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芭蕾舞国外演出忆往

一位奥地利老人说：“我是在1976年通过观看一场中国的芭蕾舞认识中国的。那是一场红色的旋风！”

1976年10月，中国中央芭蕾舞团（今中国舞剧团）应当时奥地利外交部长基希施莱格的邀请，前往奥地利演出。这是中国和奥地利1971年建交以来，中国第一次派遣大型文艺演出团体前往奥地利演出。如今这场演出已经过去30余年，看过这场演出的奥地利人已经不多，知道这场演出的华人就更是寥寥无几。当年参加这场访问演出的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白秀峰和林苹自80年代初期就定居在奥地利，不久前他们在下奥地利州的寓所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虽然是30年以前的事情，但是谈起那次演出、谈起他们在中国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一切都好像很近很近……

在人民大会堂为演出团送行合影时，王炳南坚决不与坐在一起。

事情得从1972年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访问中国说起。1971年中国和美国建立了联系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奥地利在1971年和中国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1973年4月，奥地利向中国派出了“重头“文化使者――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指挥是世界级的大师克劳蒂欧・阿巴多。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在北京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当时中国还处在“”时期，但是中国观众对于来自维也纳的音乐大师们的演奏表现出了高度的热忱。为了回访维也纳音乐使者的演出，1976年9月28日，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前来奥地利进行演出。

当时的白秀峰和林苹都是30岁左右，是该团的芭蕾舞演员。在奥地利演出《红色娘子军》时，林苹是女主角之一，扮演吴清华的战友，白秀峰扮演老炊事班长；在演出《白毛女》片断时，白秀峰扮演杨白劳，林苹扮演白毛女。

白秀峰――当年的“小白”已经成了今天的“老白”――回忆道，当年芭蕾舞团出国的时候，正好是主席逝世后不久，国内的政治气氛很紧张。一天夜里，我们这些准备出国演出的团员突然被从家里叫出，并且命令要全部穿上出国的服装，然后被拉到人民大会堂北门。老白说，我当时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几天前我们瞻仰遗容的地方吗？果然，过了一会儿，和几位领导人出来了。对我们说，在我们旁边，一道帷幕隔着，就是的遗体，我就在这里为你们壮行。当时那个气氛，让人后背一阵阵发紧。接着说，你们是我们中国在“”以来第一个派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演出的团体，是我们无产阶级伸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只铁拳头。他试图给我们这些团员打“预防针”。

接见结束的时候，要和大家一起照相，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他一直有意识地坐在旁边。到了照相的时候，特别招呼王炳南，请王到自己身旁坐。但王炳南坚决不去。这时阴阳怪气地说，你不是连希特勒都见过了，干吗还怕坐到我旁边来？王炳南说，我在这里挺好。他最终没有坐到中间去。

奥地利报纸：这不像个艺术家的演出团体，倒像个军队！

这次接见结束后，中央芭蕾舞团的一行120多人，在该团军代表刁克源的率领下前往维也纳。当时乘坐的是一架波音707专机，从北京直飞维也纳的施维夏特机场。林苹回忆道，我们出国前，女团员定做的是小圆领的西服和裤子，男团员定做了两套，一套是西方人称做“毛式服装”的中山服，另一套是西服。我们到了施维夏特机场，走出机舱的时候，男士一律是中山装，女士一律是小翻领西服。我记得当时的奥地利报纸在写我们团抵达维也纳的时候，特别写道，中国人着装统一，神情严肃。言外之意，这不像个艺术家的演出团体，倒像个军队！

等我们全体团员上了来接我们的大轿车，就遇到了进入奥地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个“问题”：开车的司机发动了马达以后，随手把一盘音乐盒带插到驾驶座前的录音机里，客车里顿时响起了一阵美妙、动听的音乐。老白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放的是《微笑的国土》这个乐曲。他说，你想，1976年中国还没有结束，收音机里放的都是“样板戏”，哪里听得到这么动人的音乐。这些团员都是搞艺术的，一瞬间，严肃的神情都放松了，大有如醉如痴的感觉。可是此时，我们的领队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他不知道这个乐曲有没有“反华、”的内容，或者是否有“黄色”的内容，于是便通过大使馆的翻译，告诉司机停止放这盘音乐。翻译把这个意思告诉司机后，司机感到很奇怪，但是还是把音乐关掉。

