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中国未来

半个世纪前，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无足轻重”。但自1980年代以来，用“贸易总额”度量，跨国公司正以年增长率15%以上的超常速度占领着全世界的市场。今天，世界贸易的60%以上是通过跨国公司运作得以完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天，全球500家大公司（多数是跨国公司）的400家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2000年底，有36万家外国企业获得批准在中国境内经营。作为对比，1985年底，中国一共有22万个国有企业，从那时起，国有企业的数量开始逐渐减少。2000年底，外国资本在中国实现了的投资额约为3500亿美元，这相当于现存国有资产的总量。如果按照与“国企”同样的“资本－产出”率计算，这一资本规模意味着GNP的1/3是由中国境内的“外企”生产出来的。最后，这些外企当中的“外国独资企业”雇佣了2000万中国雇员，相当于城镇总就业的10%，这意味着外企的劳动生产率是国企的3倍以上。

如今，跨国公司不但完全进入到了中国的经济领域，也渐次进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在重塑我们自己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细微末节上积累着来自西方的“效应”。正是这类细微末节的积累效应，先是结束了地球上的“冷战”，以致市场经济的潮流变得“浩浩荡荡”，不管我们是幸福还是痛苦，把我们统统抛进了所谓“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

每一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同时给人类带来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机会）。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自己所处的时代多么“特殊”（幸运），所以，我们才需要直面自己时代的风险和机会。

“跨国公司”带来的机会

在经济统计术语中，“跨国公司”是一个需要特别界定的概念。例如，根据美国商业部的定义，任何一家美国境外的企业，只要被美国境内的个人或法人组织持有或控制超过10%的（有投票权）股份，该企业就称为“美国在海外的关系企业”（USforeignaffiliates）。如果上述意义的控股超过50%，该企业就称为“美国在海外的控股企业”（MOFA：majority-ownedforeignaffiliates）。所谓“跨国公司”，在这一术语体系里叫做“multi-nationalcompany”（MNC），直译为“多国公司”。美国的“MNC”概念被严格界定为“美国的全部MOFA及其美国母公司的总和”。当然，我们知道，跨国公司还有其它的名称，例如“trans-nationalcorporate”，直译为“超国家公司”，或许中文的“跨国公司”就由此而来。

类似地，在美国境内的“外国关系企业”应当界定为由外国人或法人组织控制10%以上投票股权的美国企业。另外，如果一家跨国公司对所在国来说具有多重“外国关系企业”身份（例如，一家在中国境内的企业，被英国控股15%，美国控股12%，日本控股20%……），企业所在国就有必要界定“UBO”（ultimatebeneficialowner），直译为“最终受益者”，即根据企业的全部控股链条来判断和找出那个最终控制了50%以上权益的自然人或法人。由于对企业权益的控制链条迂回曲折，一家中国境内的外国关系企业的“UBO”很可能也居住在中国境内。因此，在MCN统计中需要对UBO的身份加以特别说明。显然，不论按照何种统计体系，跨国公司的基本特征是把企业的部分权益比较长期地转移到另一国家境内。

截至2001年底，我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总量已经超过1000万人。与此同时，如前述，跨国公司为中国城镇创造了2000万个工作机会。就地理分布而言，大量新增加的就业机会出现在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而被这些新型企业挤垮的大批国营企业则分布在东北和内地。我们知道，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里，劳动力迁移的成本相当高昂，这些成本包括：住房、子女教育、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以及心理成本等。于是，在像沈阳这样的大城市里，下岗的国营企业工人只能靠每月200元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技术工人，在南方各省能够获得至少每月1500元的收入。

2000年5月，享誉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了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狄（NicholasLardy）的报告：“关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报告开篇指出，中国经济正从1978年开始的高速增长阶段（两位数增长率）进入到了中速甚至低速的增长阶段。至1999年底，中国经济已经连续7年出现本年增长速率低于上一年增长速率的情况。中国政府20多年来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的威胁。

