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社会是否需要一个“上帝”

摘要:历史上的周代从商代的“鬼神主义”、神权的政治制度、“帝”或“上帝”转变为了“德治主义”、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天”“天德”。在某个角度上讲,中国周代间接地杀死了“上帝”,将其退居到极为次要的地位上去了。现代中国,人们没有了信仰,站在民族立场的中国人民,不愿接受来自西方的“上帝”,认为老祖宗传下的儒道思想是可以自救的。中国真的就不需要“上帝”了,真的就可以自救吗?

关键词:上帝;天道;天德;超越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2-0074-01

周代经历的文化转型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模式。使中国由半文明的宗教文化转化为道德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次壮举,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却丧失了精神家园,儒道思想难于给人们以约束与希望,人们陷入了一种困顿。于是人们开始审视,中国的儒道思想到底能不能解决人们信仰危机的问题。然而,“用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去解决人生意义的根本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悖论。”①

一

殷商时代,“帝”“上帝”已经出现。虽然来源于自然神和祖宗神,但已经有了一定的人的个性。虽不像基督教中上帝那样具有唯一性,却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西方“上帝”的雏形。此时文武周公等先贤发现某些自然现象,悟到某些自然法则,例如所谓的“天尊地卑”、“天生万物”等。就此衍生出了以父权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后发展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天德”、“天道”产生,而“上帝”退居其次,间接的被扼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子人格的意志自足,是依赖于对于天道价值内涵的理解之上的。孟轲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君子应将个体与王道历史趋同,超越人自身,做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即与“道”合一。“道”统摄自然,具有崇高的道德性,道德中又带有一定的神性,不可侵犯。所以“天”的概念为自然之天、道德之天和神圣之天。君子的“天人合一”就变为“天人合德”。君子道德作为儒家学说的基本内涵,无论政治问题、自然问题都是由君子的道德来解决。认为君子通过自身的修养,可以自足并达到与历史社会、自然宇宙融为一体的境界。君子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遗世,不能离群,必须与小家(家庭)大家(国家)融为一体。儒家学说中“礼”为重,应“克己而复礼”。孔子就有“克己复礼为仁”的主张。君子个体把外在秩序,国家礼法与自身的人格其,修养结合,融于仁义之中,就是与大道的统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 君子要与圣史同一,与传统伦理同一,与天理同一。先王美政是王道的体现,也是神圣历史的法则,王道就是在历史中实现了正义。而与传统伦理的同一,解决人生问题的核心就是“礼”。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不管这种“礼”是对是错,也不管这种“礼”是否应该变异,它就是“道”。君子人格的自足,就这样被变成了忠君报国的意志,忠臣的意志。其结果就是沦为“君王”意志的表现,失去自我的实在性。

君子的人格意志的培养,注重的到底是“人”还是“道”可想而知。人杀死了上帝,服从的反而不是一种绝对的“天道”,而是绝对的“人”(君、父、夫)的意志。而本身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天道”“天德”就是绝对的真理吗?在古代的君子眼里,那是一种纯粹的真理。谁提出质疑,谁就被认为是忘祖忘宗!鉴于这种事实与压力,古代的圣贤君子们退缩了。提出了质疑的屈原,在怀疑合绝望之中对历史王道的正当性的“天问”,表明了他具有理知的愿望。可是他不能突破,他为了一个君子的形象,他选择了自杀。

二

“五四 ”后,中国思想界经受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精神的入侵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不安。然而,东方文化融入西方却并未使西方陷入危机。这值得我们去思考,中国的思想里必是缺少一定的因素的。而现代中国,一直在想方设法的证明中国的思想是比西方先进的。中国是可以利用古代文化拯救自己的。尽管中国文化拥有巨大的魅力与精神,但,我们不能因这样一个理由去拒绝西方文化的精华。总是站在民族立场,受民族性较量意识的支配,去审视自己,考察别人,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

