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村”时空分布变迁研究

摘要：“癌症村”是癌症发病率或死亡率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村落，是癌症高发现象在村级空间尺度上的反映。“癌症村”的出现是人地关系演变的结果，其时空分布及变迁是一个健康地理学问题。本文从健康地理学角度出发，在判定“癌症村”概念和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1980-2011中国癌症村数据库”，运用ArcGIS时空分析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80-2011）“癌症村”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从1954年开始出现“癌症村”，到2011年底，全国累计发现351个“癌症村”；1988年前“癌症村”增长缓慢，1988年之后呈加速增长趋势，2000-2009年10年间我国累计新增“癌症村”186个，占全部“癌症村”的53%，是我国的“癌症村群发年代”；我国“癌症村”为集聚型分布，但区域差异明显，总体上是东部多于中部，中部多于西部；根据“癌症村”密度，全国可分为“癌症村稠密区”、“癌症村较密区”、“癌症村稀疏区”、“癌症村空白区”四个层次；最近30年来，我国“癌症村”重心位置一直在鄂、豫两省交界地区移动，总体上具有自西向东移动的趋势，而每5年间新增“癌症村”的重心也始终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移动，总体上存在自东北向西南移动的趋势；我国“癌症村”分布与河流关系十分密切，近60%的“癌症村”分布在距离河流3 km的范围内，81%的“癌症村”分布在距离河流5 km的范围内；我国“癌症村”的产生，95.16%为化学致癌因子所致，1.99%为病毒致癌因子所致，1.14%为物理致癌因子所致；环境污染，尤其是水体污染，是导致“癌症村”的罪魁祸首。

关键词 癌症村；时空分布变迁；致癌因子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56-09

“癌症村”是癌症高发现象在村级空间尺度上的反映，它是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发村落的简称。自1960年代以来，“癌症村”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美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和土耳其、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均有“癌症村”、“癌症集群”的报道[1-8]。在我国，自1970年代以来，“癌症村”也引起了媒体[9-12]、非政府组织[13-15]、环保人士[16]广泛的关注。学术界对“癌症村”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癌症村”病因的调查[17-22]；二是对“癌症村”时空分布的分析[23-26]。我们认为，“癌症村”的出现是人地关系演变的结果，其时空分布及其变迁是一个健康地理学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从地理学角度探讨“癌症村”时空分布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为此，拟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80-2011）“癌症村”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做一探讨，希望能对“癌症村”的地理研究和健康地理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1 概念、数据与方法

1.1 “癌症村”的概念判定

顾名思义，“癌症村”是癌症高发现象在村级空间尺度上的反映，但这只是一种定性的描述，并非医学统计学的定义。不考虑空间尺度，国外的“癌集群”（Cancer Clusters）定义有助于我们对“癌症村”的了解。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癌集群”定义为“一个地理区域在一定时期内，人群中出现比期望数多得多的癌症患者”[27]。参考这个定义，我们将“癌症村”定义为：癌症发病率或死亡率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村落。这里，我们以全国平均水平代替正常期望水平，村落则包括行政村、社区、村级管理区、厂矿等。1973-2009年间中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的平均水平见表1，数据缺失的年份以最近邻时期数据代替。

根据上述定义，同时考虑“癌症村”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相对“高”的特性，我们确定以下三条判定“癌症村”的大致标准：①癌症发病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村落；②癌症死亡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村落；③统计数据不全但癌症发病率、死亡率明显高于正常期望水平的村落。凡满足以上三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即可判定为“癌症村”。

1.2 “癌症村”的数据来源

“癌症村”没有官方的、正规的、常态化的统计数据，现在有关“癌症村”的数据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术论著，包括公开出版的期刊论著、研究报告以及对外公开的学位论文、调查报告等，此类“癌症村”数据可信度高，但十分零散；二是纸质媒体，包括全国性的和地方性报刊杂志，此类“癌症村”数据较为可信，但十分稀少；三是网络媒体，包括各级各类网站、电视、广播等，此类“癌症村”数据良莠不齐，但十分丰富，需仔细甄别。在网络媒体中，来自个人网站、博客、论坛、微博的“癌症村”数据，一般难以采信。

关于我国“癌症村”的数量，由于判别标准不一和统计时段不同，学者们的统计数量也各不相同。如卢楚雍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为70个[23]，孙月飞统计截止到2009年4月为210个[24]，汪新平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为314个[25]，Lee Liu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为459个[26]。除学术研究外，媒体记者和网络人士对中国“癌症村”的数量也颇为关注，有的甚至编出了所谓的《中国癌症村名录》[31， 32]。但是，中国究竟有多少个“癌症村”？需要我们做更细致、更全面的搜集、甄别和整理、统计工作。

