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价值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动力作用

摘要：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追求社会公正的价值活动过程。社会公正价值是社会主义思潮、制度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社会主史道路的基本精神动因。

关键词：社会公正；社会主义道路；动力作用；理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A849；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2-0158-05

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准则。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根本属性，社会公正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寻找能够实现“公正”的理想制度或手段。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通过革命或改良、不断争取建立更为公正、更为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历史。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迄今为止最公正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相信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为公正的社会制度。邓小平对我国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概括；“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因此，在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人民创造更为公正更为合理的社会建设进程中，研究社会公正价值的动力作用，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人类追求社会公正价值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有机结合

人类历史是历史主体追求自己的目的的活动过程，主体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着其选择。恩格斯曾经说过：“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总是不满足于现在的存在(实有)，他总是要超越现实去创造自己的未来(应有)。人对于现存的现实在价值上的不满、对现实状况与价值理想不相适应的意识，使它产生了改变现实世界的愿望和精神动力。在社会历史领域，价值实际上成为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中的必然因素。在影响历史主体选择的各种价值因素中，对社会公正价值的不懈追求是推进社会发展的最直接的精神动因。社会公正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应该怎样”的价值问题，它所要求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不断寻找能够实现“公正”的理想的制度、具体体制或手段，对社会公正与否的评价结果直接决定着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当人们认为社会是公正的，就能激发人们劳动的积极性，自觉为维护其所肯定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秩序，使社会良性发展，在更高层次上满足主体的社会公正价值要求；如果人们认为社会是不公正的，主体或呈现消极状态或对抗状态，丧失劳动积极性，甚至对社会产生暴力行为，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直至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和社会跃迁，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社会成员又在更高层次社会公正追求中对新的社会进行判断、选择，追求更高层次的公正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在不断追求社会公正价值中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次社会的更替都是社会公正的一次跃迁。我们在肯定社会公正价值追求的这种精神动因的同时，又要充分认识到人类的价值追求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只有这种价值追求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性时，才能得以实现。

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把人从物的奴役和社会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应该如何”的公正社会的价值理想提出来的，然而，这一价值理想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都由于缺乏客观根据而不免流于空想。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这个价值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阶级开始，就产生而且必然产生对消灭压迫与剥削的公正社会的执著追求，以及为这种追求而进行的各种理论与现实的斗争。古希腊奴隶社会上升时期对财产公有的“黄金时代”的向往、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早期基督教所渴望建立的“千年王国”、中国古代的诗经中的乐土、乐郊、乐国、大同世界以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都反映了劳动人民群众对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和社会的怀念和向往。被剥削阶级在它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始终向往一个建立在平等和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即使当时建立这样的社会可能性并不存在。这种在反对私有制度、反对剥削制度的过程中构想的理想社会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它为近代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诞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只不过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的派别的脑海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个新的剥削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和揭露，并提出和设想了具有极高文明和更公正的理想社会。如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各自提出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乌托邦”和“太阳城”。然而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太阳城”，还是摩莱里和马布利直至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都是以理性论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在于它仅从价值理性立论提出社会主义学说。开启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先声的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曾指出“乌托邦”一词的两种不同的希腊语来源：Eutopia的意思是“美好的地方”，而Outopia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由此可见，乌托邦作为公正社会制度之设计，实际上只是一种超历史的道德价值理想，只体现着价值合理性，而缺乏存在的客观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全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基本上都终结在仅就价值合理性立论的乌托邦传统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即将达到鼎盛的重要时刻开始政治和科学求索活动的。比起18、19世纪之交和19世纪头二十年的那些杰出理论家，他们有机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充分的发展和内在矛盾较彻底的暴露，有机会考察资产阶级由革命转向保守甚至日益走向反动的转折，有机会迎接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各种反资本斗争的展开，有机会研究乌托邦主义在新兴的工人运动面前无能为力的状况，以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脱离的危害。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实践的洗礼中，逐步领悟到要认识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问题，需要深刻认识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认识资本主义，须把它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只有揭开整个历史之谜，才 能揭开资本主义之谜，只有搞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才能搞清楚资本主义向何方去。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研究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然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科学的认识工具，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阶级关系、运行机制、固有矛盾和内在局限，并取得了两大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揭示资本剥削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作为旧世界的破坏者和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历史使命的学说。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从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连续性，首先在于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理想。社会主义的诞生表明人类在发现自己所创造的一种文明局限后，试图建立一种更公正、更理想的社会。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科学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性、超越性。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家G・D・H・柯尔说得好：“仅仅从相信社会主义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出发，或者说，如果人们不是出于相信社会主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应该奋力以求的，就很难理解人们何以会不畏劳苦地为社会主义奋斗。在马克思自己强大的武器库中，正义感也并不是最小的一件。”

