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剧命运的透视

［摘要］《半生缘》中，张爱玲以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塑造了顾曼桢、顾曼璐这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书中对她们生存困境的书写不仅展现了女性的生存悲剧，更实现了对人性的超越。在书中，张爱玲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涵盖了三个层面，即社会时代层面、文化层面和生命本体层面。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女性命运；悲剧；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2-0084-03

女性与命运一直是张爱玲所擅长的主题，在她的小说《半生缘》中，这一主题意象更是被赋予了人性的体认。特殊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学识修养构筑了张爱玲独特的内心世界。在《半生缘》中，张爱玲运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渗透到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叙述主题之中。张爱玲对人生的体味和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敏锐洞察力与小说中营造的悲凉故事世界是难解难分的。她对世俗生活的喜爱以及悲观绝望的人生观使得《半生缘》中描写的凡人俗事回荡着浓浓的悲凉情调。书中所展现的不止是一场爱情悲剧，更是一场女性命运的悲剧。

如果说对悲剧表现的偏好是作家悲剧意识的反映，那么其悲剧意识则来自于对人生苦难和不幸的敏锐感受。如果按照鲁迅对于悲剧的定义“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来观照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她所有作品中流露出的强烈悲剧意识几乎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没落贵族的女儿，还是欢场里的交际花，亦或是旧式家庭中的少奶奶，都生活在各自的悲剧中。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用苍凉哀怨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个个在生活上、精神上饱受双重折磨的女性形象。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压抑，让这些生活在旧时代的女性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男权社会中苦苦挣扎。在《半生缘》中，张爱玲着重塑造了曼桢和曼璐这两个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悲剧命运的透视，揭示了女性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的依附性生存状况和世俗的悲剧化处境。

在《半生缘》中，张爱玲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涵盖了三个层面，即社会时代层面、文化层面和生命本体层面。

一、社会时代层面

在分析《半生缘》时，我们不得不联系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来具体分析。首先，张爱玲将书中人物的命运置于大的社会时代层面。在《半生缘》中，张爱玲将世钧和曼桢的故事置于旧上海这个特殊的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也就是这部小说大的时空背景。没落的黄昏、阴森的月夜、嘈杂的弄堂、封闭的公馆、无爱的婚姻、扭曲的人性、颓败的人生――这是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上海，是遗少和洋场社会的传奇。她的小说世界是一幅苍凉没落的风俗画，更是一幅人欲横流的百丑图。可以说她的作品是遗老遗少们的生活大全，是上海洋场社会的再现。当时的旧上海受到了各种文化的浸染，其中封建主义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最大，所以《半生缘》的时代背景是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灯红酒绿的洋场社会的结合。

当时的张爱玲已经饱尝了情感的沧桑和婚姻的苦果。1944年，她抛却非议，跨越年龄鸿沟与胡兰成结婚。尽管对于婚姻的认识张爱玲比她笔下的人物要清醒得多，但她还是对胡兰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最终，这场婚恋的结局也一如她的小说：苍凉而伤感。在与胡兰成离婚后，张爱玲孤身一人在上海，当时的上海生活环境纷扰动荡，到后来新中国建立，对于处在“时代浪尖”的张爱玲来说，时代的转变对她意味着“更大破坏”的来临，意味着现有安稳生活的颠覆。对于时代，张爱玲的心境是灰暗的，缺乏对理想的信赖，甚至可以说她似乎在为一个没落的阶级唱着挽歌。少年时代家庭温情的缺失，青年时代婚姻的失败，再加上时代的大变革，张爱玲陷入了迷茫、困惑和失望之中，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张爱玲创作了《半生缘》。

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总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影响每个人的命运。在20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曼桢也好，曼璐也好，都深深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半生缘》中的曼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她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感到可恨的同时，也让我们心生怜悯。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她放弃了自己与豫谨的爱情，去做，她出卖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换得一家的苟安，留给自己的只剩下苍老和凄惶。曼璐的生涯是为了家，却也为自己种下了后半生的苦果。在当时的社会，如果不是因为时代将人们逼向了生活的悬崖边，谁又会去做呢？再到后来的曼桢，除了在工厂做打字员的工作外，还身兼数职，通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们生活的艰难以及在现实面前的无奈。过早踏入乱世的曼璐早已认识到金钱世界的残酷性，这也为她后来的性格发展与所作所为埋下了伏笔，社会环境是她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

