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业

摘要：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异常活跃，社会上经商成风，商人文化发生了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代有很大提高，这一切本该预示着商业的持续繁盛，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还是夭折了，商业没有发展壮大。究其原因，很多学者笼统的归罪于传统思想的束缚，但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与商业的关系不能如此简单的划分。本文将通过分析明清时期传统思想的状况、商人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传统文化与商业资本三个方面来具体探讨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明清 传统文化 商人 商业

中图分类号： 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4 （a）-0000-00

明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转型，新旧过渡的时期。政治上君主专制从顶峰到被；文化上从异端思想产生到西方文化的传入；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商人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地域商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著名的徽商、晋商、陕商、江右商、龙游商、宁波商、洞庭商、临清商、闽商、粤商“十大商帮”。随着商业和商帮的发展，商人文化也发生了改变。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地位极低。但明清之际，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经商成风，商人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提高。所有这些变化本该预示着社会经济的美好前景，但传统商业最终没有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学者一直在找寻这其中的原因所在。与这些变化对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固，于是学者们大多把阻碍商业发展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思想的束缚。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对商业的影响不能笼统的归结为阻碍，应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体分析他们的关系。

一 、明清时期的传统思想

要探讨传统文化和商人的关系，就必须先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社会鄙视从商者，商人的地位极低，商人也因此有很低卑的自我认同。但明清之际，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商人文化发生了整合，促进了商人价值观的改变。

明清社会理学占文化主流，商人从理欲之辩出发，整合理学，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以提高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在朱熹的哲学里，“存天理，灭人欲”中的人欲有两重含义，《朱子语类》中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见朱熹所谓的人欲分为正当和不正当。正当的生命欲望是符合天理的，可以说“人欲中自有天理”。明清商人从此出发提出经商是为了生存，是正当的生命诉求。他们还进一步把理欲相通引申为士商关系，提出贾儒相通的新观念。并从不同角度证明这一观点，认为士商名与利相通，“儒为名高，贾为厚利” 实质是一样的；士商义与利相通，认为士商只是职业的不同，商人也多义行，如歙商黄玄赐在山东经商，他“临财廉，取与义”得到齐鲁人的好评“非惟良贾，且为良士” ；为贾为儒在在事道上相通。习贾有利于为政，习儒有利于为贾；士商追求一致，商求利与士求功名，都是为了实现“大振家声”的目的。

商人甚至从理欲对立的含义上整合理学。出于商业经营的需要，他们在某些场合又肯定朱熹的理欲对立。强调理欲对立以此积累财富，控制从商族众，也是控制妇女，维护家庭稳定的需要。

徽商在对理学的改铸中形成了自己价值观和社会观，针对传统的商为四民之末，不仅提出了“贾何负于耕” “良贾何负于鸿儒” 的四民平等的新的社会观，而且还充满自信的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对自身价值有了新估量。山西商人王来聘诫子孙：“四民之业，惟士最尊，然不成不若农贾。” 农贾是个现成名词，事实上他是说士而不成反不如贾。嘉靖年间，商业在徽州的地位已经改变“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山西《五台新志》称：晋俗以商贾为重。

鸦片战争后，面对外国侵略，商人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看到西方国家“以商立国”，于是主张商战，对传统的民本思想加以重新诠释，提出商为“四民之纲”的价值观。如王韬提出“商本论”，对“重本抑末”观念进行了尖锐批判。

虽然商人文化和价值观从四民之末到四民平等再到四民之纲的变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明清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历经几千年的深化，根深蒂固。《大清会典》所明确记载的，“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若为常经，由来已久” 。商人文化的改变使得社会揭起了一股拜金风潮，但同时也兴起了一股咒金思潮，反对者借孔子之名咒骂金钱“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 。由此可见鄙视商人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观仍然是官方和社会心理的主流，人们没有从心底里认同商人的平等地位。以上就是是明清时期传统思想的状况，正是这种发生了改变但却不彻底的思想使得传统文化与商业的关系错综复杂。

