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投资运行特征的理论解释

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民间投资规模逐年扩大，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已超过国有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逐步提高，投资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就内涵而言，民间投资属于制度性范畴，是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制度变迁的必然产物。因此，对民间投资运行机制的研究就不可能抛开制度性分析，并且制度性分析才是揭示民间投资内在运行规律最本质的方面。本文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原理对我国民间投资运行中出现的典型特征予以合理的理论解释。

一、理论框架

(一)交易成本的理论渊薮

在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概念的奠基人公认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科斯在其理论论述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交易成本概念，但他原创性地论述了交易成本的内涵。第一位真正使用交易成本术语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罗，他在1969年论述道：“最好能考虑用交易成本这一更广泛的范畴来解释市场失灵，交易成本通常会妨碍(在特殊情况下会阻碍)市场的形成，这种成本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威廉姆斯对交易成本概念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取决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的专用性，并且认为这三个因素不同时出现，便不存在交易成本问题。尽管威廉姆斯以及其他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交易成本的论述还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截至20世纪90年代，交易成本经济学基本定型。随着交易成本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定型，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就日渐完善起来。

(二)投资运行中的交易成本

在中国特定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下，对投资运行的交易成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在仅考虑市场因素的情况下，投资运行所承担的交易成本，即一般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姑且称之为市场易成本；另一个是在考虑体制性因素下投资运行所承担的交易成本，姑且称之为体制易成本。从单纯的市场因素来考察，人们的投资选择是受价格机制和信号影响的，趋向于选择利润有保障的投资项目，但由于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利用市场制度直接进行投资选择往往会遇到困难和面临风险。于是，为了投资选择的安全，人们不得不展开与投资选择相关的价格调查和采取某些必要的防范措施。价格调查不仅包括投资晶和产出品的现时价格及未来价格走势，而且还包括工程建没价格和资产特殊性引起的未来价格变动；防范措施则是针对市场中的机会主义所引致的道德风险而言的，它包括签订和执行契约、合同以及毁约对簿公堂的经济诉讼；同时，由于投资者是处于有限理性思考状态的，这便规定了投资选择只能是一个有限理性思考的过程，投资选择或许会出现失误，也就是说，投资选样有可能是在试错状态中进行的。凡此种种，统统可以划归投资选择中的市场易成本。

而我们这里所要重点探讨的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即当还存在市场制度之外的因素左右或影响投资选择和投资运行时，是否还存在额外交易成本的问题。我想，回答应该时肯定的。事实上，已有经济学者对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调控投资运行是是否造成交易成本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何大安(2003)的研究表明，“由于宏观调控本身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部分否定，它会在弥补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投资运行不足的同时，影响甚至干扰市场价格机制，从而产生新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政府调控投资运行的政策手段和制度安排在降低市场易成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发额外的交易成本。而这里的宏观调控仅指一般的无对象差异性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特定的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下，政府的投资运行的调控和安排还更多地体现在对象差异性的制度安排上，即常说的体制性因素，也就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国有、民间、外商)提供不对等的制度供给和安排，从而造成额外的交易成本，并且使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所承担的交易成本总量产生差异，最终引致不公平竞争。

(三)理论模型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为简化研究，假设就存在国有和民间两类投资主体，并且两类主体的真实经济成本都是一样的(实际不可能一样，这样假设只是为了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到交易成本分析上)，这样，两类投资主体的交易成本模型如下：

Xs?Xsm?Xsi(公式1)

Xns?Xnsm?Xnsi(公式2)

s表示国有，ns表示民间，m表示市场性因素，i表示体制性因素，这样，总交易成本就由市场易成本和体制易成本两部分构成。公式1就表示国有投资的总交易成本，公式2就表示民间投资的总交易成本。如果进一步假设两类主体的市场易成本是一样的，即Xsm?Xnsm，那么，由于，则Xs?Xns，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民间投资处于不公平竞争地位的根本原因。如果放宽假设，两类主体的市场易成本是不一样的，根据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民间投资较国有投资的市场性更显著，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更灵敏，因此一般来说，Xsm?Xnsm，这样总交易成本的比较就取决于民间投资在市场易成本方面的节约是否足以弥补其在体制易成本方面的额外负担，我们看到在很多领域民间投资的综合竞争力要高于国有投资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民间投资的市场易成本的节约使其总交易成本低于国有投资的缘故。

二、民间投资运行特征的解释

(一)关于民间投资行业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我国民间投资主要集中涉入的是竞争性行业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几乎不存在行政性准人障碍，民间投资的体制易成本相对较低，而这些领域又可充分发挥民间投资市场易成本低的优势，故在这些行业领域，民间投资的总交易成本是远远低于国有投资的，民间投资的竞争优势非常显著，因此，在这些领域，民间投资已逐步替代了国有投资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与此相反，在一些垄断性行业领域，由于准入上的障碍，民间投资承担的体制易成本非常高，甚至无限大(禁入)，使得民间投资无法进入这些行业领域，无法在这些领域与国有投资竞争。

