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罪相关问题解读

[摘 要] 《刑法修正案（七）》第224条之一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罪”，该罪名的出现使我国对传销活动的惩治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了有效的适用新罪名，更好地预防、威慑和惩治传销行为，本文对与该罪名争议较多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传销；欺诈型传销；组织、领导传销罪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6-063-2

一、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主体

发展完善的传销活动组织是一个内部有多层次等级的系统，呈金字塔式的结构。组织的最顶端是传销活动最初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最大的受益者。加入到传销组织的人员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回报不断发展下线，但仅有极少数者进入传销核心层，在金字塔顶端的往往仍是传销组织的最初发起人。其他等级的传销商为获取更多的利益，积极发展人员加入，也形成一定层级的结构，自身即处于所创建的小金字塔的顶端，也可以成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传销组织的存在需要最初的组织、领导者，而传销组织的发展需要更多层次的组织、领导者以及相应的管理、协调人员，而众多的组织者、领导者中，谁才是本条所要惩罚的对象，理论上分歧较大。

如果将本罪的主体锁定传销组织的最初发起人，有可能会放纵犯罪，因为传销组织最初的发起人也许只有一两人，而后来传销组织大规模的发展往往得益于后来加入的传销人员，后来加入者中不乏传销骨干和高管；而不将本罪的主体局限为传销组织的最初发起人，那传销组织中存在的众多自己建立小体系的传销商也属于建立传销组织，又会造成打击范围过大的后果。根据本罪的立法精神，传销组织中其他层级的一般组织、领导人员不属于本罪的主体，本罪的主体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包括传销组织的最初组织者、领导者以及之后进入核心领导层的人。

本罪主体所谓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策划、发起、设立、指挥传销组织，或者对传销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在传销组织的层级结构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对传销组织的正常运转起关键作用的极少数人员”。由此可以认定，对传销组织的最初成立或传销活动的最初运行起关键作用的人，以及后来跻身于传销组织核心领导层的人为本罪的主体。进入传销组织的人，包括被洗脑试图通过传销暴富的人，深陷传销泥沼只有通过发展其他人员才能减少损失的人等，通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争取到众多的下线，上升到一定的层级，获取了大量的金钱，被视为传销组织骨干，但只要没有进入传销组织的核心领导层，操纵、掌握着整个组织的运转，都只是积极参与者，不能视为本罪的主体，通说认为这些进入传销组织的人员，对其不参与传销活动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他们本身虽是受益者，但同时也是受害者。

二、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定

首先，实施的传销活动要符合组织、领导传销罪的构成要件，因刑法中规定的传销犯罪与《禁止传销条例》中的传销违法行为的内涵不同，《禁止传销条例》中的传销行为包括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和团队计酬三种行为，而构成犯罪的传销范围仅限于拉人头、骗钱入门费的欺诈型传销；其次，本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完成了本罪的构成要件，就可能构成犯罪。故传销活动要达到犯罪标准，需在以下两个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一是发展传销活动人员的数量，笔者认为，只有传销活动人员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表明传销人员实施了一系列法律禁止的传销欺诈行为，传销活动也才初具规模和影响力，才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二是传销组织呈现一定的层级，只有传销组织有一定的层级，才能体现传销组织的特征。具备以上两个要件传销活动方能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从这两方面来考量一般违法行为与本罪的界限是适当的。

另外，2010年5月1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即可以对组织、领导传销罪予以立案追诉”。新出台的追诉标准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正是以量化的组织人员数量和层级为依据追究犯罪，体现了对打击传销活动犯罪的力度之大。

而对于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笔者认为除考虑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数量和构成层级外，还应考虑传销犯罪所涉案金额，这体现了传销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程度，以及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是否使用引诱、胁迫、拘禁等手段控制传销人员。

三、与非法经营罪的界定

2001年最高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对传销或变相传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这一批复将传销犯罪活动都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解决了传销犯罪的定罪问题，一定时期内达到了威慑传销犯罪活动的效果，但是将传销犯罪活动不加区分的定为非法经营罪，由于罪名与罪行不完全相符，在适用中产生了一些弊端。

对传销犯罪做一分为二的分析，即传销犯罪包括经营型传销和欺诈型传销。对于经营型传销，其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且这种经营活动需要有关国家部门的许可，因此未经许可从事这项活动与非法经营罪所规制的对象具有同质性，可以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规制范畴，即其侵犯的客体是单一的市场秩序，与非法经营罪相符。而欺诈型传销按非法经营罪处理实属权宜之计，其在犯罪客体及行为方式上均难以与非法经营罪调和。

第一，犯罪客体不符。我国刑法分中非法经营罪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其侵犯的是市场经济秩序，属单一客体。而欺诈型传销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产和市场经济秩序，且公私财产权是其侵犯的主要客体。以非法经营罪处理欺诈型传销，不能体现欺诈型传销的本质特点和社会危害性。

第二，行为方式不同。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存在真实但不合法的经营活动，其与市场存在真实的联系，只是由于未经有关国家部门许可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而受法律追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欺诈型传销则往往只是以经营活动为掩护或根本不存在经营活动，其真实行为是通过传销这种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无法与经营活动相联系。

