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乐”与人的心性

摘 要：乐是中国古代文化最早出现的一门艺术，它起初是一种朴素的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在人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乐也被赋予了宗教、教化等人文内涵。春秋时期，孔子用“仁”的思想修正了乐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儒家文艺教化思想。本文从“乐”的内容入手，分析古代乐的含义和地位，探究乐与儒家道德取向的关系，分析乐对于人心性培养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乐；中和；仁

乐起初是一种朴素的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在人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乐也被赋予了宗教、教化等人文内涵。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用“仁”的思想修正了乐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儒家文艺教化思想的滥觞。

一、古代乐的内容与地位

我国古代所讲的乐是集诗、乐、舞三者于一体的。《诗经》的风、雅、颂均是合乐的。《墨子・公孟》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礼记・乐记》对诗、乐、舞三者一体的状况做了一个理论性的总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由此知道，诗乐舞是人心志的体现，有不同角度和方式。

张少康先生认为：“这种以乐为中心、诗乐舞一体的状况，决定了先秦论乐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论诗的内容，而且先秦的诗歌理论批评实际是从音乐理论批评中派生出来的，在当时诗和乐不分的情况下，乐的地位要远远高于诗。”[1]《论语・泰伯》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按照儒家的理解，诗是言其志的，指诗人抒发的是人的意志，其起到的作用则是“兴”，即启发、感发，相比“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尚属初级阶段。人的感情受到启发并抒发出来，它是人类普遍的、原始的情感，缺乏理性思考，更不能达到人性的至高境界。所以“乐”的地位和作用是高于“诗”的。

中国古代又常常礼乐并称。徐复观先生认为：“春秋时代，礼的最基本意义是人类行为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物。‘乐’的规范性表现为陶冶，儒家将礼乐结合在一起，而且当时歌诗以道志的风气，实际上便是一种音乐活动。”[2]但若是在理解礼乐的内在深刻性上，不难看出，儒家推行的是礼主外、乐主内的思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是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制定的礼节仪式规定，是人的一种外在行为规范，真正起内在主导作用的是“成于乐”。“乐”让人们从内心自觉地去服从礼的规定，控制好自己的思想感情，按照礼的规定实行应该有的行为举止。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乐也是高于礼的。一些人把礼的纹饰这方面发挥地太过，孔子就对此加以矫正，“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义以力质”，这说明孔子追求的是礼的规范性和乐的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二、“乐”与儒家的道德取向

虽然“乐”担负着人性完成的重要使命，但并不是所有的“乐”都是儒家所提倡的。儒家对乐的推崇过程也就是儒家对“乐”进行人文梳理的过程，这其中体现了儒家的道德取向。

孔子关于“乐”的论述，比较突出的是“雅乐”与“郑声”的看法。《论语・八佾》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美”与“善”的统一是孔子对乐的基本规定和要求。徐复观先生认为美与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而又可以统一于一个范畴之内。“美”属于艺术的范畴，善属于道德的范畴。[3]

《论语・卫灵公》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所谓“雅乐”，即“古乐”，主要特点是曲调中和平正，节奏比较舒缓。“郑声”实际上指当时的“新乐”，其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故容易激动人心。从这种解释来看，“郑声”也具有“美”的属性，艺术造诣较深。然而郑声再美，儒家也主张“放”，原因在“淫”。“淫”是指快乐的情绪发展地太过分了，把人引向了之路。孔子将郑声比喻为“利口之覆邦家者”，足见他对郑声的厌恶。他所推崇的是雅乐的中和之美。所谓“中和”正和“淫”相反，是中正平和，既在艺术上有“美”的体现，同时又不过分激动。由此可见，在乐的“美”与“善”的权衡中，孔子更加倾向于“善”.

衡量了“美”与“善”之后，儒家对“善”的程度也是有所界定的。《论语・八佾》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时的乐曲，“武”是周武王的“乐曲”。孔子说“武”“未尽善”，就是说武乐有其“善”的地方，也有其不“善”的地方。其“善”的地方，徐复观认为武乐将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味融入其中，把开国的强大生命力注入乐舞之中，其意义是进步的，是“善”的。但是另一方面，武乐也是“未尽善”的，因为武乐毕竟是“杀伐之声”，它对人性的培养具有一定负面作用。春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礼崩乐坏”，孔子注重的是人的礼节与道义，乐的“善”与“不善”不光体现在乐的内容，也体现在人对于乐的态度。人人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相对应，只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情。因此，在孔子那里，乐的“善”是和他想要恢复周礼、培养人的心性联系在一起的。

孔子喜欢韶乐，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认为韶乐是“美”与“善”的完美结合。他之所以推崇韶乐，是因为韶乐源自尧舜禅让的故事，他认为尧舜那种政权更迭的形式是“仁”的。所谓“仁”就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所以说，评判乐是否有利于人心的培养，还要看乐的“善”与“不善”。“善”的乐符合“仁”，有利于人心的发展。

三、乐与人的心性

由上文所述，利于人心性培养的乐是“美”的乐、“善”的乐，“美”与“善”缺一不可。“美”要有节制，归于“中和”，“善”要“尽善”，依于“仁”。“中和”与“仁”便是儒家乐教的最终导向。

《荀子・乐记》记：“故乐者，出可以征诛也，入可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4]在荀子看来，音乐可以“征诛”，可以“揖让”，是统治者统一天下的工具，它使民心和顺，使民不反抗，它使民心归一。这便是乐的“中和”意义所在。我们知道，“中和”在艺术特征方面指的是乐的曲调要以“中音”为主，以求中和平正；在社会教化方面，乐要使民心和顺、民心归一。只有这样的乐才是“美”的乐。

《论语・述而》记：“依于仁，游于艺。”依靠于“仁”才能游憩与六艺。乐是六艺之一，仁是道德，通过音乐对人进行道德感化，陶冶情操，人心性的培养得以完成，即“成于乐”。

《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了“孔子学鼓琴于师襄”的故事。孔子学琴有四个阶段：得其曲，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人。徐复观先生认为：“‘曲’和‘数’是技术上的问题，‘志’是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要由技术以深入到技术后面的精神，更进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5]可见孔子追求的是音乐的外在曲调与人的主题精神和而融一的境界。孔子这里所追求的是艺术的人生理想，人格境界上升到一种自由无碍的状态，因此，他能够“游于艺”。

“游于艺”所依托的是“仁”，何谓“仁”？子曰：“爱人”。若是按照道德礼教，“爱人”是一种“亲亲”，但到了人心性培养的更高境界时，“爱人”的含义就扩展到了“泛爱众”的精神，“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仁爱精神并不是硬性的规范要求，而是人们受到乐的感化，发自内心地向善、从善。这是一个“悟”的过程，例如孔子学琴，他没有功利目的，只是一遍遍地弹奏，一点点接近音乐所要传达的人之心性，他认真思考，由“得其曲”到“得其数”到“得其志”再到“得其人”，在弹奏之间回归到音乐被创造的具体情境中去，回归到具体的人格中去，这是一种自发的体验和自然而然。孔子通过对乐的体悟，回归到“仁”的境界。

综上所述，儒家十分注重乐对人心性的感发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儒家思想对于人心性培养的过程，乐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它促成人性培养的最终完成。儒家倡导的乐是“尽善尽美”的乐，在形式方面，乐要“尽美”，要归于中和平正，在内容方面，乐要“尽善”，“依于仁”。人经过乐的感化，心性得到培养。

注释：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二版，第19页。

[2][3][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5页。

[4]安小兰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07年12月第一版，第198页。

作者简介：胡泽（1987.12-），女，河北省张家口市人，中国传媒大学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