我们根据“癌症村”的判定标准，对从网络媒体、纸质媒体、学术论著中收集到的“癌症村”数据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科学的整理，初步建立起了“1980-2011中国癌症村数据库”。数据库包含的主要信息有：癌症村名、所在省份、出现时间、主要病种、病死情况、数据来源、疑似病因、河流水质、经济社会影响、应对措施等。

1.3 “癌症村”的研究方法

1.3.1 “癌症村”出现时间的判定

“癌症村”是一定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研究“癌症村”的分布变迁，必须了解每个“癌症村”的出现时间。所谓“癌症村”的出现时间，是指村落由非“癌症村”的“正常”状态质变为“非正常”的“癌症村”的临界时间。按照“癌症村”的判定标准，理论上，“癌症村”的出现时间应是其癌症发病率或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第一年，但由于根本不存在村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要找到这样精确的“出现时间”是不可能的。现实情况往往是这样：某个村落实际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早已高过了“正常”的临界状态，客观上已经是“癌症村”了，但由于这个过程的渐积性和隐蔽性，当地人们却无法清晰感受和发现这个临界时间。因此，我们判定“癌症村”的出现时间，主要采用的是被媒体公开声称其为“癌症村”的年份，除非是能通过回顾性调查根据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来确定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年份。

1.3.2 “癌症村”分布类型的判定

“癌症村”是地理空间上的“点”。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可用最近邻指数判定[33]。要获得“癌症村”的最近邻指数，首先必须确定所有“癌症村”的地理位置，并计算它们之间的最近邻距离。为此，我们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1∶400万地形数据库中的全国矢量地图[34]为底图，通过ArcGIS10及Google Earth软件将所有“癌症村”进行空间定位，并利用ArcGIS10空间统计模块下的平均最近邻工具进行最近邻指数计算和Z检验。

1.3.3 “癌症村”分布重心的判定

重心是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物体的重心会随物体的质量分布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把中国大陆看作一个质地均匀的平面，并假定分布在这个巨大平面上的“癌症村”都是等重的，则在这个平面上便存在一个支点，使这个分布着“癌症村”的平面保持水平的平衡状态，这个支点即为中国“癌症村”的分布重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癌症村”的不断增加，“癌症村”的分布状态不断发生变化，“癌症村”的重心位置也会不断发生位移，并在空间上形成一条移动路径，揭示着“癌症村”时空变化轨迹。在本研究中，我们把所有“癌症村”视为重量相同的点，其重心位置即是所有“癌症村”X坐标和Y坐标的平均值，通过ArcGIS10软件空间统计模块中的平均中心工具计算得出。

1.3.4 “癌症村”与河流关系的判定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距离近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35]。现有调查表明，“癌症村”与河流污染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关系究竟密切到何种程度？本研究拟通过分析“癌症村”距离河流的远近来揭示这种关系。具体做法是：根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1∶400万地形数据库中的全国五级以上的河流数据，利用ArcGIS10缓冲区分析工具，分别以不同的缓冲半径做缓冲区，然后用相交工具计算落在缓冲区内的“癌症村”数目及其占总数的比例。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癌症村”的时间变化特征

如图1所示，我国从1954年出现第一个“癌症村”[36]，到2011年底，58年间共有351个“癌症村”见诸报道，平均每年新增“癌症村”6个。总体来看，1988年之前，我国“癌症村”的数量增长比较缓慢，1988年后则呈加速增长趋势，特别是21世纪的头10年（2000-2009），我国累计新增的“癌症村”多达186个，占所有“癌症村”总数的53%，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癌症村群发年代”。

科学研究证明，现代癌症的多发、高发与环境污染有着直接的关系，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尔逊于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她不仅“通过一扇狭小的窗户”（杀虫剂）告诉我们污染物质对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的危害，指出美国当时“每四个中有一个”因此患上癌症，而且通过美国的事实告诉我们环境污染的“人类的代价”：“化学药物对生物的影响是可以长期积累的，并且对一个人的危害取决于他一生所获得的摄入总剂量……只要我们坚持使用那些直接摧残我们神经系统的化学药物，我们将继续被迫付出这一代价” [37]。现代医学也证明，环境污染致癌的累积过程平均大约是20年左右[38]。因此，我们认为，我国21世纪头十年出现“癌症村群发年代”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改革开放头十年（1980-1989）乡镇企业蓬勃兴起造成的污染对人类健康危害在20年后的集中暴露，尽管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新世纪人们对健康比以前更敏感和更重视有关。至于2009年后我国新增“癌症村”数有明显的减少，除了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污染得到有效遏制外，也可能与距离目前时间不长以致回顾性报道不多有关。

