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自为墓志铭》与《徐文长传》之异同

摘 要：徐渭，字文长，乃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军事家、戏曲家、民间文学家、美食家和历史学家，与谢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他的才思敏捷，风格独特，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极高，是每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和知道的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发掘了徐渭自传《自为墓志铭》和袁宏道所著《徐文长传》之间的异同之处，更为深入地了解徐文长其人其事。

关键词：《自为墓志铭》；《徐文长传》；异同

《明文选》中介绍徐渭说：“徐渭：（1521―1593），字文清，改字文长，另有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别号，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屡应乡试不中，乃入胡宗宪幕府，关心时事，喜谈兵法。胡宗宪因受权相严嵩牵连入狱，徐渭深受刺激，几次自杀未遂，后又杀继室，终于因此入狱六年。以友人救援被免死出狱后，在贫困潦倒中，抑郁而终。徐渭多才多艺，《明史》有传，称“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他自称“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他精通戏曲，有《四声猿》杂剧等。著有《徐文长三集》二十九卷，《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徐文长佚草》以及杂剧《四声猿》等。今人有整理本《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①

徐渭才名早扬却屡试不中，入幕府掌文书到最终下狱，晚年潦倒家境凄凉。胡宗宪对徐渭有知遇之恩，胡因朝中斗争而下狱，徐渭因惧祸而发狂，曾用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及自己肾囊，皆不死。《自为墓志铭》即写于嘉靖四十四年，那段企图自杀的时期，具有遗书的意味，徐渭时年四十五岁。蔑视礼教、张扬个性构成了这篇奇文的主旨，而桀骜不驯、悲情难诉又完成了作者的自我写照。而袁宏道年辈比徐渭略晚，与徐渭素昧平生，但对其才略品行由衷钦佩，对其不幸遭际深表同情，他将惺惺相惜之意托诸笔端，写下了《徐文长传》。袁宏道的另外一个创作动机是明代中叶，文坛出现了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拟古思潮，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相与号召，以模拟因袭古人的诗文作为创作的根本原则，致使当时的诗文创作了无个性与生气，流弊日甚。袁宏道对此深为不满，主张“独抒灵性，不拘格套”，作诗为文，应通于人之喜怒哀乐，以见从肺腑中流溢出的真性情，他看到徐渭的诗文书画充溢着作者的真情真性深为激赏。因此作此《徐文长传》也是为了宣扬他“独抒灵性”的主张。

两篇文章在结构上也有所不同。《自为墓志铭》的一、二段按时间顺序简述了徐渭的文学生平、爱好和际遇；第三段写他的性格和为人，也有他死前的家庭状况；把他及家庭成员的生卒及家庭变故放在最后一段，再附以墓志铭，全文结构新颖独特，该墓志铭令人耳目一新。《徐文长传》则在第一部分交待写作缘起及对徐渭诗画等的赞赏；第二部分写徐渭的生平经历；第三部分介绍、评述徐渭在诗文书画诸方面的成就，与其坎坷遭遇作对比映照；第四部分写徐渭晚年的境况；第五部分效仿司马迁，对传主进行评价，有总有分，基本是一种典型的传记体结构。

两篇文章在思想感情上有所不同。由于在那种惧祸发狂多次自杀未遂的情况下所作《自为墓志铭》，作者在文章中所抒发的感情必然是激烈而强烈的。在文中，徐渭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一代畸人的精神风貌――悲愤无聊、狂傲颓放。他勇敢承认自己地位低贱，但富贵不能淫，与下层人民则感情融洽。他还大胆宣称自己“疏纵不为儒缚”，要用自己认定的、发自内心的道德要求来取代社会强压在人们头上的规范，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然而他不仅是一位反潮流的斗士，还是一位献身艺术事业的忠诚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废寝忘食，还忙里偷闲，得尽游名山，透露对人生的深沉眷恋，展示了他性格中柔媚温和的一面。通过对自杀原因的辩白，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徐渭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心理状态――紧张阴郁、焦躁不宁，矛盾复杂。《自为墓志铭》极其真实地展示了徐渭处于复杂环境中的复杂心理，既如实刻画了徐渭的典型性格，又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斗争风貌，达到了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他坦率诚恳、毫不掩饰地介绍了四十五年来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爱好，努力追求本色真实，是《自为墓志铭》内容方面的基本特色。②而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首先表达的是对徐渭才情的赞赏，既有相见恨晚之憾，又有不胜喜悦之情。对其人其事感慨至深，写其坎坷遭遇，哀其不幸，对其诗文著述未能全部刊行于世，深表遗憾。文章以简洁明快的笔调生动地描述了传主横放杰出的才能、豪放不羁的个性、屡试屡败的遭遇和在文艺创作上所取得的多方面成就，表露出作者对徐渭才气性情的钦佩激赏和对其遭际境遇的怜悯同情，还从侧面揭示了当时科举制度的腐朽，揭示在封建社会中，一个优秀人物往往会横遭埋没、扼杀的悲剧性命运。

