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职业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摘 要】本文以1987年中国的深度报道为研究对象，从主题、文本、报道思维等角度总结了当年深度报道的主要特征，进而考察作为内部因素的职业意识与作为外部因素的社会环境对新闻生产的复杂影响。文章以媒介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用个案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在对“深度报道年”特征及动因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试图揭示职业意识、新闻生产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复杂交错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新闻生产 ；职业意识；社会环境；深度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问题及方法

1987年是八十年代改革逐渐推向纵深、又面临诸多问题的一年，是新闻思想更趋自由又逼近边界的一年。当年夏天，大兴安岭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以森林资源和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点燃了认识真理的火炬”（魏亚南、李伟中、隋明梅，1987）。《中国青年报》的4位记者雷收麦、李中伟、叶研、贾永连续发表了三篇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这个系列报道既揭开了1987年作为“深度报道年”的序幕，又成为新时期深度报道尤其灾难报道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如同《人民日报》主任编辑凌志军回忆那样，“1987年的新闻改革，本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但它在新闻改革的历史上恐怕仍是重要的一页。今天我们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见那个沉闷的上半年和那个开朗的下半年”（凌志军，1988）。

1987年下半年，北京多家中央级日报连续发表长篇深度报道，这些作品着眼于社会改革的宏观背景，具有历史纵深感、时代宽广度、深邃的思辨性，揭示新旧体制的摩擦和较量，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讨论租赁企业“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引申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的大讨论，上千封来稿和国内外媒体的转载让时任经济日报社总编的范敬宜感到吃惊[1]；《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聚焦了云南边界鲁布革工程建设中两种体制的优劣对比及观念交锋，中方计划体制的低效率和外方合同制的高效率形成鲜明反差，民族自尊心的波动和对改革的忧虑渗透全文，“在工程界引起了振聋发聩的反响”（樊云芳、丁炳昌，1988）。而《中国历史改革方位》一文又将这样的反思和启蒙推向顶峰，从宏观的角度，以雄辩的理论和丰富的知识回答了中国改革中遇到的众多难题，指出了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示；《中国青年报》在“三色”报道之后推出的《西部地区贫困探源》、《定远农村青年恋人“私奔”采访记》等系列报道，关注以往报道中缺乏直面的社会问题――西部严重贫困和青年们内心对爱的渴望，引发了不同层面的深度思考。《命运备忘录》一文则抨击人才不能自由流动的僵化体制，引起总理和七部委负责人到报社直接过问。

针对1987年兴起的深度报道热，新闻学界称之为“深度报道年”，全国几乎每家新闻刊物都发表了研究深度报道的文章，甚至认为这是“党报的第二次转型”，“完成了从纯新闻报道为重心到深度报道为重心的转变”（肖泳，2000）。1988年全国好新闻评选开始增设“深度报道奖”，也体现了业界和管理部门对1987年深度报道影响力的高度肯定。从发展过程看，基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产生于社会现实的强烈推动，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兴起于80年代初，到了80年代中期迅速发展，至1987年达到顶峰，1988年开始衰落。1990年首届“中国新闻奖”开始评选时又将“深度报道奖”取消，至90年代，“深度报道这一术语己失去了先锋性，它已不再作为一种新文体被关注，而是被作为一种基础性意识被普及泛化”（冯波，2002）。

本文试图以1987年的深度报道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社会学为研究视角，在对“深度报道年”的特征及动因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试图揭示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社会转型的背景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文章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法、文本分析法，通过对报道文本、记者手记、回忆录、相关研究文献的解读和梳理，从主题、文本、报道思维等角度总结1987年深度报道生产实践的主要特征，进而考察作为内部因素的职业意识与作为外部因素的社会环境对新闻生产的复杂影响。文中，“职业意识”主要是指新闻从业者对自己职业的理解，包括对记者角色的认知、新闻功能的诉求、对职业道德的把握等，是新闻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新闻生产”的主体是报纸，并侧重于组织化实践的层面，而“社会环境”则以宏观的社会环境、中观的行业环境为主。