二、 商人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

了解了传统思想在明清时期的状况后，再来看看商人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

（1）商人与传统伦理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主张尊卑有序、忠孝伦常，这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除此之外，儒家伦理思想与商人文化有着相通的一面。

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注重“义”字，商业追求利润，两者看似矛盾对立，但明清商人利用传统伦理思想来整合商业文化，要求经营中要重承诺，讲诚信。吴中孚的《商贾便览・工商切要》开篇强调，“习商贾者，其仁、义、礼、智、信，皆当教之焉，则及成自然生财有道矣。苟不教焉，而又纵之其性，必改其心，则不可问矣。虽能生财，断无从道而来，君子不足尚也。” 明末山西绛州商人赵沈“贾西宁，尝收木棉数万斤，膏于市，仆潜轻其衡，沈侦觉，折衡逐仆” 。商人把儒家伦理道德引入商业经营，诚信经营，利于自身商业竞争，促进商业发展。

传统思想提倡戒奢宁俭，反对奢侈享乐，这与商人艰苦创业，节省资本的要求一致，“勤俭治家之要道，勤则有功，俭可持久”。商人汪岩福说：“余族祖先素以勤俭传家，为之后者，诅可不遵祖训耶？自此以后，愿吾族子孙，士勤读，农勤耕，商贾勤贾易，妇勤纺织。” 不光创业中需要以节俭为本，在有了一定家业后，商人仍该注重自身修养，除了正常的交往应酬外，不该贪图奢侈享乐留恋于风月场所，这才能维持家业繁盛。程春宇的《商贾便览・工商切要》指出，“赌嫖二事，好者无不败家倾本，甚至丧命……二害非小，当自知之”。

总之，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戒奢崇俭的思想，与现代的职业道德本来就有相容之处，只是前人还没有完全成熟独立的商业思想，不能归结出这样专业的商业术语。历史学家把前者称作传统思想，但凡传统似乎都是冥顽不灵，不开化的，于是很多人一刀切的把阻碍明清商业发展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思想的束缚。没错，传统思想中确实有不利于商业的独立发展的一面，但明清之际，商人吸收传统思想中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因素，开展商业经营，促进商业发展，这些是不容否定的。

（2）商人与传统宗族势力

宗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居一地的父系组织。宗族血缘圈是家庭的扩大，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势力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因此借助宗族势力经商，能大大增强商人的竞争力。

借助宗族势力，获取支持。商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凡“官有余禄”或“商有余资”者，往往资助族人业贾。如歙商江国政业贾淮阴，“亲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 。商人所雇佣的伙计，大多为信任的族人，如歙人吴良友在外业贾，“宗人从叔贾，历年滋多” 。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使商人顺利从商并经久不衰。

借助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经营与竞争。商人的利润是商品的贱买贵卖造成的价格差以及剥削运输工人所得的利润组成。商人利用宗族情谊和宗族共同利益可以从各地族人收集商业信息，从而对市场需求作出正确判断和预测。行商为了提高利润，利用强盛的宗族势力尽可能压低运输工人的工资，他们勾结官府镇压工人，工人势单力薄，无力反抗。商人外出经商落脚后，其族人乡党，也随之而来，行业规模扩大，利于商业垄断。以典商为例。典商大多休宁人，他们的竞争策略是族人乡党从事同一行业，凭借雄厚的资本，采取一致行动，降低典利，挤垮本薄利高的异邦商人。

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如徽州人多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商致富后多建祠堂，修族谱族规，严格的宗法制度可以使得族人以宗族利益为重，以忠信为本，听命于商人。商人还利用宗法制度加强对佃仆的控制，《儒林外史》中提到徽商程明卿的书童万雪斋因为经商发了财，而程却因破产回了老家。就在万娶翰林女儿为媳的婚礼上，程恰巧来到。万不由自主的跪地迎接，花了一万两银子才把主子打发走。这虽然是小说，却是社会现实的反应。

