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旅游的人文基础

摘要：旅游是什么？是资本与权力的狂欢，还是所有利益主体共享发展的盛宴？是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在和谐共处的时空，还是自然环境恶化、优良传统文化消褪、道德沦丧的催化剂？是游客、旅游收入的统计数据，还是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冲突深化的焦点？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什么又丢失了什么？什么才是我们发展旅游的最根本基础？旅游是什么？是旅游研究者展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舞台，还是反思公平与效率如何统一的平台？是不断验证多克西理论的目的地序列，还是体现人类终极关怀的落脚点？在研究旅游的过程中，我们重视了什么又忽视了什么？什么才是我们研究旅游的最根本基础？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有两个――自由与平等。旅游是人类期望通往自由与平等的手段之一。然而，现实往往与期望相反，原因就在于，在发展和研究旅游的过程中，人们淡忘了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伦理。

关键词：旅游；伦理；人文基础

一、引言

以1841年7月5日托马斯・库克组织的火车旅游为标志，近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诞生了，随后关于旅游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目的地、旅游方式、客源市场、旅游人数、旅游收入、旅游研究内容与方法年年在变，研究者对旅游正负面尤其是负面影响的反思与批判越来越深刻。可是，发展和研究旅游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比起学术界对旅游行业的定性，政府对旅游行业的定性很明确：经济类服务行业，由其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中的序列得到体现。既然是经济类行业，自然是以发展经济获取经济收益为最主要目的。作为旅游投资者和运营者，企业的性质也明确将旅游行业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因此，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讲，发展旅游具有主动性，其终极目的是获取更多的投资额和经济利益。在政府和企业眼里，效率优先。那么公平呢？是否也是发展旅游的终极目的之一？

从国内外研究者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的地居民发展旅游具有矛盾的两重性：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相互矛盾。一方面经济利益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推动居民参与旅游；另一方面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社区内的平衡机制被打破，精神利益受到侵扰，有回到过去的愿望。这种矛盾的心态在效率与平等之间摇摆，到底什么才是目的地居民发展旅游的终极目的？

旅游研究者关注旅游的角度是多维的，这体现在研究的理论基础。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生态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都是不同理论基础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体现出研究者关注重点的差异：或者关注旅游的技术层面，如旅游规划、旅游项目设计、线路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应用、生态保护等；或者关注旅游的人文层面，如旅游的正负面影响，包括文化涵化、民族认同、收入分配等。前者关注的是效率问题，后者关注的是公平问题。那么，旅游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促使旅游在更先进的技术层面发展还是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二、背离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2005年3月在联合国第五大会上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中称：人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及享有尊严的自由。事实上，自由与平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旅游是人类期望通往自由与平等的手段之一。然而，现实往往与期望相反，原因就在于，在发展和研究旅游的过程中，人们背离了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伦理。

1.目的地居民平等主体资格和自由选择权被剥夺，谁之罪

在所有研究“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文献中，目的地三个最主要利益相关者是政府、旅游企业、目的地居民。但是，在旅游规划、开发与投资的过程中，三者的地位并不平等。

旅游开发赖以进行的主要基础包括货币资本、管理与服务人才、旅游资源、旅游目的地的土地。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目的地居民不拥有上述基础，导致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失去了平等的主体资格和自由的选择权。为什么有了资本才有参与谈判的主体资格和自由选择权？平等和自由是建立在资本量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人为人”的基础上？究竟何为“平等”？

除去自然平等，社会平等“实质上就是权利平等”，包括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和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两种权利都是按照权利与贡献匹配原则分配。基本权利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自然地、不可选择地参加了社会的缔造、创建”而获得的，“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正因为在缔造、构建社会方面每个人的贡献完全相同，因此基本权利完全平等。从这一角度讲，即使没有投入任何货币资本且缺乏管理能力的目的地居民也有权利决定本社区是否参与旅游，有权利参与旅游规划。然而现实是目的地居民没有权利决定本地是否参与旅游，也没有参与规划的权利。基本权利被部分剥夺了，或者说实质上根本不存在这部分基本权利。

当把视野缩小到旅游社区内部时，由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产权制度缺失造成的不公平更明显和突出，也成为社区居民之间利益冲突的根源之一。每一个居民都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是同等的，因此居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完全平等。贡献等于权利，每个居民都有分享旅游收益的权利而不仅仅只是旅游负面影响的承担者。然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旅游社区内部居民对旅游收益的分配仅仅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分配，部分不参与旅游的居民的“基本权利”被其他参与旅游的居民剥夺了。平等在哪里？