2.2 中国“癌症村”的空间分布变迁

2.2.1 “癌症村”分布类型

前已述及，截止2011年底，我国累计“癌症村”总数为351个，以全国国土面积960万 km2计，按照上述“癌症村”空间定位方法，在ArcGIS10中使用平均最近邻工具进行计算，得出我国所有“癌症村”的平均最近邻指数为031，远远小于1，经检验， 置信度为99%，这说明我国“癌症村”在空间分布上为典型的集聚型分布。由于西部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五省区及港、澳、台地区尚未见“癌症村”报道，如果将这些省区的国土面积剔除，再计算所有“癌症村”的最近邻指数，则其集聚特征更明显。“癌症村”在空间分布上的集聚，反映了环境污染及其人类健康影响的局地性。

2.2.2 “癌症村”区域差异

表2显示，全国34个省级政区中，除台、港、澳缺乏数据外，其余31个省级政区中26个有“癌症村”。其中，5个省区有20个以上“癌症村”，9个省区有11-20个“癌症村”，12个省区有不到10个“癌症村”。如图2所示，根据“癌症村”的密度（个/万km2），可将我国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癌症村稠密区”，其密度在2.67-1.41之间，包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上海、浙江、海南8省区；二是“癌症村较密区”，其密度在1.40-0.61之间，包括北京、山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江西、广东、福建9省区；三是“癌症村稀疏区”，其密度在0.60-0.01之间，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9省区；四是“癌症村空白区”，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5省区。把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如表2所示，东部地区分布有“癌症村”180个，密度为1.07个/万km2；中部地区分布有“癌症村”126个，密度为1.53个/万km2；西部地区分布有“癌症村”45个，密度为0.09个/万km2。“癌症村”的经向地带性差异十分明显，这种差异的形成，实际折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差异。

2.2.3 “癌症村”重心变迁

我国351个“癌症村”中，有33个（9.4%）是1954-1979年之间出现的，平均每年新增只有1.27个，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癌症村”数量少且增长缓慢，其分布存在随机性，对其分布重心做轨迹分析的意义不大。这里，我们主要分析改革开放后1980年以来的“癌症村”变迁轨迹。使用ArcGIS10平均中心工具，计算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1年累计的“癌症村”的分布重心，得到图3中实线所示的我国最近30多年来的“癌症村”重心变迁轨迹。使用同样的方法，计算每5年新增的“癌症村”的分布重心，得到图3中虚线所示的每5年新增“癌症村”的重心变迁轨迹。年度累计“癌症村”的重心变迁轨迹反映的是“癌症村”的总体分布变化，每5年新增“癌症村”的重心变迁轨迹反映的是“癌症村”的空间增长态势。由图3分析可知，近30多年来中国“癌症村”的重心变迁具有以下特征：①年度累计“癌症村”的重心一直在鄂、豫两省交界地区移动，说明我国“癌症村”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②年度累计“癌症村”的重心总体存在自西向东移动的趋势，重心移动区间为112°21′ E -114°32′ E，31°39′N-32°13′ N，经向往东移动了2°11′，纬向往北移动了34′。说明我国东部地区“癌症村”数量增长较快。③每5年新增“癌症村”的重心始终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移动，说明新增的“癌症村”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④每5年新增“癌症村”的重心总体上存在自东北向西南移动的趋势，重心移动区间为116°11′E-113°56′ E，31°53′N-33°38′N，经向往西移动了2°15′，纬向往南移动了1°45′。说明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内部，西南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新增的“癌症村”比重在逐渐加大。

2.2.4 “癌症村”与河流关系

总体来讲，我国的“癌症村”主要分布在海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河流沿岸。在ArcGIS10中，使用缓冲区分析工具，以全国五级以上河流为基础，分别以3 km、5 km为缓冲半径做缓冲区，并用相交工具计算落在不同缓冲区内的“癌症村”数目。结果显示，有205个“癌症村”在河流3 km缓冲区范围内，占总数的58.4%；有284个“癌症村”在河流5 km缓冲区内，占总数的80.9%。近60%的“癌症村”分布距离河流3 km的范围内，说明河流是影响“癌症村”分布的重要因素。如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在河南沈丘县段，因地下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河流沿岸癌症患者明显增多的村庄至少有20个，涉及群众近5万人[39]；太行山东南的漳河流域是食管癌高发区，其中河北涉县张家头、固新、胡峪等乡20世纪70年代调查时食管癌死亡率均为300/10万以上，是全国以乡为统计单位最高的三个乡[40]，河南林县任村、东岗、石板岩、姚村、陵阳、河顺等6个乡1959年-1974年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大于127/10万[41]。

2.3 中国“癌症村”的致癌因子分析

癌症发生与致癌因子有关。致癌因子在一定区域内长期集中存在，就会导致当地癌症患者大规模出现，从而产生“癌症村”。致癌因子大致分为三类：物理致癌因子，化学致癌因子，病毒致癌因子[42， 43]。