与曼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妹妹曼桢，曼桢可以说是张爱玲笔下近乎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曼桢的完美，所以必遭劫难。对于曼桢这样一个独立自主，受过教育，有理想、有追求的女性来说，凭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原本可以有美好的未来，可以与世钧过上幸福完美的生活，可是造化弄人，这一切都因为姐姐曼璐而改变，曼璐为了保住自己有名无实的婚姻，协同亲夫毁了曼桢的一生。她想让曼桢替她生下孩子拴住祝鸿才，她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毁了曼桢一生的幸福。更可悲的是，曼桢受尽屈辱逃出祝家后却发现自己的爱人已经与别人结婚。如果说以前所受的种种屈辱磨难已使她失去了生活的信心，那么世钧的结婚则给了她致命的一击，让她彻底绝望。在无望中，在母爱的呼唤下，为了孩子的幸福，她牺牲自己嫁给了祝鸿才。在整个过程中，曼桢是有反抗意识的，但这种反抗并不彻底。她极力摆脱传统，认为自己是独立的、现代的，可嫁于祝鸿才已经是妥协认命，她没有认识到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但最后她还是花费全部力气与祝鸿才离婚，最终走向了独立。曼桢的悲剧主要是由她性格中的不彻底造成的，这种不彻底让她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总的来说，曼桢、曼璐的生命轨迹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两难处境。如果说曼桢代表的是接受了新时代思想熏陶的女性，她的悲剧就在于她的行为只能归功于其个体性格因素，她在反抗的过程中不得不背负着极大的物质负累和精神重荷，她的独立和反抗所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沉重的。曼璐则是夹在两种类型之间，既接受了新时代和新思想的浸淫，又因环境所迫而被迫走向了传统的怀抱，成为传统的祭品，在她的身上，通过对亲情的玷污和扼杀，凸显出了任性自私、冷酷的根底，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张爱玲的《半生缘》中，女性的悲剧是在男权社会夹缝中求生的悲剧，是生活不能自主的悲剧。在大的时空背景下，个体生命微乎其微，她们根本不可能觉悟到要依靠自己去抗争什么。因此，我们似乎习以把她们的悲剧看做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悲剧。

二、文化层面

悲剧能震撼人心，是因为它是社会罪恶最彻底、最鲜明的揭露者。张爱玲把笔触伸进社会文化的底层，揭露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文化成因。

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在其相对应的社会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西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杂糅，其文化是由封建文化与洋场文化相互碰撞交织而形成，最古老腐朽的封建文化与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洋场文化经过上百年的磨合，最终交合在一起形成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对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来说，上海是个独特的城市，它所对应的文化也与其他区域的文化有着鲜明的区别。从自然原因看，在地理位置上，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处于长江三角洲前缘，东临东海，腹地广阔，交通便利，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从历史因素看，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迫作为通商口岸，在近一个世纪里，随着中外贸易往来，它受到了外来文化很大的冲击。这一切为上海文化在中西交汇的起点上提供了背景和土壤。在张爱玲笔下，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畸形产物。张爱玲擅长描写新旧文化交替背景下女性苍凉的人生际遇和金钱文化下女性尴尬的生存状态。

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本位的宗法社会，妇女地位极其低下，宗法社会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将女性的生存空间逼仄在家庭的高墙之内，宗法父权对女性长期实行经济封锁和文化压抑，造成了女性经济的依附和精神的萎缩。在《半生缘》中，作为旧时女性，沈太太是她们的代表，她对自己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无意识的，她的一生一直在与别的女人分享着同一个丈夫。世钧的父亲沈啸桐在外面与自己的姨太太生活了几十年，对自己原有的家庭不管不顾，沈太太带着小儿子世钧、大儿媳和孙子生活在一起，靠沈家的皮货店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在经济上，沈太太是独立的，她没有依靠男人来获取生活来源。但在思想上，她依旧是不独立的，依旧没有摆脱封建文化的枷锁，对于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娶姨太太组建新家庭，她只能默默忍受。她全部的要求就是除夕之夜，一家之主的丈夫回家。后来，沈啸桐年岁已高，出于个人考虑回到沈家，这带给沈太太的是莫大的喜悦，沈家立即恢复了生机，热闹了许多，书中不止一次地描写到她的喜悦。沈太太几十年的不开心、抑郁因丈夫的回归而一扫而空，她的生活世界可以说又复归完美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女性，尽管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但情感上、心理上却始终是无法独立的。

而在新派女性中，曼璐是她们的代表。曼璐是张爱玲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缩影，她们为了建立哪怕是徒有虚名的家庭，以获得生存上的保障，她们■精竭虑，费尽心机，所有的人生希望已无奈地退却到甘愿做男人附庸的地步。书中的曼璐因她早年的身份使她在社会夹缝中的求生异常困难，在她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与焦虑，她把婚姻当作惟一的救命稻草，可是婚姻带给她的却是更大的痛苦，丈夫祝鸿才婚后在外面花天酒地，开始显露出他的本性，甚至对她施以暴力。年老色衰的曼璐已经拴不住祝鸿才的心了，如果失去这个依附，她此生将无以为计。为了保住这个男人，只能无限制地满足他，甚至成为满足他欲望的帮凶，亲手葬送了妹妹曼桢一生的幸福。现实的残酷、不幸的婚姻、自卑的心理、多疑敏感的神经纠结在一起，最终扭结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让曼璐在毁掉自己幸福的同时，更毁掉了几个人的幸福。沈太太也好，曼璐、曼桢也罢，她们最终都被孕育她们的文化所吞噬。