以往关于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研究，大多偏重于从业务技巧和操作经验的角度切入，本文的意义在于跳出新闻生产的实践策略，以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关照个体、组织与社会的不同层面，细致探讨职业意识与社会变迁对新闻生产的复杂影响。由此，可以为我们理解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新闻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复杂勾联提供参考。

二、1987年深度报道的特征分析

走出报道单一事件的模式局限，敢于触及社会生活的热点和难点，在报道中融入统摄全局的历史意识，是1987年深度报道生产的显著特征（时统宇，2006）。主题方面，批判现实、直面改革成为主旋律，反思新旧体制的碰撞、关注个体意识的觉醒，报道方式则突破惯例、大胆前卫，篇幅长达数千字，叙述风格充满理性思辨和全局意识，编辑形式上多用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具体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1、主题选择

1987年的深度报道主要集中于两类主题：一是关注改革，面对社会热点难点，试图对时代进行解惑；二是关注个体，跳出集体至上的传统观念，呼唤个体意识的觉醒。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80年代的中国社会尤其经济领域发生巨大变革：通货膨胀、下海经商、知识贬值、脑体倒挂……公众的困惑来自新旧体制的碰撞，他们“关注的不仅是新闻中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新闻回答了什么”（赵志凌，2000）。一系列深度报道直面现实，抓住矛盾、解释疑惑，对公众的观念更新、思想启蒙发挥着积极作用。如《经济日报》6月12日策划的一组“关广梅”现象的报道，引发了热烈讨论，这组深度报道旨在通过报道和争论，让公众告别姓资姓社的二元思维和习惯于政治审视的传统观念，逐步意识到辽宁本溪女工关广梅承包国营商店并非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使人们“在新旧体制交替、新旧观念并存的时期，这是一个看来多么奇异、而实际上多么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啊”（何光先，1988）；

80年代后期，初级阶段的改革向纵深进行，损害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既有利益。同时，改革前景的不明朗以及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又引起诸多质疑。深度报道从业者敏锐把握现实，推出的一批作品紧扣改革症结、充满思想深度。而且，具有比较显著的反思性。如《人民日报》1987年10月6日和7日在一版发表的两篇长文《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以更宏观的视野、更思辨的文风关注改革中涌现的各种问题：为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挣得多？为什么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成了群众不满的首要问题？为什么这么难克服？为什么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等。文章集中回答了人们疑惑多年的一批“为什么”，强调多数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的发育和商品的经济的生长必然冲击原有的秩序和价值观念，带来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再分配”（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1987）。

除了关注改革、向现实的矛盾发问，1987年深度报道的另一个主题是关注个体、叩问思想意识。“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的价值、人的才能、人的思想、人的需要、人的权利、人的感情、人的尊严……就像戈尔迪之结一样跟改革牢牢地缠在一起，任你阔斧利剑也难以斩开”（斯通，1987）。80年代是个体意识苏醒的年代，人们从逐渐集体主义的意识惯性中解脱出来，由此也涌现了一批关注“人”的深度报道作品，“对普通人的发现”成为80年代末新闻界的一种典型现象。《人民日报》开设《经济生活中的人》专栏，《光明日报》推出《龙的传人》专栏，《经济日报》捕捉各种人的心态，“人，这一社会生活的原动力，在新闻传播媒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构筑了新闻业发展的强大基石”（陆彩荣，1988）。1987年6月，安徽定远县传出了青年恋人大量“私奔”的信息，《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即赶往定远，捕捉到了这一具有新闻性的事件，发表了系列深度报道《定远农村青年恋人“私奔”采访记》。私奔的青年们不仅仅上了头版，而且让作者获得1987年首次设立的“深度报道奖”一等奖。这组报道传达给读者的，正是波澜壮阔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农村所发出的巨大回声“爱的觉醒”（樊云芳、丁炳昌，1988），青年农民对传统包办婚姻的抗拒，彰显了普通个体的权利意识和爱情观念。