第三，犯罪属性不同。非法经营罪是情节犯，需要达到法定的追诉标准才能定罪量刑，而欺诈型传销是行为犯，实施了法定的行为要件就可构成犯罪。根据《追诉标准》： “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反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可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而以非法经营罪追究欺诈型传销行为，则要考虑欺诈型传销违法所得数额为多少，而由于欺诈型传销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查明违法数额往往存在一定困难，也会出现因为达不到数额或违法所得被转移时无法定罪的情形，无法使欺诈型传销行为得到有力的惩罚，而欺诈型传销的侵犯公私财产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双重危害性的特点，使其无需具备数额要求便可定罪量刑，因为其除了侵害市场经济秩序外，还侵害了更重的法益。

梳理非法经营罪和传销犯罪的关系可知，在2001年最高院《批复》将传销违法活动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并不适当，《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后，将欺诈型传销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规制，最高院《批复》关于欺诈型传销的部分当然失效，而由于未对经营型传销进行立法，因此《批复》中对于经营型传销的部分仍可使用，即达到犯罪程度的经营型传销则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样处理传销违法行为是适当的。有观点认为《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后，原有的《批复》关于传销犯罪的部分应当废止，因现实中大部分为欺诈型传销行为，而欺诈型传销行为不能够定性为非法经营罪。不能因为现实中多数传销犯罪属于没有经营活动的欺诈型传销就忽略经营型传销的存在，就如立法中曾因被拐卖的对象多为妇女儿童，而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取代拐卖人口罪一样，结果使14周岁以上的被拐卖男子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同理，占多数的欺诈型传销亦不能取代少数的经营型传销，否则只会造成法律的疏漏。另外，只有当两个法律文件发生冲突或者矛盾时，新法当然代替旧法，而《刑法修正案（七）》只是从传销违法行为中分离出可独立成罪的欺诈型传销部分，而对原有的经营型传销没有进行新的处理，当然仍由非法经营罪规制，这样采取双轨制的处理方式，才能更好的打击传销犯罪活动。

四、与诈骗罪的界定

诈骗罪的形式虽然复杂多样，但其共性体现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方法骗取他人公私财物。

分析组织、领导传销罪中的非法占有要素，要从其客观行为入手。传销活动具有的特殊运行方式和组织结构，在组织上层的人通过层层提取回扣获利，而不是直接全部占有他人的财物，故从表面上看，传销活动中获取财物是一种传销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分配方式，但是由于欺诈型传销活动中并不存在真实的商品经营活动，其只是以从商品经营活动获利为掩盖，是一套纯粹的骗取金钱的规则在运行，没有任何的金钱增值。所以这种通过传销活动牟利的行为实质上即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过程，过程的复杂性也无法掩盖其骗取金钱，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分析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行为要素则可以看到，组织、领导传销罪中通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不断拉拢人员加入而获取高额入门费，在这一行为过程中，要实现骗取财物的目的，往往需要虚构欺诈型传销致富的作用或隐瞒欺诈型传销真正牟利的方法，而被拉拢的传销人员正是对传销的神奇作用深信不疑，才会主动甚至拉拢更多人将财产投入到传销中，而最终造成财产受损的结果。

从行为本质上看，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罪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两者有一些不同。首先，两者的行为对象不同。诈骗罪的行为对象一般是特定的，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行为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和多数性。其次，诈骗罪中诈骗行为人与受害人直接产生联系，诈骗行为一般对行为对象直接发挥作用；而在组织、领导传销罪中，行为人与受害人存在直接与间接两种关系，但无论是哪种情形的关系，具体的行为及结果都在行为人控制之中。再次，两者的行为范围不同，实施诈骗罪的行为存在于多种情形之下，是范畴最大的诈骗行为，而组织、领导传销罪中的诈骗行为往往与实际的或虚构的商品服务相联系，因此范畴较小，为特殊的诈骗罪，即组织、领导传销罪中的诈骗行为是诈骗罪的诈骗行为一种新型的方式。综上可知组织、领导传销罪具备诈骗罪的基本形式。

从犯罪客体的角度，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为简单客体，组织、领导传销罪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权和社会经济秩序，为复杂客体，而其以公私财产权为主。因此，两罪在犯罪构成上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另外从形式上看，组织、领导传销罪规定在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之一中，也可认定立法者对组织、领导传销罪归于诈骗犯罪不存在异议。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组织、领导传销罪与诈骗罪可能会发生法条竞合的关系，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是特殊法条优先于一般法条，重法优于轻法，对诈骗罪而言，组织、领导传销罪是特殊法条，理应优先适用，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最高刑是十五年，诈骗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一味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将会造成不公正的后果，因此，在组织、领导传销罪涉案金额巨大或特别巨大时，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即以诈骗罪定罪以得到公平的处罚结果。

参考文献：

[1]岳玉婷.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D].济南：山东大学，2011.

[2]李明.关于组织领导非法传销罪的几个疑难问题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9，（7）：173.

[3]姜德鑫.传销行为的犯罪化问题探析[J].政治与法律，2009，（8）：52.

作者简介：岳玉婷（1987-），女，汉族，山东临沂人，硕士，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预备法官，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