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出口失衡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运用2002-2013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文章分析了省区出口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而分析地区出口失衡的原因。结果显示：省区国内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出口潜力是导致我国地区出口失衡的重要原因。统筹国内外市场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是地区出口贸易和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关键词：出口失衡；国内市场规模；产业结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迅猛增长，据WTO数据显示，1980年至2014年，中国货物出口从181亿美元上升到23430亿美元，占同期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89%上升到12.4%，自2009年来已连续6年商品出口稳居全球首位。毫无疑问，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然而我国贸易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国出口贸易在省区之间极度失衡（何莉，2007）。《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商品出口省份广东的出口额是最少省份青海的2086倍，前五位省区的出口额占全国总额的75.1%，是后五位省区的188倍；即使是采用出口依存度（即出口/GDP）以扣除各省区经济总量差异，我国省区之间出口仍存在巨大失衡，出口依存度最高省区是最低省区的51.6倍，前五位省区出口总额占GDP总额的比重是后五位省区的11.9倍。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我国出口贸易在省区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大量研究表明，省区出口贸易的失衡是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李斌和陈开军，2007）。因此，探讨省区出口贸易失衡的根源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不仅对我国扩大出口贸易，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化有重要实践意义，更能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出口贸易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盛斌和廖明中（2004）分析了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及其影响因素；赵志刚（2003）分析了中国总体对外贸易、非制造业对外贸易以及制造业对外贸易的行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江小涓（2007）研究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杨汝岱（2008）和钟昌标（2007）分别考察了我国工业制成品和电子行业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林吉双和陈娜娜（2008）则分析了广东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显然，上述研究对理解我国出口贸易飞速增长的原因非常有启发，但对国家或单个省区总体层面的研究不可能兼顾省区之间的异质性，忽视了我国出口贸易省区严重失衡这个典型事实。而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地理环境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有必要从地区层面研究我国出口贸易的决定因素。与本文类似，姜辉和查伟华（2014）也关注到了省区出口贸易的失衡，但其文章侧重省区出口增长率的差异及其根源，而本文侧重出口规模。

由于出口贸易与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极其相关，因此，省区出口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政策诱导的结果。然而，在“西部大开发”、“振兴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以及政策优惠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背景下，地区之间出口贸易不平衡状况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或逆转。基于此，我们必须在政策因素之外寻找我国地区出口贸易失衡的决定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报酬递增被国际贸易理论所普遍接收，Krugman（1980）认为一国或地区拥有的内部市场越大，则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生产成本越低，因此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越强，从而出口越多，即所谓的“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这为本文研究我国省区出口贸易失衡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中国地区出口失衡：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一直以解释贸易发生的原因为核心，其中有两种不同又互补的理论：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传统贸易理论和强调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的新贸易理论。基于此，本文研究中国省区出口贸易失衡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三类变量：国内市场规模（反映规模经济）、产业结构（反映比较优势）和相关控制变量（包括宏观经济变量以及区位和政策变量）。考虑到在我国对外开放不同阶段，省区出口贸易的决定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研究限定为中国加入WTO后，故样本区间为2002～2013年。

（一）变量与数据

1. 国内市场规模。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即使是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相似或相近的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贸易。Krugman（1980）认为一国或地区本地市场越大，则规模经济作用下的生产成本越低，产品出口竞争力越强，故出口越多，这称为“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因此，内部市场规模是一国或地区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到我国各省区而言，国内市场包括两层市场：区内市场和区际市场。基于Harris（1954）的定义，本文将各省区国内市场规模（domestic market scale， DMS）表示为：

DMSit=+∑（1）

其中，Yit和Yjt为地区i和j在t年的GDP，Dii是地区i的内部距离，内部距离取地理半径的2/3，即Dii=（2/3）*（Si/π）^0.5，其中，Si为i省的面积。Dij为i、j两地间的距离，一般取省区首府所在地之间的直线距离。距离依据经纬度估算，数据直接从黄金易园网站（http：///find/jingwei/index.asp）读取。

2. 产业结构。受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行业竞争力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出口绩效是存在差异的，借鉴增加值率的概念，我们定义行业出口率=出口货值/工业总产值用以测度各行业的出口绩效。若某省区产业结构与国家的出口行业结构相匹配程度越高，即高出口率行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高，那么该省区的出口也必然越多。于是，我们构建一个出口潜能指标（export potential，EP）以反映产业结构对出口的影响，预期符号为正。出口潜能为各行业按行业份额加权的出口率之和，即：

EPit=・ejit（2）

其中，pvjit为地区i行业j在t年的产值，PVit是地区i在t年20行业的产值之和，ejit是地区i行业j在t年的出口率。2004年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其余年份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应该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分工，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商品。因此，产业结构进入出口潜能指标必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传统贸易理论中要素禀赋结构对出口贸易的决定作用。

3. 相关控制变量。本文所考察的控制变量包括影响地区出口的宏观经济变量（如FDI、进口）和区位以及政策变量。由于本文以省区为分析对象，汇率变量的取值在各省区完全一样，故单独考虑汇率变动的因素。本文分别使用“年末外资企业外方注册资本总额”（单位：亿美元）和按目的地分货物进口总额（单位：亿美元）度量FDI和进口（import，IM），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新经济地理理论表明，贸易活动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受制于贸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因此，由区位（或者地理位置）导致的与国外市场的距离成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决定变量。考虑到目前国际贸易主要依靠海运，我们以各省区首府所在地到海岸线距离的倒数表示区位（location，LOC）以反映地理位置对出口的影响，其中沿海省份到海岸线的距离为其内部距离Dii，内地省份到海岸线的距离为其到最近的沿海省区的距离加上该沿海省区的内部距离。为了反映距离的动态特征，我们用年平均汇率对其进行调整，即i省第t年的区位为该省到海岸线的距离的倒数与t年的年平均汇率（exchange rate， ER）的乘积，调整后的区位变量也反映了汇率变动对省区贸易的影响。若C表示沿海省份的集合，则有：