(二)关于民间投资地域性特征的问题

我国民间投资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往往是国有投资比较薄弱的地区民间投资发展迅猛，典型的就是浙江的温州模式，这同样可以用交易成本原理给予解释。因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和政绩要求的迫切需求下，在国有投资发展薄弱的地区，地方政府只得寻求民间投资发展的支撑，因此，在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往往会为民间投资主体创造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使民间投资主体承担相对较小的体制易成本，为民间投资创造有利

的发展环境，提升了民间投资的竞争优势。

(三)关于民间投资不合理行为的问题

社会舆论认为，民间投资运行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如偷税漏税、行贿寻租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定程度上与民间投资担负更高的交易成本有着直接的关系。民间投资主体必然是存在经济理性的，其投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为了弥补其承担的额外的交易成本，必然寻求一定渠道来化解，在外部监管制度不完善地情况下，采取不合理的手段，甚至违法违规手段都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民间投资生存状况的必然结果，是不合理的合理。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消除不合理的体制因素，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投资运行的监管。

(四)关于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投资过热”的问题

“投资过热”是宏观经济表现，但从微观上来说是投资行为非理性的结果。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周期性地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况，造成了宏观经济波动，在国有投资占据主导地位地情况下，对此研究是将此问题归结为国有投资的资金预算“软约束”引致的“投资饥饿症”。近年来，随着民间投资超越国有投资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投资过热”的情况同样还在出现，而且鉴于民间投资的迅猛发展态势，新一轮的“投资热”主要是由民间投资引发和带动的，那么，民间投资是否也存在“投资饥饿症”呢?其内在缘由又是什么呢?张军(2003)通过托宾q值的实证研究表明，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一样是存在“投资饥饿症”的，但没有解释其内在缘由。笔者认为，民间投资的“投资饥饿症”同样与其承担的额外体制易成本有关。经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投资过热的主要原因是钢铁、电解铝等生产资料行业的投资过多，而增量的主要构成是民间投资。这些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原来均属于国有投资垄断的领域，这些行业的垄断利润率非常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行业的供不应求状况更加突出，使得行业利润率也不断提高，由于原来这些行业均设置着行政性准入障碍，民间资本对这些行业是可望不可及。但近年来，为了弥补供不应求的状况，加上很多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行业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对民间资本的准人限制被逐步取消，高额利润率吸引了大量民间投资的蜂拥而入，短期内自然造成了投资过热的局面。虽然民间投资在融资等配套政策支持方面可能不及国有投资，但鉴于这些行业的垄断竞争态势，率先抢入所带来的高额垄断利润足以弥补其承担的额外交易成本，因此，民间投资对这些行业的所显现的“投资饥饿症”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民间投资所承担体制易成本更高，为了弥补这部分额外的成本，民间投资对于利润的预期更敏感，也更高，一旦出现高利润的投资机会，往往会蜂拥而人。因此，民间投资的“投资饥饿症”的内在根源在于额外的体制易成本扭曲和压抑了民间投资的正常需求，而为了消解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额外交易成本民间投资蕴涵强烈的投资收益预期。再进一步分析，压抑的投资需求一旦释放，强烈的投资收益预期所带来的投资冲动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并且又具有典型的短期行为特征，即往往表现为“赚一票就跑”，这是对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的预期结果，既对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不利，也更容易加剧投资波动，以致于招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最近一年来，政府为控制这些行业的投资过热现象，采取了“紧急刹车”的强制性政策手段，许多项目中途而废，使投资者遭到了巨大的损失，“铁本”事件就是典型例证。而政府调控的结果又会进一步打击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资信心，进一步缩短其投资预期的时间区间，加剧民间投资的短期行为，一旦调控放松，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短期性投资过热。

三、结论和建议

民间投资确实与国民收入水平、实际利率等真实经济因素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从而表现出与经济发展周期的高度一致性趋势，但这些因素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是“内生”的，并不会构成对民间投资发展的实质；而制度性因素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则是“外生”的，使民间投资承担了相对于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高得多的体制易成本，从而使民间投资的运行出现了行业分布、地区分布、不合理行为、投资饥饿、短期剧烈波动等方面的典型特征。因此，制度是制约和影响民间投资发展的关键，突破这些障碍则是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良性发展的要旨，而要解决制度性问题，就是要降低、消解民间投资承担的额外体制易成本，使其运行完全回归市场理性的道路，这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即从根本上消除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外商投资之间的制度性待遇落差(或者说制度“歧视”)来解决，譬如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产权保护、融资渠道等方面为民间投资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