生活中力求最低的物质消费，从而形成最多的收入结余。由于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有限，50后农民工对于工作类别没有自主选择权，多从事条件艰苦、收入较低的采矿、建筑、装修、木工、餐饮、家政等行业。

外出打工对新一代农民工具有多重功能属性。80后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作为50后的儿女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新老两代农民工在成长环境、文化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别。80后农民工基本上都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其中一部分人拥有中专或职业教育经历，具备相对较高的专业技能。受此影响，80后农民工从事纯粹出卖劳力的非技术工作的比例要比第一代农民工低。从就业领域来看，新一代农民工就业选择空间较大、类别多样，主要从事的行业有工业制造、物流运输、工程安装、网络服务、休闲服务等。除了工资待遇之外，人文环境、文化娱乐、工作氛围等都影响着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他们希望从事工作轻松、待遇较好、能够开阔眼界的职业。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工作层次有所提升，但80后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较差，换工作、换企业的现象比较频繁。一旦出现收入不满意、工作不适应、同事难相处等情况，就可能发生频繁的离职跳槽。

（二）怎样去消费

实现家庭温饱、争取轻微的生活条件改善是50后农民工家庭的基本消费状态。虽然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时间集中在城市，但是他们的生活、消费方式依然按照农村的方式进行，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差异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十分真切。50后农民工不讲吃穿、节衣缩食，对城市现代文明下的各种消费保持着高度的忍耐和定力。穿着朴素乃至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甚至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形象标志。在支出结构上，很大一部分打工收入用在结婚盖房、子女教育上，此外是家庭生活的各项开支和人情往来的必要支出，可以概括为“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上世纪80―90年代，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正常情况下，如夫妻双方在外务工1人、在家务农1人，能够基本维持包括一个孩子教育在内的各项开支，这时的家庭结余是很有限的。

新一代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追求时尚消费，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由于80后农民工具备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对城市现代文明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较高，在生活习惯、文化理念、就业取向、价值目标等方面更接近于城市人群。在某村庄调查发现，80后年轻人已经成为农村汽车消费的主力人群。2015年该村年轻人购买汽车近20台，占全村总户数的比重达到五分之一。这些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对于汽车产品的刚性需求并不突出，一些汽车购买后甚至面临长期闲置的窘境，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购买汽车的热情。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80后农民工对于食品、服装、家具、手机、儿童玩具等消费品的品质要求相对较高，在消费支出结构中占有较高比例。即使很多时候的消费支出已经超出自身收入水平，但是他们对于高消费的追求仍难以遏制，一些人甚至多方借款购买汽车、高档手机等消费品。这背后与农村熟人社会的攀比心理、“面子”消费有关。

二、压力在代际间转移

（一）天然的代际绑定关系

调研地区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落实较好的地区。50后人群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批执行者，带来的结果是在80年代迎来独生子女的生育高峰。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前的多子女家庭，父母很大程度上对子女负有限责任，在帮助儿女完成盖房、结婚两大任务后，并不需要过多地干涉子女生活。子女在结婚后通过“分家”仪式，建立起自主生存能力、挑起家庭的重担。但是，这种代际关系在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父母与子女间的唯一关系助长了后者的惰性与寄生性，促使子女“习惯性地”享受着父母的恩惠。父母天然地认为子女的一切事务都需要他们的分担，子女天然地认为父母需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是不平衡的，父母对于子女是一种主动性的付出和贡献。

调研发现，父母对于独生子女的心理依赖甚至比子女更高。竭尽全力为子女付出在父母看来是一件不假思索而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多50后父母把独生子女小家庭的事务看作是两代人共同的家庭事务，他们甚至担心自己年老、无法参与儿女家庭事务，而失去效用、被子女抛弃。因此，两代人“分家”的现象已近绝迹，父母与子女在组建家庭、人际往来、工作收入、各项支出等方面天然地绑定在一起。换句话说，父母对子女承担起无限责任。这种现象的背后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情感性的因素，还有“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发挥作用。

（二）父母再背“儿女债”

工作收入状况是子女过度依赖父母、消费父母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个体独立生活成本急剧攀升，来自住房、医疗、教育等的压力不断增大。受此影响，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甚至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市民化都面临成本过高的问题，导致年轻人的收入与支出之间形成一个缺口。收支缺口还会因为盲目消费、“面子”消费的盛行而进一步扩大。由于独生子女与父母间的天然绑定关系，使得父母成为为子女买单的“坚定使者”，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作“啃老”。有人也称之为“制度性啃老”，即由于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使“消费父母”成为必然，即制度预设了“啃老”的伦理正当性。

新一代农民工的经济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向父辈转移，致使50后农民工不得不延续其长达30多年的打工历程而不能“退休”。50后农民工在颐养天年的年龄阶段，仍然要外出打工来帮助子女减轻房贷、车贷、孩子教育等方面的压力。这也是打工“爷爷”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50后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最为艰辛的一代人，他们不但要完成自己组建家庭和培养儿女的任务，还要承担起儿女在青年时期所要背负的各种压力。