两篇文章在艺术风格和文体上有所不同。徐渭散文的典型风格是颓放，《自为墓志铭》便是颓放风格成熟的标志，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不仅和他的境遇有关，还受到苏轼文论的影响，追求一种直达平实、自然淡薄的表现方法。在《书田生诗文后》中这样说道：“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而《自为墓志铭》是一篇不发议论的论说文，文章围绕自杀的原因展开了一场神奇的辩护。虽然墓志铭限于文体，不能议论，但照样达到了雄辩地证明徐渭正直耿介的艺术效果，用貌似无意的、联系松散的如实叙述，来启发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从而悟出徐渭性格的伟大，这种议论方式平生见奇，令人信服。《自为墓志铭》又是一篇没有进行自觉抒情的名篇，给人一种目无法度、自由纵放、随意书写的感觉，体现了典型的颓放风格，但同时又注重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可谓大巧若愚、大音希声。③而《徐文长传》在写作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情贯注，自始至终充溢着作者的强烈感情，这也是传记体同墓志铭文体的不同之处，传记体可以不受太多限制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感。袁宏道激情溢于辞，喜怒形于色，既见惺惺相惜之情，亦可见自写胸襟之意；其次是以奇立骨，本文仅千余字，涉及的范围却较广，列举徐文长的生平遭际、为人行事、才略性情、游踪嗜好及其诗歌、书画的成就，文笔疏荡，于所记各事，多则数十字，少则三言两语，俱不十分用力，文章却显得骨力劲健，神气凝聚；第三是以事传人，作为一篇人物传记，本文吸取了《史记》、《汉书》等史传文“以事传人”的优长，选择了传主生平事迹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来展现他的才华与个性，袁宏道抓住所记之事的突出特征，赋以一两笔简洁而生动的描绘，凸显出徐渭其人的独特个性，从而使这篇传记在人物描写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虽然两篇文章在思想和形式上有众多不同之处，但在内容上却有一致之处且均为第三人称叙述。一篇是墓志铭文体，一篇是传记文体，二者均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给人一种官方、正式并且略带权威之感。墓志铭文体，本非文人用武之地。它仅仅要求平铺直叙地记述死者的生平梗概，比祭文、吊文、形状、传略少发挥余地，最好的墓志铭也不过只是概括全面、精炼集中罢了。《自为墓志铭》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墓志铭，全文八百零四字，全面概括了徐渭四十五年的经历、功名、际遇、爱好、个性、道德观及家庭简况。《徐文长传》在内容上也概括了徐渭的才情、性格、成就、际遇、经历、家庭简况等等，因此二者在内容上较为相似，两篇文章都是我们学习和了解徐渭其人的极佳资料。

注释：

①赵伯陶选注.《明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②张文若.《中国文学研究：“一扫近代芜秽之习”――读徐渭〈自为墓志铭〉》，1988年第1期.

③张文若.《中国文学研究：“一扫近代芜秽之习”――读徐渭〈自为墓志铭〉》，198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赵伯陶.选注《明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月版）.

[2]张文若.《中国文学研究：“一扫近代芜秽之习”――读徐渭〈自为墓志铭〉》，1988（1）.

作者简介：宋佳音（1994C），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 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