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关系探析

［摘要］基于公平与效率矛盾统一关系，通过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水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尚不显著，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与社会文教费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显著，但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据此，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调整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社会福利函数；社会公平；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059-04

［收稿日期］ 2011-01-21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系统运行与调控》（J50504）；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基金（JWCXSL1002）。

一、引言

公平与效率一直是经济学界论争的主题。从公平与效率内在关系上看，两者虽非完全替代，但彼此的冲突矛盾确实客观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中经历了从最初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目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反映了公平与效率两者间矛盾在我国交织变化的过程。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既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中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调控工具。如何通过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合理安排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是财政支出安排的理想目标所在。由于公平与效率目标间存在非一致性，在财政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支出安排会对公平与效率有不同倾向，从而造成一国公平与效率状况出现交替消长变动的情况。如何在公平效率出现反向变动的情况下，评判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合理性，是财政支出研究焦点之所在。已有研究多从公平与效率两者中某一方面对财政支出合理性予以评价［1-7］，在评价的全面性方面有所欠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从社会福利函数角度，将公平与效率两者结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合理性进行考察。

二、我国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构建及数据来源说明

社会福利函数是福利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函数的运用将社会福利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使得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对政策进行评价成为可能。本文拟利用贝努利-纳什社会福利函数形式构建变量W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衡量，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建立社会福利函数W=RATE×GDP。其中，RATE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对社会公平的衡量，收入分配越不公，城乡收入差距越大，RATE越小，反之亦然；GDP则为国内生产总值则作为对经济增长的衡量。在这种度量方法下，倘若一项公共政策在一定限度内通过牺牲社会公平或经济效率，以换取经济增长或社会公平程度的大幅提高时，社会福利水平仍会得到提高。因此，在考察社会福利水平在一定时间段动态变动连续性方面，贝努利-纳什社会福利函数形式较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形式更优。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2008年统计年鉴中财政支出不再按功能进行分类，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在对财政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水平关系分析中所选取的数据期间为1978～2006年。[JP]

（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水平关系的分析

本部分将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水平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我们首先将财政支出总量（FI）作为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化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对社会福利水平、财政支出规模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LW、LFI。

1.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确定变量单整阶数的常用方法是ADF单位根检验。

原始序列的ADF值大于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从而表明原始序列非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后，社会福利水平差分序列与实际财政支出差分序列的ADF均小于10%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可以判断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序列。

2.协整检验

利用恩格尔―格兰杰协整检验方法，我们对1978～2006年我国社会福利水平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关系进行分析。

式（4）表明，从长期来说，我国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对社会福利水平提升速度的弹性是1.8835，弹性大于1。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出有很大社会福利改进空间，目前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较最有水平尚有差距。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差距过大，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变动幅度呈现逐步收窄趋势，而长期以来财政资源配置不均以及受其他因素影响所导致的迅速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福利水平进一步提高构成约束，使得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效应并不理想，社会福利水平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WTBZ]

现对式（3）的残差序列做ADF检验。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说明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将对两者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滞后阶数为4的情况下，在5%的置信水平下，社会福利水平增速一阶差分序列与财政支出增速一阶差分序列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联系，说明我国财政支出变动未能起到加快社会福利水平提升速度的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前面研究结果，即由于我国财政支出城市偏好导致财政资源配置不均从长期来看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造成了不利影响，使得我国财政支出未产生显著的社会福利水平改进效应。

（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的分析

本部分将具体考察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我们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支出不同国家职能将财政支出分成经济建设费（EC）、社会文教费（SE）、国防费（ND）、行政管理费（GL）、其他支出（OC），利用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由于方程（5）初始回归结果存在多重共线性及自相关问题。

我国财政支出中仅有经济建设费与社会文教费两类支出对社会福利水平构成显著影响。其中，当期的经济建设费增长速度对当期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速度具有明显的提升效果，但前一期的经济建设费增长速度却会对当期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速度造成了负效应。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济建设投入中存在的重短期成效轻远期效果、重城镇轻农村等问题，当期增加的经济建设费由于直接被计入GDP，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推动作用，同时因为经济建设费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尚未传导至收入分配领域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得当期经济建设费的增加能对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构成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城乡间财政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异明显，城市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的同时，农村却存在诸如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交通闭塞、电网老化等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8］由于前一期经济建设费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在当期传导至收入分配领域，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同时经济建设费投入过程中存在的重短期成效轻远期效果问题，前一期经济建设费无法对经济产生持续地推动作用，对当期经济拉动作用力不足，因此造成了前一期的经济建设费变动对当期的社会福利水平增长速度造成负效应。

