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乐历”

百年不遇的一次世博会，对上海来说肯定是一份不可磨灭的珍贵文化遗产。而作为当年的爱乐人和远道而来的追寻者，希望能以此文栩栩如生地再现当时各个国家场馆所展示的音乐活动以及那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

上海世博会远离我们已经六年了。对于有幸参与过它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或许都是视觉或味觉上的；但对于我而言，它却几乎仅仅是听觉上的。相信一定有许多人有无数种理由向我证明，把关注的焦点只集中在世博会的音乐内涵上是种不够高明的行为，因为这样一定会留下终生的遗憾。诚然，遗憾是存在的，但对于一个从前只能在唱片与音乐会中品味人生的发烧友来说，这或许是他今生唯一一次能够像一个普通音符一样，彻底融入世界音乐的五线谱中的机会。这里的音乐像是一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折射出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与种族之中蕴含着的文化与性格，也映衬出平凡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感动与价值。当欣赏音乐与阅读人生在世博园中不谋而合的时候，这看似“偏颇”的计划似乎瞬间具备了让我欲罢不能的魅力。如果当年数不清的访客中有人忽略了这一点，相信我一样有无数种理由向他证明我的幸运了。

如果把世博园看作一张藏满音乐的黑胶唱片，那么那几乎涵盖了每一天的各国馆日，就像唱片上的不同音轨。世博会期每过一天，唱针就会跳至相应的轨道，那意味着园区内的某一个或几个角落将会准时响起某个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乐声。这些乐声可以从形态各异的场馆中传出，可以飘荡在世博中心的舞台上，也可以开放地响彻在代表每个大洲的演艺广场上。

上海的盛夏一如既往地湿热难耐，对于惜时如金的各地游客来说，在各国场馆门口蜿蜒成长龙的队列中等候入场，几乎成了每天无奈的必修课。时光在躁动与无聊中静静地流逝，好不容易走进其中，在光影迷离间走马观花地匆匆而过，接着又焦急地奔赴下一个队列继续无休止的等待。不过，聪明的上海人并不愿意这么做，见惯了大世面的他们更愿意让手中那张免费的门票花得物有所值。世博会里谈得上新鲜的精神享受，似乎也只有音乐了。这或许是我决定追随他们，以“乐历”代替“日历”的原因之一吧。 上海世博文化中心

我的世博音乐“初体验”大概来自克罗地亚馆日的马克西姆音乐会。说实话，我并非他的忠实乐迷，关于那场演奏会的内容也有些记不清了。只记得浪漫王子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钢琴前，自顾自地沉浸在略显沉闷的乐曲氛围中，似乎缺少了些他在音乐录影带中激情四射的霸气。但我不会忘记我有多么幸运，因为在傍晚时分才空着手匆匆赶到世博中心的我，原本会因为没有去领票而错过整场演出，就在我犹豫不决准备离开时，一个突然出现的演出组织官员改变了一切。他手中高举的那叠赞助商仅剩的门票，瞬间从人影稀疏的广场上神奇地聚拢起一群叽叽喳喳好似待哺的雏鸟一般的抢票人群。平日里稳重的女士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争先恐后地比试着摸高的本领。好不容易抢得先机的女孩们也彻底抛弃了一贯的矜持，旁若无人地比对着座位号，兴奋得像是中了头彩一般。看看她们忘情的举动，我也不由得握紧了手中奋战得来的小纸片，好像它成了有权进入白宫面见总统的通行证一般。

我没有猜错，它的确换来了面见总统的机会。演出中段，会场里突然一片骚动，紧接着就是一阵莫名其妙的掌声。舞台前渐渐涌来一群拥挤的人流，依稀可见一位白发苍苍、风度翩翩的外国老者在人群中挥着手向大家致意。“克罗地亚的总统来了！”身旁的乐友小声告诉我。我着实吃了一惊：一个国家的领袖竟然为了一位艺术家千里迢迢亲身赴会，这样与民同乐的大胆举动着实难得一见。的确，这也是我在世博会上仅见过的两次中的一次，另一次是在爱尔兰馆日的音乐会上，他们的女总统同样前来助兴。他们的到来让我看到了艺术家在政治家们心中的地位，也让我看到了音乐在西方人生活中的分量。 来自北欧的索菲娅・雅诺克

