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供给模式的变迁与理论解读:1979-2009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经历了从单一信贷指标管制到多样化操作工具组合运用的进程，实现了货币供给从行政计划资金供给管制到灵活宏观金融调控式有机传导系统的转轨，完成了引导国内经济向协调开放经济“两个市场”均衡的转变。伴随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变革，外汇管理体制将深化改革，货币政策生态环境将逐步恢复，在中央银行独立性归位的同时，要优化货币供给的技术性。此外，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提高人民银行在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

关键词：货币供给；货币政策；引导性调控；适应性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9-0036-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货币供给模式在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中经历了螺旋式变迁。货币供给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信贷配给，转变为商品经济时期的再贷款，继而演进到开放环境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占款：货币调控机制经历了“直接管制”向“间接调控”的转变，从引导性调控货币供给向被动服从国家外汇占款的适应性发行转变。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后，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无疑将发生重大变革，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也会相应调整，因此，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供给经验和前瞻性研究思考，对于中央银行进一步完善货币供给技巧，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货币供应模式变迁轨迹

(一)经济指标决定下的资金供应模式：1979－1983

改革初期。国内经济在“”遗留下的虚弱基础上蹒跚，尽管经历了1976―1978年“洋跃进”的大规模引进项目投资和农村集体生产运动高潮，但始终未摆脱供给短缺的窘境。因此，经济总量增长始终是头等大事，实现经济发展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做出预算，政府管理投资，银行配套“拿钱”(流动资金)，物资统一调拨。当时的经济发展指标决定信贷计划规模，信贷计划收支差额决定货币供给。信贷资金管理控制具有直接性。信贷“规模”成为控制货币供应的总闸门，货币发行具有高度的计划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迈步，旨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权利适当下放。以调动基层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商品供应数量。人民银行基于对省(市)分行管理权限的适当放宽，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满足对资金需求的考虑，1980年推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简称“差额包干”)的资金管理办法。人民银行总行控制省(市)分行的存贷款项目总差额，差额内存贷款由省(市)分行自主决定。

(二)信贷规模管制下的资金借贷模式：1984-1993

1984年我国GDP总额达9016亿元，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门类比较单一，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为此，国家经济发展由专注总量增长转为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并重，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将市场经济的地位逐步提高，注意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相应的，为解决金融宏观调控与银行企业经营活力的内在矛盾，1984年10月人民银行推出了《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1985年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管理办法(简称“实贷实存”)。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分离，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将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分离，对专业银行实行信贷指标管理。这一模式实施打破了信贷资金供应“大锅饭”的弊端，对于稳定二级银行体制加强宏观金融调控，推进后续的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信贷资金借贷模式的帷幕拉开。

“实贷实存”将中国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由计划指标分配关系改为资金借贷关系，适应了当时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充分体现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对“计划”的保障，以及专业银行对“市场”的支持，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对各分行指标考核时间确定在1884年底，诱发了专业银行为争取下年度贷款额度突击放款，造成了1984年底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也促使对银行贷款管理模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审慎决策。

(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下的货币调控模式：1994-1999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清晰了经济改革方向，“商品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1994年，四家国有专业银行实行商业银行改革，将政策性金融业务剥离到新设立的三家政策性银行。为了在控制信贷规模合理增长的同时，约束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实行了“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式，推行“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市场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暂行监控指标。对资本和资产风险权数做出了相应规定，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的考核实行“区别对待、逐步过渡”的办法。鉴于商业银行的情况差异，在考核存贷比例指标时，国有商业银行按增量考核，其他商业银行按余额考核，加强商业银行的规范化经营。“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实施，是人民银行对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有机配合，“有计划”体现在“贷款限额控制”防止贷款规模宏观上的总量失度，控制信用膨胀的源头，“商品经济”体现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商业银行资产风险的约束与预警。同时，给予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大的自，探索市场化经营的运营机制。为深化商业银行改革摸索经验。

1997年，人民银行审时度势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金融体制上与市场经济接轨，实质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自由权，通过激活资金市场带动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可以看出，在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下。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渠道是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金融宏观调控由资金供给模式转型为资金借贷模式，货币供给传导机制表现为：中国人民银行一再贷款一商业银行放款~济实体一市场资金供求关系一经济发展。信用控制手段经历了：信贷计划指标管制一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一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由直接信用规模管制过渡到间接基础货币供给调控，完成了人民银行货币发行机制的市场机制转变。