到了维也纳以后，团员们住在两个酒店。老白说，我当时住在维也纳南火车站对面的Hotel Prinze Eugon，林苹住在9区的一家酒店。老白特别解释说，在演出团体中，夫妻不多，白秀峰和林苹是其中的一对，按照外事纪律，夫妻两个人是绝对不允许住在一起；所有的团员都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分开，两人一组，不可以随意分开单独行动。每天前往演出地点、用餐和回酒店，所有的活动都是集体行动。

演出地点是在维也纳15区的Stadthalle。那里搭上了舞台，布景是舞美人员从国内带来的。我们到了不久就开始练习，准备演出。演出的节目为：整台戏是《红色娘子军》，同时还有《白毛女》和《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片断。演出在维也纳引起了轰动。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和众多高级领导人都亲临Stadthalle观看演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央芭蕾舞团：

中央芭蕾舞团1959年12月31日诞生于舞蹈家的摇篮――北京舞蹈学校，时称“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建校于1954年的北京舞蹈学校在初创的10年里，系统接受了由苏联芭蕾舞专家传授的俄罗斯学派，当时北京舞蹈学校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27个国家项目之一；有两名苏联教师和一名苏联学生在该校授课。在苏联著名舞蹈艺术家古雪夫指导下，该校排练演出了《天鹅湖》、《海盗》、《吉赛尔》等古典芭蕾名剧，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及其他艺术人才得到了锻炼和培养，同时积累了一批古典芭蕾剧目，为中央芭蕾舞团日后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白秀峰和林苹都是60年代初期北京舞蹈学校的高才生，毕业后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成为职业演员。

1963年，总理观看了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演出非常成功，在肯定的同时，总理提出当前的剧目还多集中于欧洲经典，能否创作出我们自己的芭蕾舞剧。中央芭蕾舞团的舞蹈编导李承祥想到了《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是在1960年上映的电影。李承祥认为这部作品具有女性特色、海南风格，并且人物性格鲜明。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此后，李承祥等担任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编导，音乐由著名作曲家吴祖强等担任。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次上演。

《红色娘子军》在维也纳演出时，对中国国内战争和现代历史隔膜的维也纳观众并不十分理解这出戏的内容和情节，但是这个舞剧连同《白毛女》、《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精湛的舞蹈技艺和优美的音乐，深深打动了观众。具有深厚艺术修养、一向对西方舞台艺术十分挑剔的维也纳观众，每次都对中国艺术家的演出报以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次演出也为林苹后来在维也纳“闯天下”打下了基础。

主考官：“你如果是那个剧团的演员，那么，好，你被录取了。”

“”被粉碎以后，80年代初期，林苹和白秀峰申请到美国去投奔他们的一个亲戚，虽然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是却没有买飞机票的钱。二人乘坐火车，转道欧洲，想在那里寻找廉价飞机票，再去美国。就在他们来到维也纳、故地重游的时候，偶然看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团在招考芭蕾舞演员，林苹当即决定去应考。招聘的名额只有两个，应考的却有好几十人。那时东欧“解冻”不久，大批优秀的东欧艺术人才来到维也纳，寻找发展的机会。作为一个中国人，林苹要在维也纳歌剧院这个西方音乐舞蹈艺术的圣殿中有立足之地，谈何容易！应考的人当中还有一个从英国伦敦芭蕾舞学院毕业的日本人，当她听说林苹毕业于北京芭蕾舞学校时，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

在关键的应考即将结束之前，国家歌剧院的主考官问林苹：“你就是那个曾经在维也纳演出的中国芭蕾舞团的演员吗？”

林苹说：“是的。”