今天，我们知道，2000年和2001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均为10%以下。可以想象，2002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将进一步拖低中国经济。由于中国经济的微观结构性质，拉狄指出，“从1990年到1998年，中国的企业以年均5.7%的速度积累着卖不出去的库存。而在美国，这一速率仅仅为0.4%。”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到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那么，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仅仅为4.3%。因此，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入美国市场，图一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保持健康的增长速度至关重要。

图一出自拉狄2000年的报告，是按照最保守的统计口径计算的。即使按照这一保守口径，它仍然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如果我们假设这一贸易顺差在短期内完全消失，那么简单匡算（根据平均劳动生产率数据）的结果是：中国境内将增加至少3000万个失业工人，超过外企中国雇员的总量。在更加恶劣的假设下，图一所示的中美贸易顺差的完全消失将增加5000万中国失业工人。

也是在2000年11月间，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PolicyInstitute）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在华投资将恶化贸易赤字”，作者波克（JamesBurke）在这份报告中指出：美国在中国境内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0%，将使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增加7.3%，同时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减少2.1%。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经济学理由是廉价劳动力、本地市场、和廉价人力资本（参见图五）。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图二所揭示的美国跨国公司将其投资中国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大批销售到美国市场上的理。

图二意味着，随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同步实现的是这些跨国公司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完全抵消和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跨国公司从中国向美国出口总额的相当大部分，是子公司对自己的母公司或对其它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的出口。图三显示，1998年美国进口总额的39%和出口总额的64%是由跨国公司完成，其中作为跨国公司内部交易完成的国际贸易额占进口总额的17%和出口总额的27%。

这家经济政策研究所2000年5月的“简报系列”（BriefingPaper）发表了思考特的文章“中国与美国”（R.Scott,“ChinaandtheStates”）。思考特在这篇文章中报告说：1992～1999年期间，尽管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69%，是美国对各国贸易增长率的佼佼者。但同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长了202%，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新增失业683,231人（根据思考特自己的经济计量研究）。按照他的计量模型，在未来的2000～2010年期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享有对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增加，从而将直接导致在美国国内新增失业。如果考虑到新增加的就业机会与新增加失业人口之间的“摩擦”，那么，思考特预计，中美贸易巨额顺差将在未来十年内使美国全部劳动人口的8.8%承受转换工作的痛苦。

在上述报告中，波克还进一步指出，1989～1999年期间，美国跨国公司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结构，正逐渐从低工资生产部门的产品逐渐升级到高工资生产部门的产品。图四表明，在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中，包括电讯产品在内的高工资部门产品从1989年的25%左右上升到了1999年的45%以上。

图五表明，以1997年为例，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雇员的平均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分别为这些跨国公司在美国雇员的12%和21%。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只有2%和7%。如果我们假定在1997年这些中国雇员所占用的人均固资水平大大低于同类公司美国雇员的人均固资水平，那么，跨国公司将倾向于解雇更多的美国雇员，同时增加该公司在中国的雇员人数。事实上，只要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仍然足够多，并且价格足够低廉，跨国公司就会不断增加中国分公司的雇员人数而较少考虑提高这些中国雇员的固资水平。

图六显示自1992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在美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中逐渐跃居首位（1998年中国接受的美国FDI仅次于马来西亚）。

199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为：（1）玩具、游戏与体育用品；（2）鞋类；（3）电信设备；（4）计算机与自动化数据处理器；（5）办公设备及部件。而同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为：（1）飞机及航空设备；（2）化肥；（3）电信设备；（4）计算机及计算设备；（5）半导体芯片、三极管和二极管。

按照前述的中美两国贸易结构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态势，不难预测，2010年以前，在保守的“非线性增长”假设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可以高达1500亿美元，其中超过55%的份额将来自电信业和计算机服务业（包括软件产品）。从2001年开始，新增加的贸易顺差（约为500亿美元）将再为中国增加1500万个工作机会。

上面刻划的中美经济关系，已经充分说明跨国公司能够带给我们的巨大的发展机会。与这一机会对应，这些跨国公司也将把我们带进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当中去。让我仍然引述拉狄的文章，来说明这一风险的一个侧面。