2、文本特征

纵观1987年的深度报道，长篇幅、有气势、政论结合、彰显理性是其文本的主要特点。

首先，从报道文本的组织原则看，以理性为标准进行事实的选择、过滤和驾御，存在“事实让位于理性”的特点。这种文本特征体现出从业者对探求新闻事件因果联系的诉求，又主满足了80年代后期人们既要了解解事情的“因”、还渴望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全局性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前景预告”的需求（时统宇，1988a）。于是，采访过程中，“不需要去无休止地‘挖掘’，而要以理性的目光去综合和透视，在事实面前，记者不能忘却了这有限的事实外面的广阔世界，而需要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思维去驾驭事实”（座谈摘要-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社，1987）。如《西部贫困探源》从贫困和富饶的强烈反差开始引导人们去思考, 从生产方式、社会心态、传统习惯和思想观点等方面,把西部贫困的现实原因逐层地揭示出来。在1987年的深度报道中，理性的批判现实主义被运用得更加淋漓尽致，新闻报道几乎成了记者传播思想的载体，许多报道都以“思考”、“启示”、“探讨”为标题的关键词。

其次，从文本结构和语言特点看，这些深度报道作品突破了“一人一地一报”的写作模式，以“全息摄影”的“统摄全局”文本来处理时空跨度非常大的报道主题，讲求展示新闻的宏观背景与结构，体现出对新闻事实跨越时空、由表及里、由内到外的综合反映。这种“气势磅礴、构思宏大、超越时空、谈古论今”的文体当时十分兴盛（李程，2005）。典型的例子如《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它和成功之处在于：不是就事论事地、孤立地反映中国的改革，而是从中国面临“开除球籍”的危险，谈到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从各国从温饱转向小康的社会动荡谈到中国目前的利益增不均等；从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冲突谈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协调方式……把中国改革放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立体交叉发展的大网络中来“全方位的扫描，动态的透视”，可谓“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樊云芳、丁炳昌，1988）。

3、报道思维

报道思维是从业者价值观念的投射，直接体现于报道文本的立意和逻辑中。作为80年代中后期深度报道热的颠峰时期，1987年的深度报道比较典型的凸现了当时报道思维的主要特征：

（1）价值判断：走出“非黑即白”，脱离政治审视，强调“中性报道”。在报道的价值判断中，政治观念的比重越来越轻，新闻价值的规律被重新确立，非黑即白的报道模式被打破。名记者张建伟喊出了“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的口号，他要关注的是那些被人们熟视无睹却严重阻碍改革推进的矛盾[2]，从业者们甚至惊呼：“我们如果把目光从“两极”移向这更为广阔的“一般化”生活领域，还会发现多少类似的问题呀“（郭家宽，1986）。脱离政治审视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中性报道”的兴起，这种报道方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赞誉，本质上就是因为记者对单纯政治审判模式的扬弃契合了时代的内在需要。

（2）关注重点：抛弃“为典型赋予意义”的传统，实践“证伪”思维。1987年12月《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深度报道《命运备忘录》，报道了38个国家耗资百万送出去留学、在美国拿到MBA学位的高级人才，回国后却因为不合理的人才体制、某些领导的不负责任而被白白闲置的现象。这篇作品体现了一种“证伪”思维，用作者张建伟自己的话说，“抛弃了为‘意义’而搜罗事实的去‘证实’的方法论，我开始为意义的‘证伪’而踏上新的记者征途”（张建伟，1989）。“证伪”思维使他抛弃了过去为宣传对象做正面画像、找材料拼凑而为之“证实”，反过来从逆向思维的角度开始关注负面题材。这种抓住体制弊病，将揭露深刻矛盾作为促进人们认识改革紧迫性的方式的报道，成为1987年报道思维中的一大亮点。