主考官说：“那个芭蕾舞剧的内容我看不太懂，但是你如果是那个剧团的演员，那么，好，你被录取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林苹成为维也纳歌剧院芭蕾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也是当时唯一在维也纳芭蕾舞舞台上的黄面孔、亚洲人。她以自己的出色演技和艰苦努力，获得了维也纳艺术界对她的承认，这同时也是对中国芭蕾舞教育事业的承认。

芭蕾舞团在维也纳的演出连连获得成功，同时团内的高度军事化管理丝毫没有放松。

老白和林苹至今记忆犹新的镜头：

演员去Stadthalle排练或演出，在演员们乘坐的大客车前面总有警车开道，一丝不苟。有一天应该接演员的大轿车因为调度问题没有及时赶到酒店，这家租车公司的老板当机立断，招来了好多辆出租汽车，让我们的演员4个人一辆。这个时候，代表团的陪同非常紧张，她要求这些出租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不能允许别的汽车插入。这可给这位老板出了难题，他向我们的陪同喊道：“现在不是二战期间了！我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苏联、美国间谍，再说维也纳也没有那么多间谍。你们不用害怕！”

在演出场地Stadthalle，我们的活动范围是被严格限制的，不能超越演出大厅以外20米的范围。Stadthalle外面有一个街头小花园，因为超出了20米以外，我们一直没有能够去光顾一下，每次都是向那里瞥一眼，想像一下这个花园的样子。后来老白和林苹再次来到维也纳以后，终于来到了Stadthalle外面那个对于他们来说一度是非常“神秘”的小花园，见到了它的“庐山真面目”。美泉宫也是如此。在维也纳期间，芭蕾舞团获得一次游览美泉宫的机会，时间是20分钟。老白和林苹到了美泉宫以后，下了车拼命向里面跑，跑到后花园的喷泉下，照了一张留影，然后又拼命往回跑。而另外一辆车的客人晚到了，就没有了20分钟的时间，许多人没有能够到后花园照成相。后来，不少人有机会再次来维也纳，要去重游的地方，第一是Stadthalle，第二就是美泉宫的后花园，补拍了当年的照片。风光依旧，人却老矣！

每天演出后从Stadthalle返回酒店，对于代表团的领队来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要路过Guertel（红灯区），演出结束的时候，那里正是红灯闪亮的时分。老白回忆说，当时他们都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正是好奇心很重的年纪，路过红灯店、遇到有的时候不免侧过头去，想看个热闹。这个时候，军代表便用部队喊口令的语气命令大家：“不许回头！”搞得全车人都紧张不堪。

那次在维也纳最放松的时刻，是我们全体团员应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俞沛文的邀请，到大使馆吃中餐。因为那个时候维也纳还没有什么中餐馆，我们每天都吃维也纳烤鸡、香肠、面包和黄油，都倒了胃口。俞大使看到这种情况，邀请我们到大使馆吃中餐，那次可是大开了胃口。时隔30年，老白还记得，当时最好吃的就是豆腐脑；林苹补充说，豆腐脑的上面还有切成碎末的榨菜。林苹在大使馆还和俞大使夫人认了亲戚，原来她们在上海有共同的亲戚。

就在中央芭蕾舞团访问奥地利期间，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被粉碎了。当时考虑到中央芭蕾舞团是“样板团”，一直在的“关怀”之下，恐怕会有不理解的情况发生。其实，“”的倒行逆施早就在全国范围引起反感，“样板团”受直接“关怀”不假，但普通团员也因此对“”早就心怀不满。芭蕾舞团从维也纳到因斯布鲁克，又从因斯布鲁克到西德的斯图加特、波鸿，最后到柏林。他们其实当时已经从报纸和电视中看到一些有关“”的报道和图片，但是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西德期间，中国驻西德大使王殊才向他们大家宣布，“”被粉碎了！大家顿时热烈鼓起掌来。

几年之后，白秀峰和林苹离开了中央芭蕾舞团，后来定居在奥地利。他们从来没有想到，30年前的那次演出访问，不仅为促进奥地利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作出了贡献，也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