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摘要:文章在对主流跨国公司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Zander和Kogut基于知识特征研究角度的跨国公司理论,并对跨国公司R&D的全球分散化和R&D的国际战略联盟现象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跨国公司;知识理论;知识特征;R&D

跨国公司理论作为独立的经济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直接投资的空前发展引起了国际经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纷纷对此进行研究和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目前,有关研究跨国公司的理论基本上是沿三个方向发展的:以产业组织理论为背景的方向;以国家贸易理论为背景的方向;以企业管理理论为背景的方向。本文在对核心的跨国公司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从知识本身的特性出发开辟一种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视角,同时用企业的知识理论解释了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

一、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

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主要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利等人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

(一)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海默(Hymer)在《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后经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以及约翰逊(H.G.Johnson)等学者的补充,发展成为研究直接投资最早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一种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依据企业特定垄断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一种分析。垄断优势理论提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思路,从而将跨国公司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独立开来,较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对后来的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但该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一定要对外投资;二是不能解释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中的地理布局和区位选择问题;三是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些缺陷导致一些经济学家从另外的角度探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弗农(RaymondVernon)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用于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该理论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产品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以解释企业根据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而做出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弗农认为劳动力成本、信息成本等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选址的最重要因素,将时间变量引入直接投资的动态分析中,较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企业在西欧和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特别是进攻性直接投资的动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局限性,主要反映在:一是它没有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二是该理论主要涉及最终产品市场,而资源开发型投资和技术开发型投资与产品生命周期无关;三是该理论对于初次进行跨国投资的解释较为使用,对于已经建立国际生产和销售体系的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则解释乏力;四是该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五是该理论认为母国垄断优势的丧失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许多跨国公司在保持垄断优势的同时,还进行大量对外直接投资。

(三)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科斯(R.H.Coase)首先提出来,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利、卡森(P.J.Buckley&M.Casson)和加拿大学者鲁格曼(A.M.Rugman)将其应用到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形成市场内部化理论。该理论以市场不完全为前提,将交易成本学说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进一步发挥。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研究跨国公司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转向了研究各国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企业国际分工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它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能够解释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跨国公司的许多经营现象,通常被视为跨国公司长期性的一般理论。但内部化理论又有其局限性,它没有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方向,同时随着近十几年来跨国公司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各种合同安排、战略联盟方式的迅速增加,其外部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内部化理论自然解释不了这种现象。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H.Dunning)首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是由企业自身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所谓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OIL)模式。折衷理论并非是对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简单总结归纳,而是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这个高度,讨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组变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企业从事出口、特许权转让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迄今最完备的、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称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里的“通论”。他创建了“一个关于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协议安排三者统一的理论体系”。但是这种理论也无法解释部分国家在尚未同时具备三种优势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关系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

二、跨国公司理论的最新发展――从知识本身的特征研究跨国公司

宾西法尼亚大学的Kogut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Zander提出从构成公司所有权优势的知识的特征角度来研究知识转移模式的选择进而解释跨国公司的产生,一方面在理论上澄清了交易成本和转移成本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开辟了研究跨国理论的新视角。Kogut和Zander认为: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市场失效、机会主义的存在无必然的联系,主要是知识转移成本在公司边界的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与交易成本经济学存在分歧。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如下:

(一)对知识的划分――隐形知识和显性知识

Nonaka将企业的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存在于每个员工的头脑中或组织的结构和文化中,无法用语言或者是文字明确地描述。显性知识是用正规化、系统化的语言来传递的知识。在任何组织中创造知识有组合、内化、外化、社会化四种基本模式,每一种转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共享的过程。知识共享和创新使得企业的知识库不断扩充,新知识不断产生,同时也使知识从个人层次向组织层转化,正是这种组织知识使企业产生差异化,使企业具有核心能力。

(二)企业是一个知识库,是致力于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的社会实体

该理论将企业视为异质的知识载体的经济主体。企业当前的知识存量以及其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发展未来机会、配置资源的能力。同时,与企业知识密切相关的认知能力也决定了企业的知识积累,从而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各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客观上说都完全相同的,但由于企业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不尽一致,所以他们所能发现的市场几乎也不相同。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来源应当是知识。