二、追求社会公正价值推动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在帝国主义这种外力的影响下逐步演变成扭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内受封建腐朽关系的统治，地位低下、生活困苦不堪。为了追求一个更为公正、更为美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先进分子及人民对现实存在的比封建腐朽制度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都进行了考察。

1、资本主义日益暴露出它的不公正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裸的对外侵略史。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就一直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境地，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帝国主义为了攫取超额利润，转嫁经济危机，使用直接的武装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对经济落后的中国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仅赔款一项，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即向列强支付了近13亿两白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和侵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的本质属性和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弊病暴露在全世界和中国人民面前。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对帝国主义极其痛恨，“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但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日本和欧美各国国内也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富者越富、贫者越贫、阶级冲突丛生的弊病。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本质，“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中国人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吾人之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挤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这新理想。”

帝国主义的不公正社会本质的暴露无遗使得中国人民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2、苏俄社会主义制度昭显出社会主义的公正

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执掌政权。“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这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集团，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得到解放，并使他们成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令中国人和全人类都另眼相看。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成鲜明对比，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向中国人民声明：“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力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伐斯、谢美诺夫和俄国军队、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劳农政府并放弃庚子赔款。”苏俄所展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性使得中国人民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真正的朋友，从而在感情上倾向社会主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研究俄国革命的主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建立“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考察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指出，“俄国新创之政府，……凡有老者幼者弱者废疾者，皆有政府给养，故谓之劳农政府。其主义是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显示的公正性中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真正公正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3、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理性选择

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人民为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几经曲折。一再挫折和失败使中国人民懂得了，不管是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资产阶级创立的所谓先进学说，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要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去寻找能够抵御和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送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方向。“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这是中国人民历经挫折和失败得出的正确结论。

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通过选择其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实现的。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中国可谓“政党林立”，公开的各种党派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约在312个。但这些政党组织要么没有政纲，其运作方式类似于封建朋党；要么没有社会基础，和民众相脱离；要么偏狭短视，没有长远目标；要么进行政治投机，借组建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孙中山对当时国内的政党状况评价道：“国中政党，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当时在众多 政党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员人数也一度达到50万，但由于其内部成分复杂，宗派主义盛行，且活动范围狭小，党务混乱，严重脱离群众。连孙中山自己都承认：“党员的人格太不齐，另外人看不起……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此，这些政党包括在内不可能代表广大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不可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当然不可能被中国人民所选择。中国共产党当时虽为一人数极小的小党，但它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它一开始就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就首先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并在实践斗争中深人群众，紧密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为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富强的新中国与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对社会公正价值理想的追求只有“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才能实现。近代中国历史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而且是中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价值的能动选择。

三、社会公正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价值理念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宣布中国人民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境地，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的社会公正价值目标。1956年，我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国富民强的更高层次的公正价值目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新课题。

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对社会公正价值理念的认识和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人民追求更公正的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正价值的自动实现，社会主义公正价值必须通过具体的社会制度即体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能显现和实现。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公正原则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实现社会主义公正价值的中国道路。其成就突出地体现在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了初步的大面积的保证，男女之间初步实现了平等，大众教育得以较大幅度的发展等。世界银行1980年在对中国经济考察报告里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中最显著的成就，则是在生活需要方面使低收入群众比其他穷国同类人好得多。他们都有工作做，他们的口粮供应是由国家配给和集体自留办法加以保证的。大多数的孩子不仅上了学，而且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基本的卫生医疗和节育服务。”美国的研究专家R・特里尔对中国在这一时期社会公正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价值的反思和新探索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价值追求中遭受的挫折引起人们对社会公正价值追求过程的重新思考，并在反思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社会公正价值观念体系，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最终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的方向、目的和旗帜，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公正价值追求的最终标准。二是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制度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价值要求，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制度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制度基础，并非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的发展，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实现。三是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标准。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性就在于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制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实现、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公正价值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也是判断当前政策、体制等是否合理、公正的根本标准。四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根本的价值手段。不能奢望在一个贫困的国家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价值要求的物质基础是现阶段的根本任务。

从总体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为我国的社会公正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民主、自由、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等公正理念深入人心。

3、强化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理念，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价值的显现

改革开放确立了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价值实现中的基础地位，但随着社会的调整，在我国又逐步出现了一股淡化社会公正价值理念的倾向，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如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工人农民等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腐败严重泛滥等。因此，强化社会公正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正确看待和认真解决当前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是在当前社会显得尤其紧迫和重要。

我们党对公正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把公平正义写入党的文献，并把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明确强调现阶段“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地位，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越来越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公正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地位和动力作用，进而强化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并切实采取各种措施去逐步消除各种社会不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