（3）注重思辨：张扬理性，具有一种“亚哲学的思辨”特点。比如《中国青年报》的“三色”报道，在把矛头从救灾转向、僵化体制之后，更深刻地指向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许多人仍然没有去思索一下造成灾难的更深一层的重要原因，即人类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最后写下《绿色的悲哀》。”又如《中国历史改革方位》一文，读起来颇似论文，随处可见深邃的思辨精神。著名记者卢跃刚总结道，“这个时期的报道与‘理论思潮’相呼应……文章推重‘气势’，亦不乏浓重的思辨色彩”（卢跃刚、罗强烈，2000）。

三、新闻生产与职业意识、社会环境的关系呈现

关注职业意识、社会环境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从个体的微观视角、社会的宏观视角来对影响新闻生产的复杂因素进行不同层面的揭示。1987年深度报道之所以呈现出上文的诸种特征，是在新闻生产的动态实践过程中，职业意识、社会环境等共同影响的结果。下面，我们分别从职业意识（内因）、社会环境（外因）两个角度，对1987“深度报道年”实践的动因进行简要剖析。

1、职业意识与新闻生产

职业意识反映了新闻从业者对记者角色的理解、报道功能的诉求等，是其新闻价值和职业理念的综合体现。一般来说，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组织文化、行业状况及社会思潮等都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我们对1987年深度报道记者群的分析发现，特殊的生活经历、媒体的组织文化是影响其职业意识的两个突出因素。

以个人经历角度看，这些被称之为“第五代”深度报道记者（时统宇，1988b），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新闻教育。当时《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大多有过底层生活经历，矿工、清洁工、理发师都有，记者卢跃刚曾是一个地质工人[3]，记者樊云芳也是从山西农村调进了山西日报社（樊云芳，1987）。毫无疑问，他们是在中成长的一代，是“伴随着票证长大的一代”，对历史的弯路有着“童年的记忆和青春的代价”（时统宇，1988b）。十年浩劫、是非颠倒，伴随结束、改革开放，新旧体制的碰撞产生火花的时候，他们对过去的反思更深刻、对现实的关照更热切，也更具有历史责任感。在“第五代”看来，所谓职业意识的觉醒就是，“记者要有起码的职业尊严，不能重蹈荒诞年代里假大空、人云亦云、指鹿为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覆辙，再让我们的后代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娘，然后施舍给我们一点理解和一点令人悲哀的怜悯。”（卢跃刚、罗强烈，2000）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做的深度报道能够突破单一事件、驾御时空跨度、“具备一种统摄全局发展的历史意识”的原因。强烈的理性主义的情怀，鲜明的主体意识和历史意识，促使他们在新闻生产中充满自主性冲动，从而敢于打破常规，寻求新的报道风格，于是生产出充满理性和思辨深度报道。

从媒体组织的角度看，80年代中后期中央级大报的内部文化、组织氛围也是影响从业者职业意识的重要“土壤”。当时，“内部竞争、业务民主”成为报社编辑原则、理念的核心，宽容的组织氛围、民主的业务气氛给从业者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环境，也对他们打破传统、追求思辨、敢于创新的报道思维、职业意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人民日报》改变了以往“上面定题目，派专人去采写”的做法，经济部定了一条规矩：谁愿意干就让谁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稿子好，质量高，拿得出，就不惜篇幅予以刊登。就这样，鲁布革报道被一名在报社经济部实习的地方报青年女记者“夺”去了（刘国胜，1987）；《中国青年报》则淡化等级和资历，“认稿不认人”，鼓励争辩，鼓励记者坚持个性，鼓励出名编辑、名记者，鼓励记者自己对新闻事实做判断，“‘理想’和‘理想主义’构成了中国青年报的凝聚力，至少构成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青年报狂飙突进领中国新闻界之时期的凝聚力”（卢跃刚、罗强烈，2000）。