为考察政策变量的影响，本文研究了以出口为目的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先后形成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区港联动）、跨境工业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6种类型。本文依据各种类型所享有的加工和物流功能及其相应的优惠政策不同，对其进行分级赋值。其中，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拓展保税物流功能的出口加工区、跨境工业园区和保税物流园区为2，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为1。将每个省区历年拥有的海关监管区数量乘以对应的级别并加总即得到各省历年的政策优惠指数（policy，POL）。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基于前面的分析，并对所有变量数据都取自然对数以减少异方差后，我们设定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EXit=αi+β1EPit+β2FDIit+β3IMit+β4DMSit+β5POLit+β6LOCit+εit（4）

上式中，对αi的不同处理方式对应三种模型：混合模型（Pool）、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具体如何选择，可基于两个检验，一个是检验个体效应模型还是混合模型的F检验，另一个是检验个体效应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计算后发现，判定个体效应模型还是混合模型的F检验统计量为39.7（p

关于扰动项εit的结构，在式（4）中我们没有直接设定，而是通过假设检验进行判断。从数据结构看，横截面上，由于省区之间的异质性，可能存在组间异方差，而且大量研究表明面板数据组间异方差是普遍存在的；时间序列方面，由于采用了多年的数据，且大部分数据都有明显的趋势，可能存在个体内部的自相关。因此，本文首先通过LM检验判断截面异方差是否存在，LM检验的统计量为1910.2（p

三、中国地区出口失衡：实证结果

采用三种估计方法（OLS、FGLS和MLE）对式（4）基准回归结果见表1中模型（1）-（3）。可见，除区位LOC外，其余变量都通过了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国内市场规模越大以及产业结构的出口潜能、FDI和进口以及获得国家出口优惠政策越多的省区，出口贸易发展水平也相应越高。因此，一个省区国内市场规模的大小、产业结构与国家行业层面出口结构的匹配程度、进口和FDI的多寡以及所享有国家政策优惠的高低都是省区出口决定的重要因素。区位变量对省区出口的影响虽然符号符合理论预期，但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考虑到各省区的进口对应于贸易伙伴国则为出口，也会受区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怀疑是因为进口变量已经部分了区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其不显著。于是，我们剔除进口变量，回归结果见表1中模型（4）。可以看出，此时区位变量对省区出口的作用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其余变量的结果也都符合预期且显著。正如理论预期的，MLE比FGLS估计更为有效，各变量的标准误更小。

由于式（6）中出口、进口、FDI和市场潜力等变量的均采用绝对值，此时，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一致的时间趋势而导致伪回归。避免产生伪回归结果的最常用的方法是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若变量是非平稳的，则采用协整分析。然而，本节中面板数据的时间维度仅10期且数据结构为大N小T型，并不适合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因此，我们是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时间变量t以去除各变量可能存在的一致的时间趋势。稳健性检验的结论与表1基本一致，故文中没有报告相应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我国省区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我们将31个省区样本按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进行了检验以考察省区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是否在不同地区有所区别，MLE估计结果见表1中模型（5）-（7）。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出口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在三个地区回归中仍然都符号符合预期而且显著外，区位因素和政策优惠在三个地区回归中都不显著，FDI和进口只有在东部地区回归中显著。因此，在影响省区出口的所有因素中，只有产业结构出口潜能和国内市场规模是最稳健的因素，不仅能解释不同地区之间的出口差异，而且也是地区内不同省区间出口差异。分地区回归的结果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位和政策优惠因素省区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大地区之间，而地区内部的各省区之间则相对均衡；而FDI和进口的地区差别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而且即使是东部地区内部省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中西部内部则发展相对较均衡。

总之，国内市场规模、出口潜能、FDI、进口以及区位和政策因素都是影响我国省区出口贸易失衡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出口贸易不均衡发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其中国内市场规模和出口潜力还能很好的解释三大地区内部省区之间的出口失衡。

四、结论与对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逐步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但在省区层面上，我国出口贸易是失衡的。实证分析表明，省区国内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出口潜能、FDI、进口、区位和政策优惠的差异都是三大地区之间出口贸易失衡的原因，但最重要因素还是国内市场规模和出口潜能，且这两个因素也是地区内部出口贸易失衡的原因。

因此，本文认为要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特别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出口疲软的大背景下，我国未来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必须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建议：第一，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对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在后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需求疲软的背景下，立足于国内市场即发展内部贸易显得尤其重要，这不仅是扩大我国内需的重要方法，也是基于规模效应活动出口竞争优势的重要渠道。第二，充分发挥各省区的比较优势，重新调整产业布局，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何莉.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距及其结构分解[J].国际经贸探索，2007（07）.

[2]李斌，陈开军.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差距变动[J].世界经济，2007（05）.

[3]盛斌，廖明中.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4（02）.

[4]赵志刚.中国对外贸易行业内贸易决定变量[J].世界经济文汇，2003（04）.

[5]江小涓.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2007（05）.

[6]杨汝岱.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4～2005年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8（08）.

[7]钟昌标.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7（09）.

[8]林吉双，陈娜娜.广东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8 （09）.

[9]姜辉，查伟华.我国省际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及形成机理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4（05）.

[10]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05）.

[11]Harris， C.D. 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54（04）.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