(四)外汇储备增长下的货币对冲模式：2000-2009

改革开放前我国外汇储备很少。提高创汇能力和增加外汇储备成为从上到下的共同心愿，因此，实行“结售汇”管理由国家统一储备外汇是在情理之中。改革开放释放出了极大的生产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轨道。内向型经济发展转为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双驱动”增长。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开发性产业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经济驶入快车道。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国际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国内经济的良好

趋势增大了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外资纷纷涌入，资本项目出现持续顺差。在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下人民银行大量收购外汇，与此同时，收购外汇橇高了货币投放的闸门。形成了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决定基础货币供给的机制。

图1显示，伴随出口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国际收支资本与贸易项目双顺差日益显著，外汇储备大幅飙升，年增长率最高达50％以上。外汇资产在中央银行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快速抬高。

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加刺激了国内经济升温，2007年GDP增速攀升14，7％的历史高点。为防止经济发展过热引发通货膨胀，2008年上半年，人民银行有节奏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货币量，提升存贷款利率抑制信贷需求，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吸收商业银行流动性，采用组合措施对冲收购外汇挤出的货币过量供给。

由此可见。人民银行尽全力为开放的市场经济铺路搭桥。在确保外汇收购保护外向型产业发展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及时转入“适应型”调控，采用对冲式操作减轻流动性过多的压力，为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削弱。

三、货币供应模式变迁的分析

(一)货币供应模式变迁的背景

建国初期与改革初期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992亿元，比1952年的343.3亿元增长了17.9倍。经济快速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了更大需要，僵化的“统存统贷”信贷政策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配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保证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发展需求适当放宽了信贷规模管理，加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将信贷资金计划管理的统一性和区域经济发展贷款投放的灵活性有机融合，促进了信贷资金管理水平的提高，保证了经济总量发展的货币需求。

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9016亿元，比1978年的3645亿元提高了2.47倍，人均GDP同比增加2.25倍，国家财政收入较改革初翻番。但第三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产品附加值低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粗放型生产模式逐渐显露经济增长的疲态，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急切的任务，经济发展由总量增长向增量与结构并重的转变。“大一统”资金供给模式的弊端凸现。适时出台“实贷实存”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对传统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是重大突破，总体上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于促进搞活经济保证二级银行体制的正常运转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后的金融改革铺垫了良好的基石。1994年起，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在控制国内信用总量的同时。对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方面做出了约束限制，在引导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合理配置方面显现了良好的效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酿成了亚洲国家货币贬值的多米诺效应，大部分国家用本币贬值刺激贸易出口缓解国内经济困境，中国在此关头展示了大国风采，高调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稳定国际货币市场，抵御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扩散。人民币不贬值使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减少。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种情况下，贷款规模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98年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全面推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虽然仅仅是“规模”的解除，其深刻意义在于防范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失衡的前提下，赋予商业银行更大的自，使货币供给及时满足市场需求，确保国内经济的顺利发展。

2001年以来外汇储备每年大幅度递增，2001年增幅44.64％，2006年高达134.23％，2009年6月底攀上2.12万亿美圆高点。货币供应受到外汇占款增长的挤压，超越了货币需求的正常量，基础货币投放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偏转。货币供应制度已由主动“调节型”供给向被动“适应性”回笼转向，货币供给方式从调控国内市场转向适应国内经济与国际贸易两个市场，见图2。

(二)货币供应模式变迁的经济透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走过了多种模式，金融生态的复杂变化史无前例，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前所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货币供求的相对均衡，任务非常艰巨。

封闭经济环境下的资金供应，主要面对国内经济发展，综合信贷计划调节货币供应量，现金发行量填补信贷计划差额。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独立制定货币政策，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是商业银行，目标是实现金融市场的供求均衡，调控主要变量是贷款规模。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投放再贷款，商业银行对企业放款，银行系统通过货币乘数放大信用规模。构成了货币供给的基本链条(图3)。

