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制度之历史观

从历史的角度看，家族不仅是社会最稳定的基层单位，同时，家族制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属于民间社会，与官府一起构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石。在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历史中同封建政权、封建礼教纠合在一起，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虽然家族制度的内涵几经变迁，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以体现。

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家族制度在不经意间又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自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后，中国的家族制度就不时被提起，之所以被提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做“批判”用。因为总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某种阻碍，对传统进行检讨时，中国的家族制度才会被人“想起”。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家族制度基本上已经成为“裙带风”、“拉关系、走后门”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然而，家族制度毕竟是几千年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这种传统而生存。所以，如何评估中国的家族制度，的确需要一点冷静和实事求是的心态。

中国家族制度的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看，家族不仅是社会最稳定的基层单位，同时，家族制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封闭性和自足性，既是独特的存在也是“东方奇观”。家族属于民间社会，与官府一起构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石。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我国古代的家族一直是以父系的血缘联结的，而若干出自同一男性祖先的家族又组成宗族。《尔雅·释亲》即把由同一高祖父传下的四代子孙称为宗族，实际上有些宗族还可包括更多的世代。家族和宗族密不可分，有时甚至合二为一。所以，我国的家族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

以修宗谱、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为特征的体现封建族权的家族（宗族）制度，完全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在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历史时期同封建政权、封建礼教纠合在一起，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不仅有负面的，也内含很多正面因素，从维系中华文化不致断裂的角度看，它甚至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也与中国人的亲缘和血缘关系连在一起，通过祖先崇拜和宗庙等仪式，构成了一种准宗教形式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将族人凝聚在一起，并使其成为在战乱中保存中国社会基本单位的有效组织形式。设若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中华文化或许已经消亡，或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文化与宗教体系了。

在国家层面上，大家族的影响最大。按照雷海宗先生的看法，中国的大家族制度曾经过了一个极盛、转衰与复兴的变化；这个变化与整个政治社会的发展又有密切的关系。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渐渐衰微。汉代把已衰的古制又重新恢复，此后一直维持了两千年。春秋时代大家族制度仍然盛行，由《左传》、《国语》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并且大家族有固定的组织法则，称为宗法。士族有功受封或得官后，即自立一家，称“别子”。他的嫡长子为“大宗”，称“宗子”；历代相传，嫡长一系皆为大宗，皆称宗子。宗子的兄弟为“支子”，各成一“小宗”。小宗例须听命于大宗。只大宗承继土田或爵位；族人无能为生时，可靠大宗养赡。除大宗“百世不迁”外，其他一切小宗都是五世而迁，不复有服丧与祭祀的责任。“迁”就是迁庙。宗法的大家族是维持封建制度下贵族阶级地位的一种方法。封建破裂，此制当然也就难以独存。所以到战国时期，各国贵族，宗法也就随着消灭，连大家族也根本动摇了。

因此，春秋以上的大族不只是社会的细胞与经济的集团，并且也是政治的机体。各国虽都具有统一国家的形态，但每一个大族可说是国家内的小国家。经过春秋末、战国初的变革之后，家族才只是社会的细胞与经济的集团，政治机体的地位已完全丧失。至此专制君主所代表的国家可随意支配家族的命运了。据今日所知，战国时代最有系统的统制家族生活的就是秦国。①

中国家族制度的长处与短处

家族制度的产生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有关，人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个体能够在一种混乱的局势下生存。

当然，这种状况利于维系个体生存，但却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也就是结束各地战乱纷争的局面，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平台来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家族制度第一次在秦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著名的商鞅变法政策可分析为两点：第一是废大家族，第二是公民训练。也就是为这种大一统的国家平台的构建寻找一种路径。在大家族制度之下，家族观念太重，国家观念太轻，因为每族本身几乎都是一个小国家。现在集权一身的国君要使每人都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所以就打破大家族，提倡小家庭生活，使全国每个壮丁都完全独立，不再有大家族把他们与国家隔离。家族意识削弱，国家意识提高，征兵的制度才能实行，国家的组织才能强化。商鞅变法的结果是秦国的强大，但秦国对传统粗暴的做法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弹，结果是秦国在统一了六国之后自己也很快灭亡。

当然，秦国的变法不是孤立的，其他各国也在变法，这的确导致了家族制度的没落，雷海宗先生认为，这可由种种方面看出，丧服制与子孙繁衍的观念可说是旧日家族制度的两个台柱。清楚严明的丧服制是维持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的方法；子孙繁衍是使大家族继续存在的方法。但到了战国大家族破裂之后，这两根台柱也就随之倒塌了。

不过在秦国亡国之后，大家族又开始复苏，到东汉时大家族重建的运动已经成功。东汉以下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这个家族制度。每个家族，自己就是一个小国家。小国家制度本身不是任何暴力或意外的打击所能摇撼的。

但反过来讲，汉以下的中国不能算一个完备的国家。大家族与国家似乎是根本不能并立的。封建时代，宗法的家族太盛，国家因而非常散漫。春秋时代宗法渐衰列国才开始具备统一国家的雏形。战国时代大家族没落，所以七雄才组成了真正统一的完备国家。汉代大家族衰而复盛，帝国因而又不成一个国家。两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强的性质绝不相同。②

这种社会架构，对于现代国家发展显然有很多不利之处，也使得中华民族1840年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遭遇以来，受到一系列挫折。可以这样认为，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将这样一个松散的社会重新整合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大家族制度受到了致命的冲击。宋以后，大家庭组织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辛亥革命时期，家族制度，宗法思想以及封建伦理道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1947～1952年）没收和征收族田、祠堂、焚毁家谱，家族制度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被彻底摧毁。从“硬件”的角度分析，家族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不复存在。

