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性研究

摘 要：通过对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投资比较活跃，而消费乏力，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应在继续保持投资平稳增长，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同时，针对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采取系统的政策措施，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关 键 词：消费；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5-0013-05

一、文献综述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GDP增长率由2007年的14.6%到2008年的9.8%再到2011年的9.2%，下降了5个百分点，出口企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以出口为代表的外需带动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扩大内需将是我国经济转型改革的方向。如今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再加之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仍未明朗。因此，对国内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西方国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剑桥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如罗默模型、宇泽弘文-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等），它们主要是对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外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进行深入论证。目前，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消费与经济增长、投资与经济增长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研究。黄赜琳等（2012）基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视角，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分析了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没能量化这种影响的程度。 [1] 任歌（2011）从东、中、西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引入区域基尼系数指标， 运用协整理论建立两变量模型分析了东中西部的差异。 [2] 孟昊（2006）建立了GDP与消费、投资的简单计量模型，虽然拟合优度很高，但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并没有解决，结论缺乏信服力。 [3] 李占峰等（2009）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对三大需求及滞后项和经济增长分别加以分析， 虽然论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也没有消除自相关问题。 [4] 彭劲松（2004）描述性分析了重庆市最终消费和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消费政策组合等扩大内需的政策。 [5] 王小鲁等（2009）通过对资本、人力资本两要素以及以科技投入、城市化率、消费率等8个衡量生产率贡献的指标建立扩展了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详细论述了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但其DW值却处于无结论区域， 最后指出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重要的两个内在因素。 [6]

目前国内文献大多是将消费或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单独分析， 而综合三大需求分析的大部分文献都没有解决模型的自相关问题，从而使结论不全面、不可靠。本文结合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主要聚焦于国内市场，将出口视为外生变量，根据我国消费和投资的现状，建立合理模型，研究如何由目前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 旨在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策略建议。

二、我国消费和投资的特征

（一）三大需求总量及构成情况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情况来看，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净出口份额很小。虽然消费和投资份额在逐年递增，但投资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2001年我国的GDP总量为10.9万亿元，2010年增至39.4万亿元，十年间经济总量翻了三番。在此期间，消费增加了2倍，而投资增加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我国投资总量为19.17万亿元，首次超过消费支出成为三大需求中第一大主体，这与我国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如4万亿投资计划和税收优惠政策等。与此同时，国内物价水平上涨，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资金短缺，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

从我国的GDP构成比例看（见表1），消费和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95%，净出口率在金融危机后快速下挫， 由2007年的8.8%下降至2010年的4%。一般而言，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成熟市场的消费率均维持在75%～80%之间，世界各国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也维持在60%左右， 而我国仅2001年和2002年可以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之后逐步下降，2010年达到最低值为47.4%， 被投资率48.6%所超过。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非常明显。在增量部分中，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份额中最为强劲的需求，消费需求缺乏活力，国进民退步伐加快，投资主导型增长机制特征显著。

（二）三大需求的贡献分析

总量构成情况不足以描述各要素的短期变化状态， 本文采用国民收入法中的贡献率和贡献度指标来描述消费、投资的变动。其中：

贡献率=ΔC（或ΔI、ΔNX）/ΔGDP×100%

贡献度=贡献率×ΔGDP/GDP0×100%。

其中，ΔC、ΔI和ΔNX分别为投资、 消费和净出口的变化量，ΔGDP为GDP的变化量，GDP0为GDP基期的数值。

从图1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在2001年的贡献率为50.2%，之后各年依次减少，2008年和2009年虽然表现出逆转趋势但消费贡献增长缺乏后劲，2010年继续维持下降趋势。投资贡献比较平稳，各个年份有涨有跌， 平均维持在50%左右，2009年由于我国4万亿投资计划和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衡， 投资贡献率高达91.3%，我国对投资的控制力度相当平稳。净出口的贡献率波动幅度比较大， 受国外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明显， 并且与GDP增长率的关联度很强。总体来讲， 投资是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因素， 同时消费的贡献率和贡献度逐年下降， 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仍未建立起来，消费本应有的份额被投资挤占， 受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

（三）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变化分析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两部分， 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又分为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单从消费支出方面来看，无论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 还是政府消费支出都呈现稳步增加态势， 三者构成比例分别由2001年的1∶2.1∶1.1到2010年的1∶3.3∶1.7，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幅度最大，政府消费次之，增长最慢的是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占比超过50%成为最终消费支出的第一大主体，这与我国的城市化程度扩张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背景有关。虽然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 人均GDP或者是人均收入都大幅提高， 但是农村和城市收入水平不断扩大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城乡名义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2.3倍， 扩大到21世纪以来的3.3倍左右。我国出台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它使收入扩大的增加趋势日益平缓， 但仍未阻止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也可能是受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内部分配结构不平衡的影响。