开放经济环境下的货币供给，需要兼顾内部与外部经济的双重均衡。“结售汇”管理以来的外汇储备急增，在外汇储备高增长的2006-2008年，国内市场出现流动性过剩。为了严格执行收购外汇的政策，同时避免基础货币挤出过多触发国内通货膨胀，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从“正向引导调控”转向“逆向适应调控”，有步骤的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发行中央银行票价等“对冲”措施收缩过多的流动性。应该说，货币政策的这种转变在运转模式上没有经验，在技术操作上具有难度，在形式上容易引发传统思维的误解。但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了国内出口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对外加工企业的发展，稳定了国内就业市场。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货币供给变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货币供给模式的变迁始终配合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开放市场经济的变革阶段，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模式相应进行了资金供给模式、资金借贷模式、贷款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式、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和货币对冲模式的与时俱进改革。换句话说，货币供给模式始终为确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铺路搭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营造相适应的金融环境，在维护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防止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如果没有货币供给模式的有效配合和良好金融环境的协调吻合，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顺利通畅。

2、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地位经历了“螺旋式”变迁循环。

从改革始点的“行政管理模式”货币发行，经1985年二级银行体制建立的资金管制模式，到1998年“市场调控模式”宏观调控系统，至货币政策的“对冲”操作，回归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更加凸显，完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进程。这个螺旋式演进发展，经历了货币政策操作从单一信贷指标管制到多样化操作工具组合运用的成熟进程，摸索出从基础货币供给的引导式宏观调控到外汇储备占款过量对货币

回笼的“对冲”适应式操作技术，实现了货币供给从僵硬的计划行政式资金供给管制到灵活宏观金融调控式有机传导系统的转轨，完成了国内经济均衡向兼顾开放经济“两个市场”的转变。经历了螺旋式发展的货币政策，人民镀行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运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国际化进程中摸索出了有效策略，寻觅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货币供给灵活机制和实现货币供求均衡的前瞻性操作经验。

3、货币政策的及时调整对熨平经济波纹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体制转型没有现成的模式和路径。“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踩踏摇摆，经济发展中触发波动在所难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三次经济过热(1985、1994、2007)，以及国际环境突变诱发的两次经济放缓(1997、2008)，是转轨经济发展道路上难以绕过的坑洼地段。为了减轻宏观经济的振动摇摆，人民银行在经济过热时期采取了“适度紧缩”、“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趋缓的苗条及时开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药方。起到了削峰添谷均衡社会总供求的良好效果。校正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偏离。我国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创造了连续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世界奇迹。中央银行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主基调基础上有针对性的灵活调整，功不可没。

(二)启示

从30年货币供给探索的成功之路和前瞻经济金融的发展趋势，我们有以下启示：

1、经济改革深化需要强化货币政策的重要地位。

货币政策是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旋舵，货币政策决定着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宏观目经济标的实现。因此，提高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长期国策。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技术性，是人民银行今后长期认真研究的课题。

2、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货币供给在外汇占款的货币供应模式下，人民币对外面临升值压力，对内存在高通货膨胀风险，货币政策显现出被动性特征。因此，保证货币供给适应经济发展，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发挥，就应确立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为此，在外汇高储备的背景下，需要减轻“藏汇于国”的风险压力和管理成本，逐步放宽结售汇管理直至推行自愿结汇模式，培育国家与民间共同储汇的市场化机制。使货币供给尽快回归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运行轨迹。重归中央银行引导式宏观调控模式，修复货币政策调控的良性传导系统。

3、货币供给模式要实现总量均衡和结构合理。

经济一体化下的货币供给，需要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层面研究货币供求的影响因素。在商品市场的层面上，要密切关注国内和国际市场，把握内部与外部经济两个市场产生的货币需求，实现货币供求在总量上均衡和“两个市场”结构的上吻合。在资本市场层面上，伴随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扩大，精准跟踪国际资金流动变化对国内造成的货币供求变化。既要有效利用国际资本改善资源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给国内经济发展增加良机，但更要防止国际资金进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及。以及投机性国际资金酿成的货币供求失衡。

4、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提高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使一国难以置身于世界经济之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受到世界经济影响的程度加大，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国际复杂多变的因素影响。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间货币政策相协调，将成为今后大国货币政策变革的方向。因此，我国中央银行应注重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注意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协调，取得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免受国际经济政策波动的不利影响。在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合作中，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提高在货币政策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