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演进中的法律问题

［关键词］产业演进;法律;法学

作者简介：李新平(1972―)，男，成都市社会科学院(成都，610072)，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法学。

一、研究背景：21世纪产业演进新趋势

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指出，产业竞争力是一国竞争力的核心。[1]可见产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世界经济早已进入了产业经济时代。新世纪，产业演进趋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产业发展呈现集群化发展的趋势。产业集群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它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证明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产业发展中，产业组织出现垂直解体与虚拟化、网络化。垂直解体(Vertical Disintegration)，[2]是与垂直一体化相反的过程，它是指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将原来在企业内部的纵向链条上的生产过程分离出去，转而依靠外部供应商来供应所需的产品、支持服务或者职能活动。产业组织垂直解体后，形成网络化的关系，企业组织趋于虚拟化。虚拟企业使用了一个或多个现有的组织机制，如合作关系、合资企业、战略联盟、供应商-转包商、特许经营或许可、外包、企业网络等。三是产业融合化。[3](24-27)产业融合是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作用于传统产业，使得两种产业或多种产业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产业。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及其强大的渗透力，打破了不同产业的边界，使不同产业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新的融合产业。四是产业生态化。[4]产业生态化是依据指产业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达到充分利用资源，消除环境破坏，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

二、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产业法的研究

产业经济的兴盛和新的发展趋势使法律及其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总的说来中国学者对产业法律、法学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国学者对产业法律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产业法的法律地位

学者们大体都认同产业法属于经济法的组成部分，有少数学者提出产业法在经济法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赵立新认为:在经济法体系中,产业法应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经济法体系完善应当明确产业法的主导地位,以利于厘清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界限,促进经济法规范体系的互动和谐。[5]吕忠梅认为产业结构调节法,当然地应该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法体系中的基本法。[6]王健在产业政策法若干问题研究中，认为产业政策法是宏观经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7]

(二)关于产业法的立法原则宗旨

赵立新认为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原则为市场导向原则；依法调节原则；合理调节合理调节原则；效率调节等；[5]吕忠梅认为产业结构调节法的立法宗旨则应为:通过运用各种调整手段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6]李昌麒认为产业法的立法原则是“决策原则”、“平衡原则”、“调节原则”[8]

(三)关于产业法的名称

董进宇认为，产业政策法是政策与法律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种法律，在产业政策法中,政策是其内容,法律是其形式,或者说产业政策获得了法律的表现形式,进而具有法律的一般性质,如规范性和约束力,或者说政策本身就具有法律性质,在这里,政策和法律融为一体；[9]王先林认为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方面,产业政策法是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产业政策法具有政策性、社会本位性和综合性等特征,是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系主要由产业结构政策法、产业组织政策法、产业技术政策法和产业布局政策法等构成。王健论证了产业政策法的名称认为产业政策法是宏观经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10]

(四)关于产业组织政策立法

欧阳爱辉认为，对反垄断法中产业诱导机能的现实意义和它在未来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具体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反垄断法具有产业诱导机能,其作用重大,带有极强的政策倾向性,未来中国反垄断法的产业诱导机能应体现在宗旨、原则、垄断及其相关行为的确立、调整范围、适用除外、特殊保护、引进外资和实现制度八个方面。[11]吴宏伟认为,竞争的正常运行需要有法律保障，但成就于国家政策目标的落实与实现。我国反垄断法在制定过程中，应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主要体现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规制对象和执法机构这三个问题上。[12]赤风认为，在竞争法中，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构成了“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不仅可包罗所有法律中不曾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还可确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正确适用。德国立法例表明，一般条款的适用以行为必须发生于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违反善良风俗为要。

(五)关于产业法的体系

王先林、刘胜兰将产业政策法体系设计为产业结构政策法、产业组织政策法、产业技术政策法和产业布局政策法等部分。赵立新将安全理念下的产业法体系设计为两大部分：即提高产业素质和竞争力的法律；防止和克服外来产业安全威胁的法律。马跃进、李彦芳将中小企业法体系设计为《中小企业促进法》统率下的关于资金支持、创业扶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单行法，并主张与公司法、税法、证券法、金融法等相关法相配套。郭俊秀、丁洁将电子银行法律体系设计为电子银行业务 法、电子银行监管法和电子银行配套法等部分，并强调电子银行业务法应是该体系的立法重点，其内容应包括《电子银行法》、《电子资金划拨法》和《电子货币法》。王健认为它由产业结构政策法和产业组织政策法构成。产业政策法以间接诱导手段、直接管制手段和行政信息指导手段作为保障措施。

以上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产业法的研究基本处于初创阶段。笔者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通过“产业集群”和“法”字段联查,未发现一篇产业集群法律问题研究论文,以“产业融合”和“法”联查,未发现一篇产业融合中法律问题研究的法律;以“产业生态化”和“法”联查,以“企业虚拟化”和“法”联查,以“企业网络化”和“法”联查,均未发现一篇相关论文。这说明中国法律学者没有更深入地研究产业的一些基本形态,另一方面相对现代产业崭新发展的研究也严重滞后。

三、产业演进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产业演进新趋势对产业立法原则的影响

学者们目前总结的产业法主要站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进行归纳，主要原则有：决策原则、平衡原则、调节原则、市场导向原则、依法调节原则、合理调节合理调节原则、效率调节等。这些原则对产业法的立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面对产业演进的新趋势则有些滞后。笔者认为应当确立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的两项重要原则。

