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摘 要： 张爱玲的作品对女性传统意念中奴性意识进行深刻揭露与剖析，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分析其笔下的女性形象，透析她们对爱情、婚姻的追逐及对人生的态度，展示与思索女性人物的生存命运和精神世界，探索女迷的心理与渴望，进而分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角色的现代意义，探析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关键词： 张爱玲 爱情 婚姻 女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创作蜚声文坛，成为沦陷区一颗耀眼的明星，旅美学者夏志清称她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中国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1]张爱玲处在时代的乱世之中，亲历家族的兴亡，再加上母亲在不幸婚姻中遭受的创伤和苦痛，父母离婚家庭破碎给她带来的不幸，这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悲凉的成长经历对张爱玲的个性心理及价值观念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张爱玲把关注的视角落在了各类女性的生存层面上，从她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命意识出发，以一个女性作家独特的心理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用凄艳的笔调、奇诡的意象，塑造了众多类型迥异的女性形象。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一、张爱玲的女性文学创作

女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比如李清照、朱淑真等人，但她们的创作还仅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她们的才华受到了男性文化的制约，没有能够张扬自己的女性意识，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女性话语。苏青认为“她们也是代男人立言的，因为她们读的是男人的书，用的是男人所创造的文字呀，置身在从前的男人的社会中，女子是无法说出她们自己所要说的话的。”[2]

在中国的封建传统意识中，女性的地位是卑微的，女人始终受制于父权的统治，以男性为中心。人们往往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看待女性的，而女性也往往以男性的看法作为自己的看法。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才终于从男性文化的压迫中觉醒过来。丁玲、凌淑华、苏雪林等女性作家创作大量作品表达了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妇女解放的新思想，与她们所努力塑造的“新时代女性”不同，张爱玲大多在写“旧女性”，尤其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她们往往自造心狱，逼迫自己成为男性的“女奴”。这些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过洋，但她们与旧女性的思想观念并无多大差别。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把女性深层的传统意识作了全面自觉的曝光，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心里痼疾是多么的顽固和持久。早已没有了五四时期娜拉初入中国籍时的狂热，张爱玲只是以她一贯的作风和表达方式将娜拉的出走仅仅比喻成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而出走的结果却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所以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照她自己的说法，“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只会“走到楼上去”，不会有更大的疯狂。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她们却有着非常彻底的面目——她们坚持着走上楼去，毫不犹豫，并费尽一切心机换取开饭时候的那一声呼唤。[3]

张爱玲相信“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谈女人》），女性来自原始的元气，并没有被高度文明社会所斫伤。因为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富有行动的目的和冒险的精神，而非无目的地顺从摆布，她们有心计、有目的地争取着自己最大的利益和前途。尽管在父权社会中困难重重，但她们的强悍、执着、倔强却是不可小视的，这是女人自己的力量：“女人常常被视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谈女人》）。就连孔子不也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吗？女人是个大麻烦，难以驯服，麻烦得让圣人挠头。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这何尝不是一种男权意识的哀叹？正是这些女人，在野蛮、原始性与现代精神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从曹禺的剧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代表原始生命力、敢爱敢恨的大多是女性：蘩漪、花金子。可见，女人本是有着充沛的生命活力的，更具有原初的生命形态，是更为放恣的生命。可为什么女性却一直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第二性”？尽管父权的威严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女性自身。张爱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竟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的单怪别人是不行的。”（《谈女人》）她以她的小说展示了女人何以成为女奴形象的内心世界及原因。

“女人”是一个永远也不老的话题，在张爱玲的笔下，女人一贯代表人生安稳的一面，这种安稳“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4]张爱玲对女性内心传统意识的深刻而独特的剖析，塑造了众多经典的女性形象，延至现代社会仍能找到现实模型，可以说，这是她独特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对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