2.3.1 物理致癌因子

物理致癌因子主要有辐射、机械性刺激等。辐射如核辐射、X射线、红外辐射、微波辐射等，机械性刺激如长期接触石棉或玻璃纤维，容易导致肺癌或胸膜间皮瘤等。我国351个“癌症村”中，除6个致癌因子不详外，其余只有4个“癌症村”与物理致癌因子有关，占总数的1.14%。如2007年报道，紧靠湖南郴州市苏仙区许家洞镇国营铀矿711矿的清泉村第六组共140人，在过去40多年中，得癌症死亡者有20余人，位于衡阳市衡东县大浦镇的国营铀矿712矿，该矿4 000多名职工中，因患癌症死亡或被确诊为癌症的，到2003年已达350余人，癌症发病率约为8%[44]。铀矿石本身及开矿产生的废渣废水都含有放射性物质，矿工因在矿井中没有使用任何辐射防护装备，直接接触高辐射的铀矿石而致癌；附近居民则因在废渣堆上修建房屋、养猪种菜和从矿洞中取水作为生产生活用水，以致长期遭受过量辐射而致癌。

2.3.2 化学致癌因子

化学致癌因子种类很多，如亚硝胺类、真菌毒素类、毗咯双烷生物碱类、多环烃类、金属元素类等。化学致癌因子主要来自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包括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我国351个“癌症村”中，有334个与化学致癌因子有关，占总数的95.16%。如2004年报道，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由于受到污染，河南沈丘县出现多个癌症高发村，其中黄孟营村在1990-2004年间死亡204人，年均死亡率8.2‰，其中死于癌症的105人，占死亡人数的51.5%[39]，据此推算，其癌症死亡率高达422/105。阜阳市环保监测站提供的水质化验结果表明，沙颍河沈丘段、黄孟营村水塘、干渠等三种水均属于劣五类水，黄孟营村8 m、10 m、30 m Y3种压水井的地下水质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国家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的标准，超标项目主要为硝酸盐、氮、锰和总硬度，且水井越浅，超标项目越多，污染物含量也越高[45]。正是由于水质的污染，沙颍河在河南沈丘段出现了“癌症村”的集群分布。

2.3.3 病毒致癌因子

目前已知的病毒致癌因子有乙型肝炎病毒、多形瘤病毒、Rous肉瘤病毒、Epstein Barr病毒等，这些病毒感染人的细胞后，将其基因组整合入人的基因组中，从而诱发人的细胞癌变。我国351个“癌症村”中，有7个“癌症村”与病毒致癌因子有关，占总数的1.99%。江苏省启东市寅阳镇连兴港等村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70年代，启东的肝癌发病率在50/105以上波动，近年达到60/105-70/10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以致平均每死亡5个居民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3个癌症患者中，就有一个是肝癌。多年来的研究表明，启东人的HBsAg（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约15%，高于全国7%的平均水平，其中，肝癌患者的HBsAg（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约为80%，乙肝病毒是引起启东肝癌高发的主要元凶[46]。

3 结 论

（1）“癌症村”是癌症高发现象在村级空间尺度上的反映。“癌症村”的癌症发病率或死亡率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我国从1954年开始出现“癌症村”，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351个“癌症村”见诸报道，平均每年新增癌症村6个。1988年前“癌症村”增长缓慢，2000-2009年是我国的“癌症村群发年代”，全国53%的“癌症村”是在这10年中新增的。这可能与1980年代乡镇企业大规模发展，乡村遭到严重污染有关。

（3）我国“癌症村”的分布类型为典型的集聚型分布，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上是东部多于中部，中部多于西部。根据“癌症村”的密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癌症村稠密区”，包括津、冀、鲁、豫、苏、沪、浙、琼8省区；二是“癌症村较密区”，包括京、晋、皖、鄂、湘、渝、赣、粤、闽9省区；三是“癌症村稀疏区”，包括黑、吉、辽、蒙、陕、川、滇、黔、桂9省区；四是“癌症村空白区”，包括新、甘、宁、青、藏4省区。

（4）我国“癌症村”的重心位置一直在鄂、豫两省交界地区移动，总体上具有自西向东移动的趋势。每五年间新增“癌症村”的重心也始终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移动，总体上存在自东北向西南移动的趋势。我国“癌症村”的分布与河流关系十分密切，近60%的“癌症村”分布在距离河流3 km的范围内，81%的“癌症村”分布在距离河流5 km的范围内。

（5）我国“癌症村”的产生，95.16%为化学致癌因子所致，1.99%为病毒致癌因子所致，1.14%为物理致癌因子所致。环境污染，尤其是水体污染，是导致“癌症村”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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