从技术创新来说，首先，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带动产业的及时升级换代，产业的升级就是产业的高度化，根据产业经济学的原理，产业高度化的含义是产业结构向产业的技术结构和产业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演化过程。[13](69)因此，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产业技术水平是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其次，从当前产业演进的新趋势来看，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在于企业因地缘上的集中而促进相互学习，实现“创新--模仿--在创新”的学习机制，从而形成一种自组织，带动产业集群的持续性发展。因此，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就是其技术创新和学习机制的建立。从产业融合化来看，其作用机制是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产业，其本身就内涵着创新的含义。产业生态化则要求创建循环经济，这其中的核心支撑也是技术创新，只有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发现，才能够促使产业不断向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可见产业法的实施首要问题是解决产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只有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气氛下，才能够迅速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产业发展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资源瓶颈，环境瓶颈约束下的必然选择。产业法的立法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八十年代提出的概念。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 产业演进对行政制度的影响

产业演进主要通过对中国行政体制的影响来影响行政法体系。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一例外都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竞争氛围，企业之间能够密切协作，集群的共生性、柔性等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行政体制已经形成了集群发展的主要障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地区分割，二是部门分割。产业集群的发展通常是跨部门的和跨地区的，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我国特有的“条条块块”直接导致集群内企业各类生产要素出现流动，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集群运行成本高。可见，要发展一流的集群，必须打破条块分割，建立区域间、部门间良性互动的协调机制。这就涉及对我国行政立法制度的改革。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产业融合之中。我们知道，产业融合的基本含义是要求产业之间互相渗透，产业链不断衍生，产业内部企业之间不断合并。产业融合本身就内涵着产业要素的重新整合，资源的重新分配。大量的生产要素出现跨部门流动的趋势，这对行政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仍然有计划体制的烙印。不同行业分不同部门管辖，部门有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行政法规严重缺乏协调性，统一性，部门利益在行政法规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种管理体制下的企业又受经营范围的严格限制，从而使产业融合成本高企。比较经典的案例是当前热炒的“三网合一”问题。

可见，产业演进的新趋势都告诉我们，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法制体制，才能促进要素的低成本流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产业演进对我国契约制度的影响

前面已经谈到，产业垂直解体和组织网络化、虚拟化的问题。正是电子商务时代的信息传递机制导致了信息成本的不断降低。而信息成本的降低才可能使企业基于供应链集成的创新管理模式成为可能。虚拟企业组织本身最大的特性就是无限的弹性，一个企业可以随时调整他所具有的结盟关系或是彼此之间权利义务的内涵，换言之，如果法律使得企业之间要设立、撤销或者改变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过于困难，或者是要负担过大的成本，这都会造成发展虚拟组织的障碍（契约成本障碍）。因此，伴随企业虚拟化运行模式，首先我们要减低建构虚拟企业的构建成本。同时，由于不同型态的合作有不同的需求，有一些合作型态，是属于长期性的合作关系，有一些合作型态是属于短期性的合作关系，除了时间因素之外，有一些合作关系是属于大厂之间的合作关系，有一些的虚拟组织则是属于大厂与小厂之间的合作，由此可想而知，契约所需要的弹性相当的大。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进一步放宽契约法律规制（公司法、合同法为主体）中的强行规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意思自治。而其中的重点一是放宽双方、多方的合同条款限制，包括签约形式限制，另一方面则是放宽公司法的组织形式限制，减低企业并购成本，促进企业的组织创新。美国学者认为要使企业能敏捷地对快速变动的商业环境做出快速的调整，法律应该提供企业经营者以下的选择 ：（1）投资者可以弹性的选择管理阶层的架构（Managerial Infrastructure）。（2）投资者无论是在商业组织存续期间，或者是在商业组织撤销之后，都仅就其出资额负有限责任。（3）可以透过契约重新分配或是消除经理人的责任。[14]

法律环境应当着眼于减轻因为建立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成本。对企业与其它企业合作时，可能面临的连带责任予以适当的解除，这些都有利于构建一个高度弹性、易于合作的法律环境。

四、总 结

勿庸置疑的是21世纪产业的发展正在勃发出新兴的生机，如何从制度上引导和培育出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然而我国学者从法律层面对之进行的探讨还显得十分薄弱，本文也只是投石问路，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也助于促进对我国的产业法学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１］［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力［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２］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 48(1).

［３］［日］植草益．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中国工业经济，2001（2）．

［４］厉无畏，王 振．中国产业发展前沿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５］赵立新．产业法的地位研究［Ｊ］．江汉大学学报，总第23卷．

［６］吕忠梅．产业结构调节法再探［Ｊ］．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6）．

［７］王 健．产业政策法若干问题研究［Ｊ］．法律科学，2002（１）．

［８］李昌麒．经济法学［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9］董进宇．宏观调控法学［Ｍ］．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10］王 健．产业政策法若干问题研究［Ｊ］．法律科学， 2002（1）．

［１1］欧阳爱辉．反垄断法中的产业诱导机能的体现探析［Ｊ］．经济法制法学，2000（３）．

［12］吴宏伟．我国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目标［Ｊ］．法学杂志，

［13］龙茂发主编．产业经济学概论［Ｍ］．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14］Ann E. Conaway Stilson, The Agile Virtual Corporation, 22 Del. J. Corp. L. 497, 516 (1997)．

Leg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y EvolutionLi XinpingAbstract: In the new century,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industry evolution appear: industry clustering, industry melting, industry vertical dissolving, and cyberization and virtu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Whether one country can catch up with the industry evolution relates closely to the country’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e author found that Chinese scholars study the leg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y evolution in a superficial way, which leads to the lag of legisla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calls for the study and exploration on the legal issues, such as, the methodology of industry law, legislation principles, and effects of industry evolution o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ontract system.Key words: industry evolution; law; the science of law

［ 收稿日期： 2007．3．9 责任编辑：陈健生 ］

［中图分类号］DF4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7)05-00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