受个体经历、媒介组织等因素的影响，“第五代”记者的职业意识有何总体性特征？从宣传者转向记录者、启蒙者是一个明显的答案。80年代初，新闻学界和业界引入西方的“信息”概念，新闻改革从“新、短、快、活、强”开始逐步恢复事实原则，传者本位的思想也朝着受者本位转变，过去单一的“党的新闻工作者”角色在悄然变化。虽然媒体的定位始终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但80年代末关于“宣传”和“新闻”之异同的文章已经屡见报端。如1987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得主王安获得的评价是，“带给中国新闻界的第一个贡献是：一个记者应该采写新闻。在中国，这样评价一个记者，是最高的赞誉”（张建伟，1991）；“深度报道之父”张建伟在一篇题为《西西弗斯的胜利》的业务论文中谈到，对于职业的理解，他从永远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身上找到了答案，就是“不必寻找‘意义’，只需关注生命的过程，关注生命的‘现在’……过程才是生命，两端全是死亡。这就是创造者存在的意义”（张建伟，1989）。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反思背后，体现出从业者告别“宣传者”的单一模式、转向“记者”角色的职业抉择。

然而，80年代中后期这批深度报道从业者，在他们的职业意识中，仅仅“记录现实”显然无法令其满足，强烈的“启蒙”诉求是对社会现实剧烈变动的回应，也是受理想主义情怀激发的结果――记者和新闻生产机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传播信息”的角色定位，而是信仰“新闻作品不光要有宣传、解释或鼓动的功能，还要进一步担起社会思辨和社会认识的功能”（座谈摘要-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1987）。于是，“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念进行启蒙，是新闻工作者乐此不疲的努力方向，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一特殊时期所附加给新闻报道的特殊作用，也使后来诞生了一批值得记忆的‘启蒙性报道’”（张建伟，1998）。这批积极实践深度报道的从业者，在职业意识中表现出了惊人的自主性冲动，面对各种问题时、坚持独立思考，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卢跃刚、罗强烈，2000）

毫无疑问，这种职业意识特征对当时的深度报道实践产生了直接乃至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很难用确凿数据来证明，但大体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至少从深度报道在80年代中兴起的动因看，记者的职业冲动比现实的社会需要更加重要。有学者亦评论说，“与西方相比,中国之所以出现深度报道,一开始并不主要因为媒介的竞争和受众的需要,而是资深记者的主体意识使然。”（覃慧宁，2004）由此可见，职业意识与新闻生产之间的紧密关系。用今天的角度看，这种追求思辨、注重启蒙的职业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深度报道的某些不足，比如：很多报道盲目追求宏大、思辨、深度，造成空、大、长的情况（肖泳，1999），甚至“事实不够，议论来凑”，放弃客观性的同时也甚至放弃了时效性。“从1987年情况看，当前深度报道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主观色彩过重，有太多的感情渲染。应该承认，一些深度报道的夹叙夹议方式虽然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我们应当把它视为特定环境定读者群的需求，而不宜看作深度报道的发展方向。因为新闻报道只能用事实来讲话”（洪颖，1988）。然而回到历史情境中，如果对“第五代”启蒙社会、影响时代的职业意识进行批判，也的确有些过于苛责了，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以新闻报道推进社会变革，这是一代记者群体心态的真诚写照。

2、社会环境与新闻生产

1987年的深度报道，从比较宏观的社会视角看，既受到80年代整体的时代大背景影响，也与当年所处的社会小环境有关。改革开放使现代中国从体制到观念都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这场变革行进到80年代中后期，各领域爆发出一些矛盾和困境，面对现实和未来、人们满心疑惑，这些必然对当时的新闻生产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担负“启蒙”、“解惑”重任的深度报道就这样在1987年迎来高潮。细加分析，1987年前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以及新闻改革的状况都为深度报道实践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环境要素，同时也是对其新闻生产施加影响的重要的控制因素。