通过对比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虽然食品类支出分别占城乡居民消费的最大比例，但就2009年来说，农村居民的食品类比重为40.7%，而城镇居民仅为29.4%， 可见农村居民的大部分支出是用来解决温饱问题；（2）居住类、医疗保健类、交通和通信类、文教娱乐类等支出总量都在增加，城镇居民的增速更快，但总体比例比较稳定；（3）金融服务类如银行中介服务和保险服务支出，城镇明显高于农村，金融服务还未在农村广泛推广，在高档次的消费领域中农村表现得相对落后。

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和存货两大部分，近十年来固定资本平均占比为95%； 而存货仅为5%。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部需求锐减，国内企业产品积压，造成存货比重增加，在我国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后，存货又回到正常的水平上。这说明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较成功，企业已成为市场的主体，其产品的供给结构基本上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满足了多元化市场的需求，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销售率大幅提高，存货只占很小份额，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在投资的行业结构中，建筑业和设备制造业是投资支出的主体，占全部投资的90%以上，结构分布不合理且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现象普遍，投资的快速增长超过了资源的负担能力。另外，投资结构失衡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居民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因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得到改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服务业，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将会是近几年国内改革的重点。

三、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Uzawa（1965）和Lucas（1988）所研究的模型， 即宇泽弘文-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The Uzawa-Lucas Model）。 他们构建的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

Y=C+Ik=AKα（uH）β （1）

其中，Y为总产出，C为消费，IK为物质资本投资，H为人力资本，u是生产中人力资本所占的份额，α（0≤α≤1）和β（0≤β≤1）分别为各部分产出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比重。

模型（1）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lnY=c+αlnK+βln（uH） （2）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加入科技研发支出、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等指标，参考王小鲁等（2009）人的研究思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将模型（2）进一步扩展为：

lnYt=c+β1lnKt+β2lnHt+β3lnRDt+β4URt+β5ISRt+β6IDRt+β7Ct+β8Ct2+εt （3）

Yt表示GDP总量；Kt是固定资产投资；Ht是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就业人口；RDt（R&D）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URt是城市化率，定义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ISRt是产业结构指标，用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代替；IDRt为城乡收入差距，定义为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Ct是最终消费率，由于消费率是适度指标， 这里把消费率及其平方作非线性处理；εt是随机误差项，满足E（εt）=0和Var（εt）=σ2的假设。为了直接反映URt、ISRt、IDRt、C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没有将这些变量取对数。

这里选用我国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Eviews6.0对（3）式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方程1直接对模型（2）进行回归， 各系数t值和拟合优度很高， 但DW为0.769，存在着正自相关，加入AR（1）项后DW为1.349，处于不确定区域，无法解决自相关带来的偏差。方程2是对模型（3）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比较好，但R&D支出、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这三个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变量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通过依次剔除不显著变量，我们得到方程的最终结果，各系数t值非常显著，Adj.R2达到0.999，且F值很大，DW为1.940，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该方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表示如下：

lnYt=-47.118+0.426lnKt+5.615lnHt-0.098IDRt-27.523Ct+22.628Ct2 （4）

方程（4）表明：（1）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使GDP增加5.615个百分点。（2） 资本形成对GDP的长期影响为正， 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 将带动GDP增加0.426个百分点。（3）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着共线性问题，这些指标集中反映在IDRt的系数上，该系数为负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收入差距增大1个百分点， 将会使GDP减少0.098个百分点。（4）R&D经费支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可见R&D投入在我国总量低且结构不合理， 激励机制不健全， 创新意识不足， 和发达国家R&D投入3%的产出弹性相比相差甚远。（5） 消费率及其平方项系数显示，消费率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一条U型曲线， 存在最低值60.8%， 即消费率在我国越接近60.8%，对经济增长的效果越差。例如2010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7.4%， 当消费率增加到60.8%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但如果继续增加将会推动GDP的快速增长。

四、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又选取我国1990～2010年的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CPI四项指标数据，分别用Y1、Y2、Y3、Y4表示，然后取自然对数建立四变量的VAR（4）模型。AR根图显示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表明VAR（4）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下面分别给各变量一个正标准差单位信息冲击，得到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图3、图4。