(三)知识的特征决定了知识的隐含程度,从而决定知识转移模式的选择

知识本身具有三个特征――知识的可编码性、复杂性和可教导性,这三个特征共同决定了知识隐含程度的大小,从而对知识转移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Kogut和Zander通过对瑞典1960年以后35项重大创新的82次转移进行调查研究,得出:一是知识的可编码性和可教导性与知识向全资子公司进行转移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难以编码和教导的知识倾向于向全资子公司进行转移;二是知识的复杂性与知识向全资子公司进行转移呈正相关的关系,即越复杂的知识越有可能向全资子公司进行转移。

根据Zanderhe和Kogut的研究,决定企业边界的是企业内部资源――知识的转移和创造的效率,而不是交易成本和内部控制成本的比较。企业之所以将市场交易内部化,是因为知识(尤其是隐含性知识)在企业层级结构内部各个单元之间的转移要比市场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转移更加有效。因而作为企业集团国际化经营最高阶段的产物,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替代了国际市场,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与交易体系,并使得资源可以在这一体系内更有效地转移和创造,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经济性或取得更大规模的效益。

三、基于知识理论的跨国公司技术全球化的理论解释

根据企业知识理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来自无形的知识,企业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利用就构成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内容。跨国公司技术创新全球化作为一种战略行为,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利用,已达到构筑全球竞争优势的目标。跨国公司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利用主要基于两种组织方式,或者说在两个全球网络里发展,一是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发展;二是跨国公司外部网络发展。

(一)企业内部网络发展

跨国公司的创新传统上都是集中在母公司内部进行的。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消费者的成熟和全球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在创新上面临的不是知识外部性的风险,而主要是创新速度上的风险。跨国公司要想保持和不断开辟全球市场份额,就需敏锐地获得全球不同消费者市场的需求动向。而这些需求知识往往以隐性知识为主,因隐性知识的特有属性,传统的集中创新模式对分布在全球市场的隐性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上很难获得效率。

另外一个可观的事实是,知识的全球分布在量和质上呈现多极化的趋势,一些东道国聚集的知识开始成为跨国公司创新的源泉,相应的一些子公司的知识存量及其知识创造能力对跨国公司的创新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同时全球知识的多极化趋势也是促使跨国公司加大对子公司R&D的投资,以健全子公司创造、吸收和转移知识的功能,以最大可能地从母公司以外学习和吸收知识资源。

(二)企业外部网络发展

企业所形成的知识存量和结构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企业内部知识创造无疑是跨国公司保持创新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但路径依赖是把双刃剑,在构筑优势壁垒的同时,也可能形成知识和能力的刚性。要克服这一弊端,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企业外部来获得新的知识和创新资源。从外部获得企业创新所需的知识,战略联盟是一种较市场更为有效的方式。战略联盟可以使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人员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和示范来获得对创新极为关键的隐性知识。基于知识的战略联盟通常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最可能发生:

第一,知识互补型的战略联盟。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些“知识瓶颈”,如果每一个瓶颈都依靠企业内部的努力来解决,不仅在创新资源分配上可能会存在困难,有时还会因创新周期的延长而错过市场机会。如果在企业外部已经存在自己所希望获得的知识,在不能直接用市场交易的手段获取这些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情况下,企业就会考虑用介于市场和内部开发的战略联盟形式。

第二,知识创造型的战略联盟。知识互补性的战略联盟更多的是知识在企业间的转移和利用,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里,这种知识的转移和利用还不能满足企业的创新发展要求,则企业就有可能寻求知识创造型的战略联盟,即通过与外部的知识源的结合,来构筑创造知识的新平台。这一平台不同于原有的企业内部创新平台,它可以不过多地受企业原有知识的影响,重新构筑知识的结构,以更具革命性的创新为目标来进行知识的创造。像跨国公司出于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战略联盟就是一种以创造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联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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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铭心,陈小悦等.国际管理:教程与案例[M].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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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德新.跨国经营与跨国公司[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管理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