从经济改革的状况看，改革带来的体制碰撞、观念冲击和复杂问题，既是吸引深度报道从业者关注现实的动力，也是从业者深度报道的重要消息源，而且伴随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也在影响着从业者的职业意识。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猛烈地冲击了人们对计划体制的留恋，80年代中后期，在新旧体制交替转换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撞击，不同群体的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使人们对改革充满希望，又产生着许多困惑和不解（冯波，2002）。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必须做出解释和引导，深度报道的异军突起恰是新闻界满足这种需求的敏锐回应，“解惑性”也成为深度报道的重要功能：在纷繁的经济形式中让人们获得信息，观察到事物的全局，预测到事物的趋势，以理智、清醒的认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祝华新谈道，“承包租赁、优化组合、物价、倒爷、企业兼并等话题自然在深度报道中唱了主角……一些记者则总是把这些经济现象移到社会发展的整体布景前，放在中国的‘文化场’中，揭示其中丰富的非经济内涵，给读者一点以往熟而不察的透彻”（冯波，2002）。此外，经济形势剧烈变化本身也是深度报道的主要题材。比如1985年之后农村经济增长趋缓，多种农副产品的短缺严重，北京等一些城市在取消配给后又再度恢复，到了1987年甚至出现年初农民哄抢化肥、年底拒售粮食和猪肉的现象。“这一年的确是10年来农民情绪起伏最大，怨声最多的一年”（凌志军，1988）。几乎所有中央级报纸给予了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开辟《吃肉养猪与改革》专栏，连发多篇深度报道，将猪肉问题上升到改革的高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

从政策空间的情况看，1987年年中政治气氛放松的转折变化给深度报道的“井喷”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管制空间。据《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回忆，在“沉闷的上半年”和“开朗的下半年”之间，“沉浮之间有一条很鲜明的界限，这便是同志5月13日的讲话”（凌志军，1988）。5月13号，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提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要把宣传真理的工作做得更高，力求做到“深入人脑、打动人心”。这次讲话的丰富内容被几家中央大报的记者们敏感地捕捉到，随后的十三大报告亦鼓励了新闻改革，“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转引自时统宇，1988b）。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关于改革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新闻报道要更加开放，新闻改革步伐要加快。来自高层的支持和鼓励进一步鼓舞了当时的新闻从业者打破陈规，“再按老章程办，不行了”（樊云芳、丁炳昌，1988）。倘若跳出1987年，完整地看80年代中后期，“深度报道年”与其说是跟之前几年比达到了“盛况空前”，不如说是跟后几年的情势相比正在迫近“戛然而止”的边界。

与政策空间密切相关的是新闻改革的进程，新闻业的改革力度、主流价值观、行业发展水平也对当时的深度报道实践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很难进行准确评判。值得一提的有两点：一、西方新闻观念的引入推动了新闻业回归本位、恢复常态的步伐。80年代初，美国学者尼尔•高普鲁的《深度报道论》被翻译成中文，书中的许多内容颠覆了传统的新闻观，在新闻界引起很大争议（韩永青、李芹燕，2006）。伴随新闻和宣传的关系被重新界定，宣传之外的其它报道功能开始受到重视，深度报道的实践给业务改革带来活力。1987年写出“三色”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刚听到火灾的消息时，“像中了邪似的惟恐见不到火，非上最前线不可”，他们给予这种行为的褒奖是“勇敢精神决不逊于某些西方记者”（雷收麦、李伟中等，1987）。尽管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深度报道“发源地”之一的中国青年报社，最早开始的深度报道实践是“自发的、冲动的、无意识的”（张志安，2005），80年代中国深度报道的兴起也没有直接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但是，国门打开之后西方新闻界带来的新观念仍然与中国深度报道的兴盛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或某种有益地推动。二、1987年前后“新闻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给深度报道的实践争取了积极的政策空间。渐变的新闻改革推进了新闻界内部的诸多悄然变化[4]，如“办报人观念更新”（强调新闻报道更加开放），经营方式变化（摈弃计划体制、朝着多种经营模式迈进），报社管理体制的改革（到1988年，开始彻底取消党委制，实行社长负责制）等。无疑，这些变化对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多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结语