（一）寻找爱情的女性

爱情对于男女两性的含义完全不同，拜伦有句话很贴切：“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相依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意味着女人的整个生命。”西蒙·波伏娃也指出：男人从生命本质上是拥有的主体，他们期望女人成为自己生存的一部分，而不是将生命全部浪费在她那里，相反，对于女人，爱情就意味着为主人放弃一切。“她将她的肉体、感情、行为，体现为对他作为最高价值和现实的崇敬，而将自己贬低为可有可无。于是，爱情成了她的宗教。”[5]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的道德力量始终是有限的，甚至是相当脆弱的。同时，她的经历也显示了一般女性的弱点（作者处处强调葛薇龙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容易沉溺于物质享受，容易爆发野蛮的热情，意志薄弱，易受情感支配，缺乏回头的勇气。既然女性的自身弱点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它岂不是会照常在这个世界上演？当今媒体热播的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藻无疑是现代社会中葛薇龙的一个翻版。可见，女性自身甘于为奴的传统意识恐怕才是罪魁祸首。

《色·戒》中，我们也由王佳芝的悲剧看到了女性的另一弱点：她们一旦获得了爱，便以为什么都可以抓住了，为了心爱的男人，她们可以为之献出一切。对恋爱中的女性来说，这篇小说不啻是一种警告，也许它被称为“戒色”更为准确。

《封锁》中吴翠远作为张爱玲笔下少有的女知识分子，但知识并没有使她的生活变得精彩，相反，却像装饰品一样，沉重地挂在她身上，使她失去女性原有的气息，她掌握了知识，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仍按传统父权社会的标准看待自己：“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这里，新与旧的教育并无两样，吴翠远这位所谓“新女性”又如何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呢？

（二）追逐婚姻的女性

婚姻是一种保险，是一张长期饭票，众多女性把婚姻当作唯一的追求目的，女性经济上的不独立造成精神上的依附，她们麻木地生活在无爱的婚姻城堡中，生活在男人的影子里。偶尔个别清醒后选择出走，但社会的压力经济的不独立，让她们的挣扎与反抗显得那样无力和苍凉，生存问题又最终迫使她们回到城堡中。

在立志要得到婚姻的女性的眼里，爱情是跟在她后面跑的累赘，她来不及等它。因为婚姻是必需品，而爱情只是装饰品，有爱无爱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婚姻，尽管追逐婚姻的路上并非风光旖旎，但她们立志要走这条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年青的时候》沁西亚是为了婚姻而结婚的。但婚姻并没有给沁西亚窘迫的生活带来任何改观，她的钱还是不够用，她还得忙着赚钱养家。一般的女性都是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而结婚。可沁西亚的婚姻平庸，而且穷得门当户对，本以为可以托付的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改观，但至少在精神上她认为自己是有依托的。这也是自古女性潜在的身心归宿。

《鸿鸾禧》中玉清来自凋落的大户，以“高尚侍女”的形象嫁入暴发户娄家，完成了对婚姻的追逐。女人的青春是换取婚姻的本钱，一旦获得了生存的保障，她们就如闪亮的银饰一样渐渐失去光彩。而对未来的命运，玉清是明了的，心中有着冤屈。在张爱玲的笔下，娄太太对婚姻的记忆同样有着华美和死亡阴影的交织。也许这意味着无论旧式婚姻还是新式婚姻，对新娘来说都是一座坟墓。显然，张爱玲对女性进入婚姻的态度并不乐观。

《倾城之恋》离婚后的白流苏也还是有爱情向往的，于是她以结婚为目的，希望以残剩的青春年华去寻觅些许温存，求得安稳的人生。于是被迫从燃烧过的青春中再提炼出一些光彩来，重新粉妆，以捕捉另一次婚姻。表面上看，流苏在对婚姻的追逐上，是一个幸运者，而实际上，她女性的自卑和虚荣，使她依然摆脱不了对男人和金钱的依附。又或者，正如范柳原说流苏的“将婚姻当作长期的”。她仍旧是个“可怜的女人”，她的失意得意，始终是下贱难堪的。女人总是低的，张爱玲对这点看得很透。

（三）围城中的女性

张爱玲笔下年长的女性，她们的婚姻完全靠媒妁之言，没有恋爱问题，但心态上永远不成熟，生命中充满了失败、烦恼和为难，纵使有儿有女，也是一路空荡荡的一辈子的生活近乎无聊。她们处在一种无法独立自主的附庸的社会地位上，婚姻名存实亡，灵魂僵硬麻木，除了金钱与名分之外一无所有——包括自己的心。年纪稍轻的一些女性，其婚姻形体尽管各不相同，但却有共同之处：深陷“围城”而无力自拔。