与经济建设费对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相反，当期的社会文教费增长速度对当期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具有负效应，但前一期的社会文教费增长速度却显示出对当期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促进效果。由于社会文教投入具有见效慢的特点，当期的社会文教费的增加往往不能在短期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会对经济增长构成一定阻碍，导致当期社会福利水平提升速度的下降；但从长期的角度看，社会文教费中科技支出部分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农业科研投入，农业科研投入带来的农业科技进步能有效推动农作物增产增收，降低农作物种植成本，进而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社会文教费中教育支出一方面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对经济增加产生长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教育事业发展有助于社会起点公平的实现，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因此，前一期投入的社会文教费在当期既能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对社会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模型中，行政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均未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理论上，行政事业费、国防费都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开支，但属于非生产性支出范畴，这两类支出不会对社会公平程度造成显著改进，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因此会对社会福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从国防支出的变动情况看，自1978年以来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下降，比重的降低导致国防支出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不再显著；从行政事业费的变动情况看，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显著的升高趋势，行政事业费规模的过度膨胀不仅会对经济造成了阻碍，同时由于城乡行政事业费增长速度不同还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对社会公平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虽然目前模型结果显示行政事业费对社会福利水平尚未具有显著效应，但并不能就此得出行政管理费不会恶化社会福利水平的结论。

其他支出项目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政策性补贴支出等支出。其中，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主要以改善社会公平状况为目的，理论上该项支出既能增进社会公平，同时也会对经济效率起到间接提高作用，应对社会福利水平有显著提升作用，但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保障项目齐全且覆盖面广，而针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项目不仅种类少，而且已有的保障项目的覆盖面也很小，使得众多农村人口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9］导致相应支出尚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对社会福利水平变动作用不显著；而政策性补贴支出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不同支出项目对社会福利水平变动效应相互抵消，另一方面由于其占财政支出比重较低，导致其对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也不显著。由于其他支出项目包含许多支出项目，至于不同项目支出各自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如何有待进一步分析。

三、小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1）我国财政支出具有较大的社会福利改进空间，财政支出规模增长速度每提升1%将会使社会福利水平提高速度增加1.88%；（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变动未能对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起到显著作用；（3）财政支出结构中仅有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对社会福利水平变动产生显著影响，且对社会福利水平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合理调整公共财政政策目标，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构成社会福利函数的两大基本要素，要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稳步提高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间取得良好的平衡。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公平程度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经济发展改进空间较大，因此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升经济效率从而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福利水平的迅速提高。但在经济发展效率目标被过度强调的今天，牺牲公平的程度已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威胁，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落实“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当前政策的必然选择。

2.适度调整经济建设类财政支出结构与投向。从回归分析结论中可以看出，目前经济建设类财政支出存在重短期成效轻远期效果、重城镇轻农村等问题，经济建设支出配置不甚合理。通过合理调整经济建设支出结构，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更多地兼顾长期成效，同时将资金投向向农村地区适度倾斜，将有助于使得经济建设费在推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有利于经济建设费促进社会福利状况改进功能的充分发挥。

3.加大对社会文教类支出力度。从长期角度，社会文教费中无论科技支出还是教育支出都具有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是财政支出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有效工具。现实中，我国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科技等事业的财政投入力量，特别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同时要贯彻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加大农业科技开发及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方面投入，充分发挥该类支出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的外部正效应。

4.积极控制、优化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虽然实证分析显示我国行政事业费尚未对社会福利水平构成显著影响，但近年来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上升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行政支出的过度膨胀最终会对社会福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通过推进公共绩效评价体系在我国的建立，对政府部门支出绩效进行科学考核，将有助于约束行政事业费对社会福利水平造成的负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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