世博中心的音乐活动，或许与都市音乐生活并无多大的差别，而世博会独家的音乐名片则往往只亮相于各大演艺广场之上。说不清当初我是为何把欧洲广场作为我固定的根据地的，大概在我的潜意识里，欧洲的文化艺术向来在世界舞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地理概念上的欧洲国家或许被轻视，但文化版图上的它们却个个博大精深。可能正因为如此，每个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抓住仅有的馆日演出机会，亮出自己的绝活，向我们这个东方大国尽力展示着自己。它所介绍给我的名字，一次次填补着我音乐经验中的空白，其中就包括那个最美丽的起点――来自北欧的索菲娅・雅诺克（Sofia Jannok）。

演出前，我特意在网络上搜出了她的经典单曲《温暖》（Liekkas）。一曲听罢，一种久违了的真情不觉把我深藏在心底的热泪蒸腾到了眼眶里。吸取了先前的教训，馆日那天下午我就匆匆赶到了世博园。离欧洲广场还很远时，便听到那里传来的强劲的歌声，原来索菲娅正和乐队里的小伙子们在舞台上测试音响。雪白的肤色，白金色的长发，加上一副亮眼的墨镜和黑色的休闲上衣，这便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她的歌声，柔和中交织着力量，展现着鲜明的对比度。即便连暖场演出都算不上，舞台上的她却全神贯注地面对着稀疏的观众，接连不断地奉献出一首首自己的保留曲目。那种投入与洒脱的神情，让人仿佛以为音乐会已经提前到来了一般。

在过客们的阵阵掌声中，台上的他们不厌其烦地调校着设备，就这样一直忙碌到日头偏西，直到索菲娅热情地邀约人们夜晚光临演出时，出于对她的不舍，我生平第一次果断地赶到台边，用蹩脚的外语请求和她合影留念。直到那个时刻，我都谈不上真正了解她的艺术与生活，但我能莫名地感到她身上隐约存在的记忆中邻家女孩儿一般的气质，它似乎带我找回了许许多多遗失在岁月中的记忆。即便当晚她的歌声并未把气氛带向高潮，她也并非舞台上唯一的主角，但当演出在五个瑞典姑娘疯狂的摇滚派对中走向尾声的时候，我手中握着的节目单上只有她的签名。或许从那一刻起，我也品味了一回作为粉丝的滋味。是为了她的歌，还是她的人？或许两者都有吧。 芬兰音乐怪杰波鸿那让手风琴像赛车一样轰鸣

欧洲广场是一只具有魔力的不停旋转的八音盒。在这个仅由一张天棚、一面背板和一方舞台组合而成的临时广场上，异彩纷呈的音乐生活似乎永远只有逗点，没有句号。轮番登场的各国馆日里，葡萄牙的Hoje乐队燃烧过上海的夜空，芬兰的音乐怪杰奇莫・波鸿那（Kimmo Pohjonen）让温文尔雅的手风琴像赛车一样轰鸣和咆哮；凉爽的阴天里，在哥本哈根皇家合唱团的歌声中，我见证过数字高清纪录电影的拍摄；瓢泼的大雨中，在湿滑的舞台上执着舞蹈的丹麦哑剧演员赢得过观众衷心的喝彩……

欧洲广场并非音乐的孤岛，它与两座演艺中心以及数不清的场馆群一道，天然形成了一条联动的纽带。同一天馆日里的不同活动，往往被安排在各处同时上演，让不愿留下遗憾的乐迷们有些顾此失彼。在芬兰馆日那天，我就着实体验了一回。为了不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我请一位在广场边坚定地等待芬兰重金属天团“凌云乐队”登场的年轻女孩帮我预留一下座位，然后在欧洲广场的演出中段匆匆赶往世博文化中心，与尝试领票的妈妈汇合，因为那里将要上演一场我们喜欢的贝斯与手风琴的二重奏音乐会。但我们的计划终究赶不上变化，由于一些旅游团队大量领票，门票早已被一抢而空。我们抱着一线希望，辛苦地在紧闭着的侧门前挨个询问每一位手中握有票券的游客，期待能够用手头仅有的两张其他场次的演出票和他们交换到一两张多余的门票，但无果而终。 葡萄牙的Hoje乐队 葡萄牙馆