八十年代的深度报道，在1987年前后的兴起与衰落，是社会转型、行业变化、新闻改革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本文聚焦于1987“深度报道年”，但不必拘泥于这一年，如果将考察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中，再度审视新闻生产、职业意识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总结出一些可供探讨的规律：

1、制度转型和社会变迁决定了公众信息需求的变化，也必然要求新闻报道和媒体功能有所变化，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功能变化恰好反映了媒介与社会之间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如果说，80年代深度报道追求理性、注重“启蒙”的功能主要是对特定历史环境下社会需求的有力呼应，那么，到了90年代这种“启蒙”功能逐渐被“监督”所替代，改变背后也主要是环境变化所决定的：社会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由此延伸出的政治体制变革中的制度性缺陷，导致诸多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社会需求促使报道功能转型（张骏德，2003）。社会工业化过程的迅速推进则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将浮躁、庸俗、功利的气氛推向前台，人们开始拒绝沉重的思考，开始厌倦宏大的叙述，记者们无奈地抱怨：“我们的读者不再是80年代的读者了。他们厌恶‘启蒙’了。他们什么都明白，比你记者还明白”（张建伟，1998：261）。

2、记者职业意识形成的内因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相关，而外因则受到编辑部新闻理念和社会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同时，职业意识特征又直接决定新闻生产的实践行为。仅以深度报道从业者为观察对象，其职业角色在80年代重“启蒙”，90年代重“监督”，而到了新世纪则“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征……记录或影响、中立或参与、监督或启蒙，不同人对此有不同理解和抉择”（张志安，2007）。这种职业意识的变化轨迹无法做严格的阶段划分，但始终伴随社会转型和媒体改革而相应变化，同时又影响着深度报道的实践形态。

3、新闻文体的变革、新闻生产的功能变化，是从业者、媒介组织、新闻行业及社会环境协同控制的结果，而从业者的职业意识既是生产实践的“动因”、也是新闻生产的“结果”――从业者的行动受职业意识的影响，而其职业意识又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充实、调整和变化。关于深度报道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型，《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曾这样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报道更从宏观上关注社会变革，那么90年代更在微观上关注普通人的生活；80年代更是‘政治’的，90年代更是‘社会’的；80年代更提供‘认识’，90年代更提供‘认识的基础’。这种变化，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的社会功能――新闻由‘典型’回到了‘常态’，记者由‘主体’回到了‘客体’，文本从注重‘通讯’写作到更注重‘调查性报道的写作’”（卢跃刚、罗强烈，2000）。诚如其言，文本、从业者、职业意识和社会环境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是始终交错、勾联和互动的，而且这种关系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中。

只有跳出静态的新闻文本解读模式，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在对个体能动性和社会结构双重关照的动态过程中考察，才可能更加细致、复杂地理解新闻生产、职业意识、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对1987“深度报道年”的个案研究不仅是一种历史回顾，也是给理解当下新闻生产提供一种研究路径。

注释：

[1]从关广梅的来信刊登开始，中国青年报社连续刊登各方来信，“完全由读者自己去鉴别和思索，而不同于以往事先定了调子的“大辩论”，更不同于历史上‘引蛇出洞’的‘鸣放’，因此引出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公开讨论。”据悉，40天内收到了国内外来信来稿一千多件，国内外几十家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转发消息或发表评论。详见《新闻文体大趋势――“全息摄影”(上)》，文/樊云芳、丁炳昌，《中国记者》1988年1月。