从图2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 脉冲值在第3期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达到最大响应值0.061，之后开始慢慢变小，直到第6期以后才趋向平稳。 表明经济增长受到自身冲击后，产生了同向变动，并且该冲击具有明显的持续增长效应。 在本期给最终消费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经济增长立刻反向变动，在第5期达到最低值-0.057，从第6期开始反向趋势逐渐减弱，但依然稳定在横轴以下。 这说明当期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从第2期开始就一直对经济增长起着抑制作用， 消费的增加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反而效果更差。在本期给投资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产出开始逐渐增长，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为0.033，之后基本上趋于平稳。投资具有滞后效应，虽然并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产出，但其长期的经济增长支撑效用则相当明显，可见投资确实在长期内稳定地拉动着经济增长。当产出受到CPI的正标准单位冲击后， 其反应基本上与消费冲击相同，基本上是完全负相关，即CPI的上升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阻碍作用。

如图3所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消费开始迅速上升，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0.047，从第4期开始呈缓慢递减趋势。表明最终消费受到经济增长冲击后，产生了同向反应，而且短期内效果明显，长期中也具有可持续性。当给消费自身一个正的单位冲击后，当期达到最大值0.014，之后开始变小，从第3期开始效果变差，之后一直保持着负向反应。可见消费对自身的脉冲值反应短期内有效，在长期中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期消费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未来消费。在本期给投资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消费开始逐渐同步增加，直到第9期达到最大值0.03，之后表现也比较平稳。投资冲击给消费带来正向作用，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有效，在长期内具有显著的可持续效果。 给CPI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最终消费迅速表现为反向效果，直到第8期达到最低值-0.08， 之后反向作用慢慢变小，CPI对消费增加将产生持续的削弱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 投资迅速增加， 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0.079，从第3期开始递减，在第6期以后保持平稳水平。表明经济增长对投资具有正向反应，短期内效果显著，长期中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可持续性。投资受到消费一个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第1期反向效果就很显著，在第6期达到最低值-0.073，之后虽有所好转但依旧维持着反向变动态势。可见，消费对投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具有阻碍作用，消费的增加将引起投资的持续减少。当投资受到自身的正标准冲击后，产生的是正向效果，脉冲值在第7期达到最大值0.041，之后小范围震荡并保持平稳。投资对未来投资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长期中也具有可持续性。给CPI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投资迅速反向作用，在第6期达到最低值-0.128，随后抑制作用变弱，但仍然是负面影响。CPI上升对投资产生持续的阻碍作用。

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最终消费和投资的持续增加， 投资的增加从长期也能带动消费和产出水平的上升。但反过来，本期消费的增加却不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而且在长期中具有阻碍作用。CPI上升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都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用， 将CPI控制在较低水平对整个经济系统会更加有力。 经济增长和消费受到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较为类似， 说明两者的变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变动轨迹也趋于一致，这与现实状况相符合。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消费、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实证分析，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在三大需求构成中，消费和投资占据主体地位， 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投资是最活跃的因素，而消费缺乏活力；（2）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 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拉动作用， 消费率存在临界值60.8%，且越偏离此临界值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3）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产出和投资增加无论对自身还是其他两者都具有显著的促进和持续增长效应， 但消费的增加却不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同时，CPI上升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完全是负面影响。

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了更好地处理好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1. 保持投资平稳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我国由投资主导型国家向消费主导型国家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目前状况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未来几年我国仍然会呈现投资主导的特征，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消费更具有中长期特征。 虽然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但其结构并不合理，建筑业和制造业占据着90%以上的份额。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私人投资，让市场成为经济调节的主体，减小政府大规模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从产业结构角度，应减少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向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 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在现阶段缺乏活力主要是受低收入水平的限制，我国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排名还很靠后。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企业和个人纳税，这样既能提高劳动者工作热情以推动经济增长，又能稳定消费预期并保持消费持续增加态势。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应努力推进住房、医疗、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城乡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应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加快农村保险体系的构建。推进税制改革，对低收入者免税或减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重，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4. 加快人力资本形成，增加就业。人力资本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加就业岗位，吸收潜在劳动者创造价值，并加强对劳动者技能培训和知识教育，可以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同时，政府和企业应提高R&D投入水平， 将科研成果真正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培养创新意识，有效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

5.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物价上涨对消费、投资和产出水平的提高均具有负面影响。稳定物价就可以稳定消费者预期，在收入水平提高时消费必然会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效应不明显，很可能是由当期消费不足和当期消费挤占未来消费的原因所致，但是当消费能保持平稳增加，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当消费率提升至60%以上时， 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才会显现，而且会呈现出加速增长效应。

6. 加快金融业发展步伐，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了融资支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分散了经济危机带来的风险。金融业是服务类行业，它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金融业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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