眼看演出就要开场，我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动了赶回欧洲广场的念头，但妈妈并不愿放弃。她贴着玻璃门努力向里面的大厅张望着，里面站着的几位西装笔挺的中国官员似乎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打票券。她轻轻敲打着玻璃，用口型和手势向他们表达希望得到门票的请求，他们望了她一眼，没有理会。她没有气馁，当看见一位胸前挂着证件，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外国女士时，她再一次吃力地隔着玻璃比划着。女士似乎明白了什么，背过身和其中一个官员低声耳语了几句，尔后偷偷抽出了那叠纸片中的一张塞给了他。那个官员匆忙跑向了我们，在大门即将关闭的最后一刻，把门票塞到了我妈妈手里，低声说：“这是赞助商预留的贵宾席门票，只能破例给你们一张了。”妈妈毫不犹豫地把票塞给了我，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推入门里，大门瞬间关上了。后来的结局，便是我坐在了第一排最优等的记者席上看完了整场演出。

如果你欣赏音乐的地点是在大都市的某座音乐厅里，或许你只是冲着艺术家本人的技艺而去的。但如果是世博园的话，从你打算前往，直到如愿离开的全过程，深有感触的或许不仅仅是艺术本身，而是跨越艺术的桥梁，直达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这样的观点正是产生于葡萄牙和意大利两个国家的馆日活动之后的。从那时起，我对它们两者的态度产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尽管葡萄牙馆日在意大利馆日之后，我却更愿意先回忆它。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正午毒辣的阳光下，位于广场边缘的葡萄牙馆前围拢着大群的观众，他们正在观看一群身着民族盛装的葡萄牙演员的表演：男孩们有节奏地敲击着胸前的圆鼓，男女青年们则一面表演着杂技，一面欢快地起舞。表演团队在人们的簇拥下缓缓向舞台移动，当他们消失在台后时，台上Hoje乐队的表演如期开始。就在观众们为艺术家如痴如狂地欢呼鼓掌时，或许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几位身着西装、佩戴证件的外国男士正悄悄来到观众席的一侧。他们面露难色地张望着黑压压的人群，低声耳语了几句，便默默离开了。不一会儿，他们每人搬来了一把折叠椅，轻轻坐在了一旁的空地上。 葡萄牙国宝级天后玛瑞莎

此时演出已到高潮，原先消失了一阵的鼓乐表演队伍奇迹般地再次出现在舞台前，配合着台上的表演即兴地歌唱和跳跃着，整个广场一片欢腾。广场演出之后，就是世博中心国宝级歌后玛瑞莎的精彩音乐会。开演前身后几位上海老人的交谈声，猛然间让我记起了先前那几位外国男士。原来他们是葡萄牙馆的官员，按照规定，他们应该就坐于前排专属的位置。他们本有资格强行让观众退后，却因为不忍心影响观众们的热情，直至演出结束，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坐在自己搬来的椅子上，不曾埋怨过一句。我的心中顿时有了种异样的感觉。

走出音乐厅已近午夜时分，我不经意间低头一看表，才发现已过了两个多小时。此时身后传来了两个观众的耳语声：“这是我看过的最长最精彩的世博演出了，其他艺术家最多坚持一个多钟头就收场了，葡萄牙人真够意思！”回味着这句肺腑之言，随着拥挤的人流挤出世博园大门时，我又望见了那群身着盛装的表演者。他们有说有笑地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和道具，看不出丝毫的倦意，可他们一定是当天世博园里最晚离开的艺术家之一。如果未来有一天，我只有机会访问一个欧洲国家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葡萄牙，哪怕只是替中国的世博观众们道一声谢，也是心满意足了。

倘若将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文化遗产略作比较，相信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档次上，前者都会感到些许自卑。但如果比较起它们在世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后者反倒应当感到惭愧。如果让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似乎前者让我想起了文学名著中的“欧也妮”，而后者却成了她的父亲“葛朗台”。这是我不愿看到的，更是我始料未及的。

由于馆日当夜有可能亲眼目睹在世博中心举行的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的音乐会，从前一天晚上起我便早早进入了临战状态，先是在离世博园欧洲片区最近的旅店里通宵达旦地为抢票的细节计划了一夜，接着又急不可待地在黎明前便赶到了入口处排起了队。上海初夏略带寒意的夜风中，几乎每一位下班离开园区的外国官员走过我身旁时，都禁不住向我这个另类的“夜猫子”投来诧异的目光。清晨，当第一个通过安检的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到世博中心前时，大厦左侧的领票小屋空空如也。“也许是我到得太早了吧。”虽然隐约有些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这样安慰自己。