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明清时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和专榷制度。为了在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避免封建政治势力的欺凌，商人十分注重投靠封建政权。商人投靠封建政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宗族势力与封建政权本来就有天然的联系。如徽州巨族大多源于“中原衣冠”，徽商本身就有许多人是儒士出身，他们从商致富后仍然通过往来和联姻等方式结交政客，而且徽商也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并把这一条列为族规“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

三 、传统文化与商业资本

虽然传统文化有利于商人开展商业经营、促进竞争的因素，但在经商致富后它对商业的扩大却起着抑制的作用。“他们经营商业积累起来的资金，很少投资手工业，除少部分用于商业再扩大外，大部分为传统体制所吸收。” 传统文化吸收商业资本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由于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商人还没有成熟的商业思想，他们在致富后不是继续致力于扩大商业规模，而是用于买田置产、投资农业。江苏吴兴人慎元庆十八岁离乡经商致富，已而叹曰：‘行贾。丈夫贱行也。吾闻末业贫者之资，吾其力本乎？’乃归受田耕于苕之间。其地当五湖之表，沃衍饶稼，有山泽之利，丝添苇蒲，通于四方。君勤力其中，益树桑，劭农振业，播以时。时以赊贷收息，以取羡赢。居数年，竟以富称。” 在慎元庆看来，商业仍是贱业，所以他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就抽回资金从事农业生产，仅仅偶尔放贷，赢取额外收入。

商人出于提高自身形象的考虑经常出资从事公益事业。如扬州商人汪应庚在扬州郡邑学宫倾纪后，捐五百金重修学宫，并以二千金置祭田、祭器，以一万金购置学田。明清之际的浙江商人卓禺，斥千金，整修坍塌的桥梁，使得粮食得以顺利运入，救活了众多灾民。

宗族势力的强大与商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兴族观念下，许多商人“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往往扶助亲族，“其大者能养活千家，下亦至数十家’ ，这浪费了许多资金。他们经常会出资修建族里祠堂和族谱等，以此壮大宗族势力。除此之外，还出钱资助族人子弟读书，不希望族中有资质的子弟像他们一样从事商业。

由于社会主流心态仍然是轻视商人的，这使得商人心理不平衡无法抹去，为了宣泄这种苦闷，利用雄厚财力的支持，摹仿仕宦官僚的豪侈生活，尽情挥霍享受，妻妾成群，华屋美食。李梦阳《空同集》卷五十九《贾论》中说：“泰者则押，弹鸣瑟，即肥甘绮丽，车马珍玩诸属与诸大贵人等矣。”这种心理浪费了众多财富，进一步分散了商业资本。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人们认为只有进入仕途才能真正的光耀门第，苏州人陈见山，以经营药材起家，开有青芝堂药材，为扬城第一铺，后来出钱捐得同知衔， ，进入缙绅行列，每逢喜庆宴会，就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堂而皇之的参加。明清的社会环境使得商人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认同，于是不少商人热衷于仕途，虽然这样仍然遭到别的官员和学人的耻笑，但这是他们致富后改变职业找到心理安慰的途径。

明清时期的商人很多是迫于生计或者为赡养亲人而弃儒从商的，在“仁义”观念影响下，不少商人在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后对财富追求的欲望急剧下降，他们不仅放弃扩大经营，通过置办田产等分散资产，更有甚者干脆将财产分于父母兄友，然后归隐于市，彻底远离商海。

总之，受传统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商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商人在致富后却把资本用于买田置业、投资农业、扶助公益和宗族、发泄享乐、捐资仕途、甚至弃商归隐。这些做法对于商业资本的积累十分不利，严重分散了资金，不利于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的持久发展。

总结

明清时期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新旧过渡的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从商成风，社会文化发生了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提高。但由于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思想更深蒂固，社会风俗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传统文化中鄙视从商者的思想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人一方面吸收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商业经营的因素，利用宗族势力开展商业竞争；另一方面，在商人经商致富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致力于扩大规模，而是通过买田置业、扶助乡里等做法使得资本分散，制约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传统文化对于明清时期的商业有利有弊，我们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具体分析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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