[2]张建伟在书中写道：“一般说来，‘两极’状态的斗件较容易成为新闻。那么，在‘一般化’的生活下，哪些东西应当成为记者捕猎的对象呢?问题应当是那些普遍存在人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已为人们熟视无睹，然而又的确阻碍着社会生活前进的矛盾和问题。”详见《深呼吸（下卷）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3]见笔者对其深度访谈，收录于《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4]1987年元月，南方报纸开始了一轮改版高潮，《广州日报》以“开放性、多功能”为目标进行改变，《羊城晚报》增添了一系列栏目，《南方日报》二版也进行了改版，可见当年新闻改革的成果对新闻实践的直接影响。

参考文献:

[1]樊云芳、丁炳昌（1988）：《新闻文体大趋势――“全息摄影”(上)》，《中国记者》1988年第1期。

[2]冯波（2002）：《论经济深度报道的历史发展》，广西大学研究生论文，2002年。

[3]郭家宽（1986）：《这里，是一个突破口》，《中国青年报•记者业务研究》，1986年第1期。

[4]韩永青、李芹燕（2006）：《中国深度报道百年发展轨迹探析》，《新闻界》2006年第4期。

[5]何光先（1988）：《求深―当今报道的大趋势》，《新闻与写作》1988年第7期。

[6]洪颖（1988）：《深度报道的崛起―评近期报纸新闻发展趋势》，《新闻实践》1988年第3期。

[7]雷收麦、李伟中等（1987）：《从灾害报道到更深层次的思考》，《新闻战线》1987年第8期。

[8]李程（2005）：《中国青年报专题系列报道研究》，武汉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年。

[9]凌志军（1988）：《潜流与潮头――从党的十三大前后的农村经济报道看新闻改革的新态势》，《新闻实践》1988年第4期。

[10]刘国胜（1987）：《〈鲁布革冲击〉报道得失谈》，《新闻战线》1987年第10期。

[11]卢跃刚、罗强烈（2000）：《本报今日出击：呼唤公平》，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12]陆彩荣（1988）：《普通人的世界――关于近期一种新闻现象的新闻考察》，《新闻战线》1988年第6期。

[13]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1987）：《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人民日报》1987-10-6。

[14]时统宇（1998a）：《关于深度报道的讨论综述》，见《1988年中国新闻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时统宇（1988b）：《论中国第五代记者》，《新闻知识》1988年第11期。

[16]时统宇（2006）：《消息写作（第六、七章）》，传媒学术网academic.省略。

[17]覃慧宁（2004）：《人文关怀的内涵与多元化的视野――论改革开放以来报纸深度报道的两大特点及趋势》，《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8]魏亚南、李伟中、隋明梅（1987）：《时代呼唤着新闻改革――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报道的启示》，《新闻实践》，1987年第11期。

[19]肖泳（1999）：《深度报道“深度”与思维特点――张建伟深度报道评析之一(上) 》，《当代传播》1999年第4期。

[20]肖泳（2000）：《写新闻重在从人的角度去探索──张建伟深度报道评析之二(下) 》，《当代传播》2000年第1期。

[21]张建伟（1989）：《西西弗斯的胜利》，《新闻战线》，1989(2)

[22]张建伟（1991）：《我们是记者，我们写新闻》，《青年报刊界》，1991年第9期。

[23]张建伟（1998）：《深呼吸（下卷）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4]张骏德（2003）：《深度报道的运用与发展态势》，《中国记者》，2003年第7期。

[25]张志安（2005）：《中美深度报道的差异》，《青年记者》2005年第8期。

[26]张志安（2007）：《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特征研究》，第七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论文，北京。

[27]赵志凌（2000）：《深度报道在我国崛起发展》，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

[28]座谈摘要-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1987）：《反思•奋起•创造――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部分青年编辑、记者座谈摘要》，《新闻战线》198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