从使社会产生并存在的角度讲，每个人的贡献都是相同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每个人的贡献又是不等的，这是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因此，贡献资本的有权利获得利润，贡献劳动力的有权利获得工资，贡献土地的有权利获得地租，一份贡献等于一份权利。目的地居民贡献了劳动力、土地、本民族文化，最后获得的是工资和按照不公平标准计算的极低地租。为什么没有利润？为什么地租极低？进一步地，目的地居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本？如果不是，为何会吸引货币资本？在目的地居民的贡献中，最终被统计入内的只有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为什么传统文化不能算作居民的贡献？因为贡献等于权利，剥夺了贡献就等于剥夺了权利，于是目的地居民普遍没有决定权、规划权、参与权、收益权。是谁剥夺了居民的贡献？或者说，是谁没有赋予居民此类权利？是社会的管理者――政府。

目的地居民的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都没有得到实现，这是一种非伦理行为。在旅游发展的开始，伦理就是缺失的。这一切的源头，是政府和旅游企业的非伦理行为。

2.旅游规划与研究，为谁代言

旅游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旅游规划人员和组织。这是制度和实践的双重需要。为谁规划？为旅游的开发商、经营商，还是为目的地居民？为货币资本还是民族文化资本？现实中目的地居民的权利是不完整的，也没有民族文化产权这一说法，因此规划为开发商和经营商服务，为货币资本服务。货币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规划是帮助它实现目的的手段之一。马克思对货币资本的本质早已彻底揭露，“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其无视或者故意忽视居民的权利来看，货币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就已经不道德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产权制度缺失、土地流转制度不合理更是为这一不道德的逐利行为奠定了伦理缺失的基础。

因此，许多规划是为不道德的逐利行为规划，是为不道德逐利的开发商、经营商规划。在规划文本中更多的是关于货币资本投入与回收的计算而非利益共享的计算，更多的是关于缩短资本回收期、提高资本利用率、提高利润率的计算而非目的地长远发展的计算。规划的基础就是非伦理的。

旅游研究者也大量产生了，用各种传统的、新兴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探讨旅游现象。旅游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验证已有理论还是发展新理论？是运用现有方法还是发展新的研究方法？是为了促进目的地乃至社会的公平、和谐发展而研究吗？没有公平的效率是无效的效率，是财富的掠夺与转移。旅游的技术研究关注的是财富的创造，旅游的人文研究关注的是财富的分配，即公平问题，后者的研究是为了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是为了促进旅游的长远发展，应当是旅游研究的终极目的。旅游研究，不能抛开伦理。

3.不道德逐利，谁动了我们的准线

几乎每一次的出游尤其是跟团出游，都会遭遇旅行社和旅游从业人员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为。是谁降低了旅游业的道德水准？

以中国大陆为例，导游没有最低收入保障和五大保险，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旅游目的地各个环节给予的提成。最低收入是保障个体生存权利展开和延续的最基本条件，只有活着的人才可以成为社会的构建者和建设者，才可谈及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障，权利在哪里体现？公平又在哪里体现？要求从业人员道德逐利，政府和企业首先必须是道德的。

并非所有的旅游项目都是“原生态”的，为了获利环境可以被破坏，文化可以改写，仪式可以一再重现――一切都基于游客的喜好和付款意愿而非目的地居民的喜好和长远发展。当文化涵化日趋严重，目的地吸引力下降，旅游企业可以开发新的目的地，社区居民却难以回到过去的文化氛围，旅游的负面影响将由社区居民独自承担。谁应来评估走到生命周期末期的目的地带给社区居民的精神损失？又有谁应预防这个结局的出现？

社区内参与旅游的村民之间为了利益产生的冲突导致淳朴的民风和精神家园越来越远，社区内不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是谁造成旅游社区道德水平下降？如果逐利行为是合法而又道德的，如果利益的界限是清晰明了并可维护的，居民的淳朴民风和传统文化是否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只有政府与旅游企业守法、道德，才会促使旅游从业人员守法并道德逐利，才会阻止旅游社区不道德现象的蔓延和深化，才能够促进旅游社区乃至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4.原生态文化，为谁守望

比起显性的自然环境恶化，传统文化蜕化造成的损失是隐蔽且难以估量的，但影响却是最深刻的――道德敏感性与民族认同的蜕化。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意味着社区走向开放，产业替代与经济转型使原本相对封闭、宁静的社区环境受到扰动，不管自愿还是被动，社区居民已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旅游的洪流中。成功的旅游业可使当地人（特别是那些原来比较贫困的工人和农民）富裕起来，使他们能购买一些中产阶级享用的商品（如住宅和汽车），接受教育，去度假，甚至像那些旅游者一样，去旅游。由于对个体利益的追逐，居民之间冲突丛生、和谐不再，传统文化平衡利益的机制被打破，新的利益平衡机制尚不完善，利益冲突不断深化扩展，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文化的破坏。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部分社区甚至主动将某个传统文化舞台化。居民们抱怨负面影响却不想成为第一个改变者――发展旅游的得失已不再从道德层面评判，经济利益成为最主要的评判者。传统文化蜕化了。