如何处理中国家族制度的遗产

1949年后，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传统的家族制度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大家族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丧失了原有的功能。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家族，由于丧失了经济的根基，也基本上属于“过去时”了。不过，一个有些相悖的现象却十分令人纠结：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各种国家机构、生产单位乃至学校对出身的看重，使“家庭出身”成为个人十分重要的身份标志，在无形中加剧了家族与家庭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作为“软件“的份量，并从另一个角度反过来强化了家庭“出身”意识。

从这个角度看，即便宣称要消灭家族制度的人，在潜意识中也可能受到某种家族意识的影响。因此，家族制度并非一种单纯的制度，它同时也浸润着价值观念和亲缘人伦关系等丰富的内容。时至今日，虽然家族制度的内涵几经变迁，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以体现。诸如政治生活中的出身论，社会生活中的门第观，经济活动中的家族企业，等等，我们都依然可以发现家族意识的痕迹。那么，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目前，人们一方面对家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十分不满，但同时，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人们同样也希望能够获得家族关系的支持。这种状况表明，家族意识有其生存的土壤。这种土壤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大的社会环境。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越加公平，越加具有法治内涵，越加现代化，那么，这种家族意识的生存空间就会逐步的缩小乃至消退，反之，无论如何宣传，家族意识也不可能淡化。其实，国内最近几年青年人就业的地区倾向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前段时间，由于住房等生活方面的压力，很多年轻人脱离北上广，但很快地，这些年轻人又开始重返北上广。因为这些地区的现代化程度相比中国其他地方要高，社会大环境更加公平，个体大体上能够凭借个人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各种关系获得社会的认可，所以年轻人愿意到这些地方去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要淡化家族意识，首要的是去改变个体的生存环境。只有个人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和能力维持生计，家族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淡化。

此外，中国的家族意识，只要在合理的引导下，也可发挥出某些积极的作用。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人认为家比国重要，是一个很自然形成的观念，因为封建王朝的国，可能常常变换，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往往是一家一姓的“国”，只是某一个家族的“国”，而只有属于自己的“小家”才是不会任意变换的，同时，家还承担着个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保障职能，而国家和社会很少提供类似的保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对家和家人的信任，不是通过运动式或其他强力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有着很厚的血缘和文化的根基。认祖归宗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人生的一件大事。现在不是要去简单地否定这种情感和意识，而是应该通过某种方式将这种情感转化到国家的层面上。这样，爱国主义才会有其厚实的根基。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将个人在传统社会中生存的观念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意识。这种意识，归根到底是公民意识。因为这是新的社会构建的观念基础。没有公民精神，就没有可以替代旧家族观念的新思想。

依照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吴鹏森的看法，要培养公民意识就必须顺应当今个体化的时代潮流，将社会成员从各种传统的群体桎梏中解放出来。所有社会成员都成为一个高度独立的个体。个体的身份再不由某个特定的“集体”来界定，而是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把社会成员连接为一个整体。在这样的状况下，个人所获得的帮助应该来自于整个社会，并通过社会的制度体系获得各种保障。③但这样一个过程显然是漫长的，因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几乎已经与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任务等同。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推动转变的速度。首先，应该尽可能让各种信息成为所有公民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的资源，这一点对于个体摆脱原有的各种血缘和宗族的体系有着积极的作用。网络的发展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次，作为一些替代性的组织形式，尤其是各种民间的自愿组织，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过度的桥梁，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个体在逐步脱离原有的社会桎梏中，也能获得其他形式的援助。其实，这不仅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的某种物资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精神方面的需求。目前，各种宗教组织的发展，信众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原有的家族制度解体后，作为在现代极为紧张的生活节奏中工作的个人，依旧需要某种“组织性”社会关怀。这在很多密集型的打工基地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不能及时提供这种正当的组织性关怀，那么，其他一些不正当的、乃至非法的社会性组织就会出来填补原来家族制度退出后的空白。

此外，在创业等经济活动中，家族意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即便在西方，家族企业也并没有消失，有些企业依然发展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西方的家族企业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在管理层方面实行了现代的管理体制，家族的人可以享有股票分红，但不一定参与具体的管理。尽管如此，家族对企业依然有着某些重要的凝聚力，依然发挥着某些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民营企业的发展依靠家族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为目前的状况下，似乎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这种家族体制的代用品。至于那种前店后厂的小微企业，或许就只能以家族式的方式经营了。因为公共设施的缺失，亲戚们仍然可以在技能和资源上相互支持、联合经营，尽管有时也会发生矛盾，但比较而言，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团结”显然能有更大的空间去把握市场机会。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工业化对共同的亲戚群体是最具破坏力的。这类亲戚在过去曾是贷款、教育、帮助就业、在政治上给予保护和修理寺庙的单位。新的经济破坏这类社会经济的基础，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④而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对个体而言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就业。由于工业经济的周期性和波动性，如何应对不稳定的就业和失业问题，始终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随时面对的难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在遇到困境时，往往最先想到的，依然是自己的家人。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与工业化对传统的家族制度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如果未能及时地以现代的公共服务替代家族制度的某些功能，要完全淡化人们的家族意识显然还是困难的。

总之，中国的家族制度及其相关的意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它既有负面的因素，也有很多依然不可替代的功能。对于这样一个混杂的传统，我们没有必要对其负面影响过分大惊小怪，而应该以平常心应对。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提高，给每个人提供的公共产品会愈加丰富、愈加公平，那么，家族功能的削弱和家族意识的淡化，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注释】

①②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页，第71页。

③吴鹏森：“社会重建视域下的公民意识”，《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8期。

④[美]古德：《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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