渐渐地，人多了起来，人们自觉地排起了队。直到队伍排成了几条长龙时，几名年轻的志愿者方才姗姗来迟。但他们的手中并没握着一沓沓让人望眼欲穿的门票，却带来了最不好的消息。原来主办方意大利馆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将演出改为了内部包场，不再对外发放一张门票，我们全都扑了个空。人群顿时骚动了起来，大家开始怨声载道，几位来看热闹的参观者悻悻地离开了队伍，投奔其它的场馆而去；一些只想碰碰运气的游客遗憾地议论着，犹豫着是否离开；但更多忠实的乐迷选择了留下，因为他们都是特地为了这场珍贵的演出而来。 电影配乐大师莫里康内

大家围住了那几位年轻人，愤怒地质问他们。志愿者们一面胆战心惊地解释着，一面吃力地向大楼里撤退。终于，一位世博中心组织演出的中方官员被请了出来，但人们得到的答复依旧于事无补：演出票由意大利馆直接控制，人们必须和场馆方面进行协商。“那我们到意大利馆说理去！”有人提议。为数不多的铁杆乐迷们立刻响应，但无奈与动摇的人越来越多。等到请愿者们集结好队伍准备出发时，只剩下了寥寥十数人。

在人头攒动的意大利馆外，以及戒备森严的专用通道入口处，大家各显其能，抓住每一个可能遇见的意方官员进行交涉。我也费力地和一位意方的联络官搭上了话，那位官员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满脸堆笑地向我表示到时可以带我从特殊入口进入会场。可还没等我问明联系方法，他就匆匆钻进了馆里，再也没有现身。等到正午时分在场馆后门相遇时，先前的队伍里只剩下了三五位最执着的精英。炽热的阳光下，他们仍旧汗流浃背地操着流利的英语，和一位胸佩证件的外国女士激烈地辩论着。尽管心有不甘，但咕咕叫的肚子还是催促着我登上了开往美食园的世博班车。巧的是，在车上我遇见了一位刚刚和我一起离开意大利馆的乐迷，他决心下午再回世博中心作最后的努力，和我不谋而合。

夕阳下的世博中心广场上空空如也，我坐在大门前高高的台阶上，看着渐渐黯淡下去的光线，心中的希望也愈发渺茫起来。周边不时开来几辆电瓶车，一拨拨西装革履的外国官员谈笑风生地走下车，从我身边登上阶梯，消失在身后的玻璃门里。我猜测他们一定是意大利官方组织的贵宾，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从前门进入。不知为何，我心中的失望默默转变为一种愤懑与不平。我不明白一群崇尚艺术的中国乐迷，为何会被无情地挡在自己祖国举办的盛会中的一场本该面向所有人的演出大门之外？ 德国馆

这时，一两位上午认识的乐迷朝这边走来，我们聊了起来，有人建议去后门看看，因为那是普通观众最有可能的入口。当我们辗转到大楼背面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不错，正是中午在意大利馆后门与意方官员激烈辩论的那两位最具毅力的斗士。幸运的是，他们果真凭借高明的口才据理力争到了两张宝贵的门票，那是他们应得的胜利。好运似乎是留给每一个有准备的人的，在几位乐迷的等待和努力下，大家又从一位由后门走出的意方官员手中争得了仅有的几张多余的门票，我也有幸获得一张，再一次不可思议地在开演前坐进了音乐厅第二排的贵宾席。

然而这一次，与芬兰馆日那天不同，它没能带给我似曾相识的感动与感慨，相反却是无尽的疲惫和酸楚，连舞台上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和艺术家们淋漓尽致的表演似乎都有些黯然失色了，甚至让我觉得他们并非是在为我们而演出。一曲结束，在全场意大利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我本能地拿起手中的相机，想要拍下一张大师的背影留作纪念，却立刻招来身后一位意大利人不客气的提醒。原来，这种在世博会其他公开发票的演出中一向被默许的行为，此时也是严格禁止的，只因这是意大利的主场。直到心不在焉地听完整场演出后，我才从其他乐迷口中得知，在大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刻，曾有一个意方官员在门外发放了一大批多余的赠票，只因担心观众席上由于贵宾缺席而空出的座位太多，冷落了台上的大师。我相信台上的大师本人对这一切并不知情，或许他还以为接受的都是来自中国观众的喝彩呢。