三、家庭发展的远近问题

（一）近期问题：经济下行导致收入减少

当前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给农民工收入增长造成很大影响。由于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一些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面临无活可干、老板跑路的问题，被迫离职换岗、多方求职。一些农民工虽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是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却在隐形地贬值。例如，有的建筑施工企业虽然没有裁员，但是由于市场疲弱、业务较少，只能大幅压缩工作时间，甚至提前放假1个多月，建筑工人的实际所得相应减少。有的工程委托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只能以货物抵押的形式支付工程款，农民工拿到的部分衣服、鞋子、皮带等产品可能并非家庭所需，收入因此而变相地贬值。

一些工业企业的农民工就业相对困难。当地一家木材加工企业已经两年多没有涨过工资，工资开支总额从2014年的30人60多万元下降到2015年的20人40万元。在某钢铁集团下属铁矿工作的人员反映，2015年企业裁减了30%的聘用工和临时工，即使能够侥幸避免下岗失业的员工，其月收入也从2014年的3000多元下降到1800元。泰山玻璃纤维公司是泰安当地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经营形势相对较好，也因此而吸引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据企业相关人员反映，在完成2015年底的一次用工招聘后，登记在册、等待招录的求职人员仍然超过2000人。

（二）远期问题：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背负“儿女债”加重了父母的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致使其身体精神健康被严重透支，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而且，随着50后农民工身体劳动机能下降，其作为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格局最多能够维持10年。经过劳动能力进一步衰退的10年，50后农民工将从家庭结构中重要的生产者变为纯粹的消费者，对家庭收支的贡献将从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对于80后农民工来说，未来10―20年将面临供房还贷、养车维护、子女教育的多方面压力，照料父母、赡养父母的精力投入和花销开支也会逐步增长。因此，在不久的将来，80后农民工维持自身生活需要、供养上下两代人的压力将会非常之大。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由于80后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再加上社会思潮的变化，在子女成长教育上投入的关心和精力远远不够。一些留守儿童甚至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导致性格孤僻，产生自卑、冷漠、偏激等不良心理。在这种境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难言健康，由此而产生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值得关注。此外，农村留守儿童在完成高中学龄阶段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比城市急剧下降。很多人高中毕业之后子承父业、外出打工，过早地转换为农民工有可能对其未来的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四、启示与思考

（一）非教育和知识不能自拔

80后人群在发展方向和路径上分异比较明显。其中，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多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并在城市安家落户，工作几年之后往往能够反哺父母、尽心尽孝；另外一部分接受中等或高等职业教育的，也能够在城市立足、谋得发展；在完成初中或高中学业后即毕业工作的，多在城市和农村间徘徊，工作、居住、生活的波动性较大，对父母存在较强的依赖性。因此，接受更高的教育、实现人力资本提升是走出农村、走进城市的主要路径，也能摆脱家庭发展的路径循环。短期来看，尽管父母抽出更多精力在孩子身上会导致家庭收入的减少，拿出更多支出在子女教育上会抑制其他方面的消费，但长期来看，这种代价换来的子女城市化却是家庭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提升的重要保障。所以，“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说法是经验后的真知，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需要政府给以极大关注

首先，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帮助农民工降负减压。由于城市化成本太过高昂，如果全部依赖农民家庭支出，一代农民实现市民化在很多情况下是以掏空两代农民的积累甚至透支未来10年、20年的收入为前提的。因此，要建立完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政府财政要加大对转移农民工的支持力度。例如，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难题――住房方面，政府可以考虑拓展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覆盖受益面，分步骤将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同时鼓励大型企事业单位和产业园区利用自用存量地建设公共或单位租赁住房，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压力。

其次，倡导理性家庭教育理念，构建平衡的代际关系。家庭代际关系应该具有良性的互惠性，在养育和反哺之间达到大致的平衡。一般而言，子女成长过程中父母抚育子女，家庭付出由父母流向子女；子女成年后，子女须尽赡养父母的义务，家庭付出由子女流向父母。费孝通称这种关系为代际间的“反馈模式”。为此，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应倡导新型的家庭代际关系，注重个体责任心的培养，使其明确个体在社会、家庭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在子女成年后，父母需要量力而行，适时适度地减少对子女的经济输送，促使其自觉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尽早做到自力更生。

最后，引导农民树立健康理性的消费理念。攀比消费堪称农民在住房、教育、医疗之外的第四座大山。为此，一些家庭不惜超前消费、借贷消费，虽然在“面子”上富足起来，实际上又重新回到贫困状态。针对于此，需要积极地向农民宣传科学、理性、文明的消费观念，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杜绝攀比心理、盲从心理，不为人情、面子所累。同时，引导农民改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水平和档次，把更多支出投入到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养和改善生活质量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