是什么使得女性承受“围城”生活的寂寞与折磨？西蒙·波伏娃注意到私有财产与女性命运的不可分割性，她指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家庭要恒久存在并保持着世袭财产”（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从来不能成为财产的继承人，相反，她和牲畜或动产一样是属于男人的私产。这意味着女人一无所有，自然，她做人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她也必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要在这样的私有制社会里求生存，女人不得不服从、忍耐，甚至委曲求全。

《金锁记》中畸形的婚姻在姜家为曹七巧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丈夫残废，曹七巧的无法足，自然对家中的三少爷姜季泽产生了。但是，婚姻制度、伦理之道限制了她，也限制了姜季泽，所以她只能是“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她已被牢牢地囚禁在无望的婚姻之中。在金钱和的双重压力下，七巧的人性受到压抑，心里开始扭曲。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着子女，“他们恨毒了她”，因为她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魔鬼，她一生的不幸竟然要有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债，这种人性的扭曲是惊心动魄的。可这正是为了高攀而促成婚姻的直接后果，在现代社会里仍不乏此种悲剧。

《半生缘》曼璐结婚后为了维护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牺牲了自己的亲生妹妹为自己的丈夫传宗接代，可见，女性对男权文化的反抗是有限的，如果她的生涯可以视为一种反抗的话。在她的骨子里，依然服从于儒家父权的宗法思想，她幻想着“母以子为贵”，用孩子吊住祝鸿才的心，但事实并非如此，曼桢的牺牲并没有能够挽回曼璐破败龌龊的婚姻。顾曼璐的心灵已被父权文化所腐蚀、扭曲，这是她的又一重“围城”或牢笼。她挣脱不出来，便成了父权文化的同谋者，成了一只婚姻动物，为了生存，其他的都可以牺牲。

三、张爱玲笔下女性角色的现代意义

张爱玲的都市女性写作与“五四”以来典型的女性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虽然身处五四时期，却缺乏女性之为“人”的独立意识，掩盖不住深层意识中的依附心态，或者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或者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父权制帮凶。张爱玲对女性这种奴性意识的展示，揭示出女性自身发展的阻碍因素。张爱玲的贡献——正是对女性传统奴性意识的摧毁与破坏，体现了作者女性本体意识的觉醒。

正如于青所说：“如同丁玲的出现，是女性意识觉醒时代的必然一样，张爱玲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谁都不会忘记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令人侧目的‘新女性’，然而谁也会在心底对不仅仅是女性文学的狂热时期的根基的虚弱暗暗摇头。然而，有一个作家在悄悄地做着许多热血作家所不曾注意的工作。张爱玲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页，她真实地掀开了黑夜里女性生活的残酷画面。在中国作家里，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那样以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去孜孜于女性凄惨、悲凉的命运的书写。”[6]因此可以说，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角色中，女性意识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

张爱玲独自承担起对女性传统意念中奴性意识的深刻揭露与剖析，若没有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的根本扬弃和批判，妇女解放只能流于标语口号，停留在表层。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命运悲剧的分析可得出女人之所以成为依附于男权的女奴的根源在于：自身的卑弱与虚荣导致对物质的贪恋。

张爱玲正是通过对这些“新”“旧”女性中的传统意识的彻底揭露与透析，通过描写一个个女性婚恋生活的不幸与她们的不觉悟、不抗争的悲凉故事，表达了张爱玲对“女奴”灵魂的痛苦拷问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痛切反思，使得现代女性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反省。

客观来看，张爱玲的女性思想还是有其局限性的：她只破不立，没有为女性的生存与解放指明方向，没能为女性新型意识的建构提供新鲜的血液；她不关心政治，体现了极强的个人奋斗思想，却不能将自己融入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之中。尽管这样，张爱玲仍然通过她的小说及人物为社会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张爱玲把关怀的视角在了不同社会层次和角落的形态各异的妇女身上，从外界环境和自身素质揭示了她们命运不舛的原因，为现代女性的生存敲响了警钟，对女性意识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254.

[2]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苏青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9：112.

[3]刘琅，桂苓.女性的张爱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6：203.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京华出版社，2006：123.

[5]西蒙·波伏娃，著.李强选，译.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4：255-256.

[6]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