世博会留给我的音乐记忆是五味杂陈的，就像音乐的不同流派，来自一样的人间，却来自不同的人生。不过，世博会也好似一个大型的化妆舞会，风格各异的场馆，串起无处不在的旋律，把平凡的中国游客们原本缺乏韵律的单调生活修饰得有声有色。或许可以说，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在音乐中生活，在生活中音乐。

记得一回在午饭时分路过德国馆，突然被一缕悠扬的琴声吸引。循声而去，只见在它奇形怪状的身躯之下，餐厅门口的对面赫然镶嵌着一方凹陷进墙壁的袖珍舞台。四位身着宫廷乐师服饰的乐手，正悠闲地手持提琴，演奏着古典音乐。台下的沙发和餐椅上黑压压坐满了来自各地的听众，有的边吃边听，有的则只为赏乐而来。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燥热与喧嚣，这方小天地里依旧只有乐声与爱乐的人。乐手们穿得很厚实，但他们依旧拉得不急不躁；舞台下没有空调的凉风，但没有一个人顾得上扇扇子，甚至连喘息声都听不到。只有来回穿梭的服务生，和叮当作响的碗碟杯盏声，昭示着时间的流逝。也只有当一曲终了，台上的乐手们在热烈的掌声中点头谢幕时，我才会猛地被拉回到现实中来。当我回望这个神似贵族沙龙而形似浪漫酒吧的独特空间时，才终于明白了德国馆餐厅之所以能跻身世博会餐厅榜前列的理由。或许对于听众们而言，这闹中取静的音乐享受，才是献给心灵的最地道的烤猪肘与黑啤酒。

我也曾在夜深人静时拜访过充满现代气息的爱尔兰馆。白天里激情澎湃的踢踏舞者与民族乐手早已不见了踪影，耀眼的灯光洒满临近出口的彩墙，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映照得异常鲜活与生动。他们中有恩雅，有酋长乐队，有U2，有都柏林人，有辛妮・奥康诺（Sinéad O’Connor）、有范・莫里森（Van Morrison）……他们并没有出现在世博园里，而是被写进了一个国家展示给世界的名片之中。让艺术巨匠们为民族代言，恐怕也只有爱尔兰人有这样的豪情与底气了。

此时此刻，蓦然回首，透过身后明澈的玻璃墙，我望见了不远处灯火阑珊的挪威馆。记得在那里工作的志愿者们不止一次地告诉别人，他们是世博园中最享受的幸运儿，因为无论是清晨还是深夜，那里总会反复播放着“神秘园”的灵魂人物罗尔夫・劳弗兰（Rolf L？vlan）为世博会专门创作的《世博组曲》（Suite）和《大自然的赋予》（Powered By Natur）。那是世博会上最壮丽的颂歌，也是最纯洁的摇篮曲。你不必到过北欧，只需要呼吸着这份纤尘不染的清凉，伴着五株“大树”枝桠间流淌过的轻轻的晚风，就一定能给身心疲惫的一天续上一个好梦。当然，好梦终有一天会醒来，因为世博会必定会在某一天与我们作别，但世博会的音乐不会消失，因为谱写它们的民族与国家仍然生生不息地存在着，也许这才是世博会想要传达给我们的真谛。

六年后的今天，当一个亲历过那场盛会的人在不经意间怀念起它的时候，或许可以翻翻自己留下的照片或是纪念品聊以；但对于我而言，可以重温的唯有那一盘盘亲手录下的现场录音，和一段段寻乐之路上不可复制的记忆。视觉上的印象让我与世博相识，听觉上的经历却让我与世界相知。乐如其人，境由心生。如果今天的我是一位思者，世博会上的体验或许是我明亮的眼睛，它让我无论长到几岁，都能清晰地觉察出怎样的性格才属于真实的自己，怎样的爱意才来自真正的知音。而如果明日的我愿做一位行者，世博园中的音乐必定是我远行的路标，它让我无论走到何处，都能轻易地分辨出哪儿只不过是临时的客栈，哪儿才能被视作真正的家。 上海世博会德国馆餐厅的套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