中国社会的风险与未来

拉狄在前引报告中指出，在中国与美国已经签订的WTO协议中，可以看到中国方面将对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做出的重大让步：（1）在2004年以前把农产品关税降低到平均17.5%的水平；（2）在2005年以前把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至9.4%，在2006年以前把汽车关税从目前的80%以上降至25%；（3）允许美国的“反倾销法案”在2001年之后的15年内继续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非常不利于中国的条款将使中国的大宗优势产品（例如纺织品）持续受到最强烈的反倾销制裁；（4）允许美国以“商品单列”方式监督和禁止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任何商品出现“大幅度上升”。拉狄指出，除中国外，这一条款对其它一切WTO成员国都已经不再适用，惟独中国将在2001年以后的12年内继续接受这一条款的制约；（5）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纺织品，美国在2008年以前有权继续以“单列商品”方式限制其对美出口的大幅上升。这将使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唯一接受这一条款的国家。

我们很难判断，如果上述条款一一加以实行，中国将在未来10年内增加多少失业人口。按照目前经济学家们的估计，如果今天的失业人口总数确实是1.2亿，那么，10年之后，在最恶劣的假设下（如果上列条款全部实行），失业人口将很自然地上升到3亿（不要忘记，美国农产品将使大批中国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求职）。

跨国公司带给我们的风险因素，除了上面论述的“大规模失业”（不可避免地涉及家庭破裂与重组、社会动荡、社会结构的瓦解与重构），其最严重者，在我看来，应当是跨国公司所参与的西方文化与价值体系对中国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冲击、融合或重塑。

大致总结一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社会中的活动，其各种影响可以放在三个不同视角下审查：（1）短期视角，例如未来3年内。在这一期间内，如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中国的失业人口很可能持续上升，人们必须承受摩擦性失业的痛苦，大批失业人口及其家属可能从高失业地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迁移，导致对两地社会的巨大冲击；（2）中期视角，例如未来10年内。在这一期间内，国际贸易的好处会逐渐显现出来，人均收入继续增长，失业缓解，但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在未来10年内，全球经济很可能会走到长期增长的顶峰并开始向长期谷底跌落；（3）长期视角，例如未来50年甚至100多年内。在这一期间内，文化与大范围制度变迁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我们一直以来就在追问的那些有关“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会再次甚至反复被人们提出来。我们最终还会回到德克海姆的那个问题：“我们真的‘更幸福’了吗？”

今天，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或许有助于我们建构新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动力学体系，因为这些庞大的公司组织正在实行面向服务和个性化经济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它们以并购的方式，大范围地把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合并到自己的内部（台湾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案例）。今天，在一台普通的IBM笔记本电脑里，安装着马来西亚制造的驱动器、日本制造的液晶显示器、韩国制造的芯片和墨西哥制造的电路板。跨国公司的活动正在真正地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协同生产。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或许将压抑新的经济发展关系，因为正是这些最有势力的公司，正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其权势为它们拥有和还未拥有的知识产权申请适用范围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专利保护。

跨国公司给中国带来的中期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长期影响，则难以判断，它依赖于我们对自己的价值与文化，及对跨国公司所代表的价值与文化的态度，和由我们的态度所决定的政府对跨国公司活动的制约。

跨国公司将给我们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将主要表现为与大批人口的“摩擦性失业”相联系的心理结构、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动荡。而且，由于跨国公司在短期内将带给例如美国社会急遽的新增失业，可以预期，中国与跨国公司母公司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张。

尽管从理论上看，跨国公司未必是一种长期现象，在例如“世界范围内自由移民”的假设下，跨国公司也很可能会完全消失。但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力量，跨国公司已经完全地进入到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格局。我们看不清楚“历史”的未来，但我们知道一切风险都包含了机会。（注：本文摘编自汪丁丁特为本刊所撰写的长文《跨国公司与中国转型期社会》，原文1646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