三、生命本体层面

在这里，造成悲剧的原因不是社会的罪恶，不是文化的缺陷，而只是一种偶然，或是一些突如其来的死亡，或是一些误会，但就是因为这些偶然，一个个美好的生命转瞬即逝，即将到手的幸福化为泡影。面对这些悲剧，人们无从寻找憎恨的理由，因为它不是善与恶的交锋，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个体生命的存在就是这么微乎其微，不堪一击。外在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个体单薄的生命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敏感的张爱玲怎么不慨叹命运渊薮的无常与无奈。在这里，张爱玲显然是受到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在自然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全部由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来决定，和人物本身的性格、机会没有太多关系，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宿命论色彩。

在《半生缘》中，作者在她所塑造的人物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透露了自然主义色彩。首先，作者通过物象和人物的服装色彩来暗示地人物的命运。在物象的选择上，张爱玲运用了“房子”这一物象，房子本来是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但它另一意义上也是囚禁人的地方，也是埋葬人们幸福的坟墓。在《半生缘》中，曼璐所居住的房子在偏远郊区的一幢别墅里，虽然房子富丽堂皇，但却没有家的气息。到后来曼桢被祝鸿才之后被关在“里面一道锁，外面一道锁”的两间空房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幢房子像一座牢笼，暗示着她们姐妹俩的悲剧命运。

同时，张爱玲善于运用色彩，尤其是她笔下人物的服装色彩。人物的服装色彩成为作者独特的隐性话语，她以一种隐性话语的形式来刻画人物，暗示情节及人物命运的发展。在《半生缘》中，曼桢是作者极力着色的对象，但是张爱玲在她身上用的色彩并不多，除了她和世钧在恋爱时穿过一些色彩艳丽的衣服之外，其余的时候，她的服装频繁出现的就是灰色，如“灰色的旧羊皮大衣”，“灰色的麂皮鞋”。在色彩中，灰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颜色，所有的色彩加在一起即形成灰色。灰色给人一种冷暗的感觉，从表层意思来看，灰色说明曼桢品味素雅，但从深层意思来看，灰色在说明曼桢经济拮据、家庭困难的同时也暗示了她沧桑多难和以灰色为底色的坎坷一生。而写曼璐时，她第一次出场是“穿着一件苹果绿软缎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的”。本来，绿色象征着希望和活力，可突兀地上面印上一个黑手印，在暗示曼璐是一名职业的同时，也象征着曼璐本来充满希望的前途已经被描黑，注定了她悲剧的一生。

在《半生缘》中，书中人物无论男女都被外界一种无形的力量裹挟着、控制着，像一只只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陀螺。曼桢和世钧的真挚爱情本来可以发展为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由于一连串的误会与巧合，他们阴差阳错，嗟叹半生，正如改编的电视剧歌词“回首半生匆匆，恍如一梦，你像风来了又走，我心满满又空”。那样，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叹息，让人一次次地感受到命运的无常和多难。

小说中，命运最大的嘲弄莫过于曼桢和世钧的爱情以及曼桢一错再错下嫁祝鸿才。书中的人物都不过是世俗生活中的一分子，是广大时代的负荷者。当苦难、悲剧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没有产生超人或英雄式的醒悟，他们选择隐忍，选择活下去。在曼桢被祝鸿才之后和在她逃出去得知爱人已结婚时，她都想过自杀，但是最终还是活了下来，每个阶段都有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张爱玲在这部作品中，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人生、命运的质疑、追问和探寻上，从而使她的小说在表现男女情爱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最终完成她对女情生活的最终趋向：投降于现实之中，听从天意，归于宿命。

张爱玲用一种平和、客观、宽容博大的态度俯瞰着她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14年的岁月，先前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时间的无情与冷酷在嘲弄着一对对痴男怨女，曼桢与世钧、叔惠与翠芝，阴差阳错，坎坎坷坷，分分合合，半生的缘分，包含了太多的无奈与惶恐，承载了太多的辛酸与苦痛。小说中，张爱玲也给予了他们深深的同情，正如她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她的笔端没有至恨深仇，有的只是宽恕一切的苍凉况味。

《半生缘》中，张爱玲对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她将人物置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将人性放在物欲、的现实考验中，用社会、文化、生命本身三个层面诠释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半生缘分，一声叹息，留给我们的只有绵绵不断、无尽苍凉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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