蜕化了什么？是文化特质的蜕化，还是隐藏于特质背后的精神蜕化？文化特质只是符号，是承载、表达精神的文化。正如火把节代表着光明和丰收的希望，泼水节代表着，对精神的鼓舞和民族的认同有着无比崇高的意义。当民俗文化被日复一日地展示给游客，当民俗文化表演者的民族成分日趋多元，当文化涵化日益加重，民族文化承载的精神意义也慢慢降低。民族的独特性在慢慢蜕化，最终目的地居民失去的不仅仅是物质文化，更是民族的存在基础。文化蜕化，蜕化了民族存在的基础，蜕化了民族认同感，也蜕化了文化内居民发展的道德敏感性和公平性。

当一个文化的本色濒临消失，一个民族濒临解体，而文化内外的人还在不断利用舞台化的文化获取经济利益，对希望看见原生态文化的游客、不愿看见文化蜕化的居民及所有传承者来讲是否公平？

三、回归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伦理是规范各利益主体行为的价值规范体系，伦理的观念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人文道义方面的任务，然而由于缺少伦理意识及经济利益驱动等原因，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从政府、旅游企业、目的地居民到旅游者挥霍旅游资源，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现象，因此除制度、政策与法律的约束外，呼吁伦理理性指导的回归在当下显得更为迫切。

1.伦理――经济与“人”及其文明的合理性

人类行为多种多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它可以分为伦理行为和非伦理行为。伦理行为是指在一定道德意识的支配下发生的，有利于他人、社会或者有害于他人、社会的行为；非伦理行为是指不受一定意识的支配，也不涉及对他人或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这一问题的无道德意义、不能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如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伦理是规范各利益主体行为的价值规范体系。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学被分化以后，它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伦理学，另一个是工程学。对经济学来说，有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中心问题，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二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这两个问题都与伦理密切相关：人类行为动机必然与苏格拉底所指出的“人应当如何生话”这样古老的终极性的伦理问题相关；而所谓社会成就，必定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被个人认为是有所值或对民族国家来说具有卓越和神圣的意义，因而同样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伦理性。伦理的观念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人文道义方面的任务，与此相对照，工程学只关注经济学的逻辑和技术理性方面，专注效率目标和经济目标而弱化了对“公众定义的价值”问题的思考与回应能力，所表现出来的对公众需求反应冷漠、迟钝必然造成诸多的价值悖论和伦理冲突。

然而，伦理难以在文明体系中自我论证合理性，这在当代学术话语中己成定论。伦理对其他文明因子的依赖性被如此过分地突显，乃至由真理向前走了一步，不仅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受经济本体“决定”，在个体或社会的行为中甚至被庸俗地当作经济的分泌物。然而真正的事实和二者关系却是：不仅伦理不能孤离于经济，经济从根本上也不能与伦理相脱离。实际上，无论伦理还是经济，乃至其他一切文明因子，其主体和终极目标只有一个，这就是“人”及其文明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说，伦理在经济学中的淡出正是现代经济学的悲剧。

理性体系中的这种状况在旅游活动中同样存在：由于缺少伦理意识及经济利益驱动等原因，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从政府、旅游企业、目的地居民到旅游者挥霍旅游资源、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现象。在文明演进中，人们愈益觉悟到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细微而本质的差异，发现失去理性控制的旅游开发和经济增长给人类已经带来并可能进一步带来的长远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伤害，因而呼吁经济行为回归伦理的理性指导。

2.伦理――旅游的人文基础

伦理学旨在为人们的生活寻求理想的生存状态。伦理既是旅游开发与研究的出发点，又是旅游发展致力于实现的目标，理应成为旅游的价值标杆。旅游活动中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是建立真正平等、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的缺失导致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就像把一个小孩子交给缺乏道德的人管理，孩子可能会长大，可是身心不健康的概率极高并可能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所以，旅游的发展与研究必须以伦理为其人文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发展为终极目标。为此，政府首先必须是伦理的，为了实现平等，必须承认人们本有的贡献，获得应有的权利，而不是旅游企业的合谋者，共同剥夺他人的权利。

旅游企业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采用合理的旅游方式。旅游企业是旅游社区发展的合作者而非决定者。长远的发展有赖于旅游社区和居民的共同成长，有赖于环境和文化的有效保护。

旅游研究者应当清晰地认知到研究的终极目的：所有研究，无论论述正面还是批判反面，都是为了实现人之为人的终极目标――自由与平等。

目的地居民应当深刻反思旅游的正负面影响，当多克西旅游发展阶段理论在一个又一个目的地得到验证时，居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发展旅游。

伦理，旅游的人文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海明.新伦理学（第一版）[M].商务印书馆，2001.

[2]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M].赵红梅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洪科芳.伦理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0.

[4]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

[5]樊浩.伦理一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5（04）.

*本文系教育部民族地区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协同机制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50002）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陈昕，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李湮，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