儒道思想往往是通过一种内在伦理与审美逍遥去让人摆脱困惑的。人的这种伦理道德给生命意志蒙上了一层道德化的外观,实为一种唯生命意志论,是以人原生命为出发点的。这种从人的原生命出发的“人”的观念,其实在某些方面忽略了人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残缺。人在面对“天”时,往往无法超越,他发觉了它本身所具有残缺性,又不能去否定它,不能走出。于是,道家学说出现了,它提出了审美逍遥。“儒道两家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上是一致的。儒家从‘天’合于人的生命大德出发,开出宗法的伦理形态,这是一个肯定过程;从肯定自然生命到肯定宗法的伦常;反之,道家从宗法的伦常形态出发,要返回到生命大德的本然,这是一个否定过程。所以中国精神气质就是在这两极之间形成。”②使人忘却今生的困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当然,这里的天地精神也有待考察,可能也只是一种自我欺骗与麻木。它只肯定生命的终极性,拒绝任何超验的世界。

而西方的基督教的起点,便正是儒道思想所欠缺的。基督教提出了人生命的残缺,人挣扎于罪与堕落中。“上帝”的出现,弥补了人自身的欠缺。在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中,人处身于罪的沉沦与上帝的拯救的中间状态。人的自由意志属于堕落与拯救的中间。人生的潜在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光明变黑暗,天使变魔鬼的辩证法,圣子流泪的双眼,正因为看到人的德性的脆弱,方才以自己的亲身受难和自我牺牲的爱托付难免跌倒的人身。人与上帝不是同一的 ,人只能努力回到上帝的身边,不能取而代之。而儒家思想里的“天”确是可以与人同一的,人可以像天一样的具有主宰一切的能力。人杀死了“上帝”在道德受到挑战的时候,所谓的正义与道德就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样道德还有实在的意义吗?我们自己创造的错误,会致使我们置身于了荒谬之中。所以这种只肯定生命的终极性,拒绝超验世界,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神圣价值。

三

基督教肯定了绝对的价值神圣,而不是像道家超脱信念那样,肯定一种没有差异的绝对自然,因而才在犯罪的不幸和受苦的不幸中坚持不离弃人类可怕处境。而这种可怕的处境是需要一种救赎之爱的临在。基督教精神不是按自然秩序天然秩序安排人生,而是顺从上帝的意志,祈求绝对的神性存在。它同样不可质疑,可它的不可质疑,却真正是人们无法超越,无法解释的。相对于儒家经典,儒家的可信却是值得质疑的,也是可以论证解释的。古代的三纲五常,确定的以族类、伦常和血缘为基础的等级观念。往往会有一种断裂与伤害,我们常常会质疑,却不敢提出挑战。古人把所有的理想,希望都建构在儒学思想上了,我们寄予了太大的希望。一个族类绝对的自足的道德原则是否可靠,值得我们去考虑。当发现无用,我们就陷入了虚无。我们这个时侯,需要的不是高明的治术,不是祖传的宗法,而是一种像基督教一样的救赎之爱。这种救赎划归为我们人本身的欠然。我们道德上所出现的裂痕,我们所出现的断裂,我们才能找到一种来源与依靠,我们是人,我们不完备。

托尔斯泰曾说过:“我并不要找出一切事物的解释。我知道一切解释,正如一切事物的开始,一定是隐藏在无限之中的……因为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希望这样来了解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能让我看出它必然是不可知的,而非某种我的义务必须信仰的东西。我必须找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③苏格拉底也曾说过,知是以无知为前提的,只有处在怀疑和无知的状态下,人们才能继续前行!④我们并不是要人们去像屈原一样对于天质问,祈求上帝的临在,而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所谓的一种精神品质的一种探寻。寻找一种宗教的信仰,关键是我们要打破一种陈旧的观念。不是给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历史王道的不义与恶一种虚幻补偿,温情的麻醉不会起任作用。而是通过神圣的基督教救赎的思想,认识自身的残缺性,也认识到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片面性。认识到了自身的片面与无知,我们才能更好的前行!

注释:

①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引言[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②熊十力.原儒[M].上海: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版.第9页.

③托尔斯泰.忏悔录.转引托尔斯泰传.卷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页.

④【英】泰勒,周濂、朱万国译.苏格拉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