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代表型公共空间

摘要：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民主政治环境，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是皇权至上的社会，相应的也造就了以代表型公共领域为特征的公共空间。

关键词：代表型公共领域 展示机制 家国同构 封建政治

Abstract: The feudal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occupying most of the time, different from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and capitalist period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s ancient imperial power is always the first society, the corresponding also made to represent the public domain for the features of public space.

Key words: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domain; display mechanism; home state; feudal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TU984.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十分漫长的国家，没有出现过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若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先作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就会发现中国长期处于以代表型公共领域为特征的传统社会阶段。封建皇帝是国家的化身，是国家共同体的唯一代表。他受命于天，是大公与大私的统一体。相应地，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基本上属于代表型公共空间。

封建君主的代表型公共空间

古汉语中的“公”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代表性特征，它在多数情况下都用来指代郡主、贵族或其他位高权重年长的人，有“公”在所构成的与建筑环境有关的词汇也大部分与这一类人有关系，这一点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君主与“公”字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

中国古代城市公共空间的代表性特征有两种：

首先，皇帝名义上垄断一切公共性资源，成为公共表现的唯一主体，他的臣民都是这种表现的对象与受众。皇帝的宫城充分体现“公私合一”的代表性公共性特点，它既是国家公共生活的中心，也是皇帝的家庭所在地；皇帝在朝廷中（也即是家中）接见官僚，商议属于全体臣民的事情，然而，活动的一切内容和程序都是内向和隐蔽的，普通市民无权知情。与内向的公共生活形成对照的是，皇宫的位置、规模、体量、色彩这些能够体现皇权的标志性因素都外向地推到市民眼前。在历朝历代的都城中，皇帝的宫城绝大多数都位于城市的中心或居于城市中轴线上；宫城的规模也是所有街坊中最大的；其建筑的体量、色彩、纹样等均高于普通民用建筑的使用等级。无论怎样，只要是代表型公共领域，表面化、标志物化总是其最明显的特征。

其次，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又是一个“家国同构”的伦理共同体，“国”是“家”而“家”是小“国”，家庭同皇朝国家一样具有“公私合一”的特点，国家层面的公共生活在家族内部又有其对应物。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多数采用聚族而居的形式，家族力量在社会整合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家庭内部空间与皇帝的朝廷一样也有其仪式化、公共行的一面。这与西方文化中认为家庭绝对私密的观念截然不同。

“家国同构”观念的空间表达就是院落空间形式，这也是最典型的中国传统空间形式的原型之一。“国”、“城”、“家”都是院落空间，只不过规模不同。院落空间形式的特征是围合，由围合而产生“内”、“外”。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内、外”的概念比“公、私”的概念更能表达空间意义的精髓。古人强调内外有别，内者亲、外者疏，对家庭以外的人和事都保持者一种消极的心态。

而在西方城市中，家庭或家族院落之外的区域属于外部公共空间，是人们公共活动的场所，处于内外之间的交往于对话起到积极作用。而中国古代城市中的类似区域经常被封闭、连续的院墙所限定，不鼓励人们驻足停留，从而限制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中国式院落的内部空间则表现出开放的一面，这里也有内外之分，其中的“外”是与院墙外的城市公共空间不同的供家族成员使用的外部空间。

不过，即使在中国传统的院落内部，公共空间仍然是代表性的：围合院落的周边建筑有着明确的等级之分，暗示这不同空间的主人在交往中的地位。

2 代表型公共领域内部的市民公共空间

虽然在中国传统城市中，代表性公共领域占据大多数公共空间的形态决定权，但城市中“市”空间的演变与近代商业行会建筑队涌现表明了底层市民也在不断争取自身的公共空间权利。

“市”的形态演变

不同于西方市民公共领域的产生与市民公共空间形成主要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市促成，中国传统社会时期一直奉行着“重农抑商”的政策，不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封建政权控制者对于交易场所“市”的管理权与控制权，并且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来干涉市民的交易与其他公共活动。作为市民阶级的主体，城市手工业者与商贾的居住与流动都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这些政策无疑严重地影响着城市商业的繁荣，延缓了具有独立意识的市民阶层的出现。

社会政策总是会在城市空间形态中有所反映。自春秋起，面向市民的市在城市中出现并一直延续到隋唐，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内，市都是以内向、封闭的形态为特征。及至普遍实行里坊制的唐代封闭的集中市制和东西两市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市场与其他居住里坊一样被高高的坊墙围住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开闭。这样，作为市民最主要公共活动空间的市场处于严格的政治力量控制之下，实质上与君主的黄成一样都是代表型公共领域的表现场所。

封闭的市制体现了代表性公共领域以自己的“公共性”方式强加于市民阶级的欲望。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市场内的交往活动处于严格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表现为一种“规训”关系，即，通过对市民之间交往行为的干预，使其“规范化”，市场内平等地人际交往关系受到“规训”关系的制约。“规训”关系在封闭市的空间形态中成为最显著的特征：周边封闭的坊墙限制交易活动的范围。

但是，作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经济最终必定要冲破重重的政治阻碍，封闭的市制最终被打破。北宋以后，沿街新兴的商肆、酒楼、茶坊等各行店铺使得街道成为最有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使得封闭性的小处是市民公共空间形成的开端，公共空间不再因为政治原因而成为市民公共活动的人为障碍，而市井也逐渐成为区别于代表性政治公共空间的市民的公共空间。

但市井空间毕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公共空间，就如同西方自治市的市民公共空间内一样，这种市井空间最多只是暂时地摆脱了政治束缚，整个社会公共生活的代表型特征并没有改变。

会馆

与市不同的是会馆多以家族院落的空间形式为特征，院落内部往往还建有戏台等集会空间。会馆建筑一般是由外地商人、迁徙的移民或手工业行会集资兴建的，具有浓厚的地缘、业缘特征。会馆内可进行多种多样的公共活动，而会馆建筑则为这些活动提供了一种家庭般的谈话气氛，使异乡游子行商倍感亲切。在后期他们提供了非政治的（非代表型的）讨论空间，又使其具有现代市民空间的特点。

3 结语

中国的代表型公共领域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影响深远。空间公共性的展示机制作用最有代表型。近代社会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形式开始在城市中出现，但是由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得这些空间初现之时并未得到理解，但正是因为这些空间的出现才逐渐唤起并培养了人们的公共意识。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这个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市民在公共意识形成和公共生活能力的发挥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城市空间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市民在空间中只被设定为公共展示的对象。研究传统公共空间和市民的公共性，才能对今天城市环境中存在的空间公共性问题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改进我们的城市空间环境。

参考文献

[1]王贵祥，东西方的建筑空间――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方建筑的文化阐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于雷，空间公共性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3]董平 主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