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新变化中的忧虑与展望

喜看农民工就业新变化

如果时光倒流10年，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则新闻：中西部高薪“抢”农民工。

一家权威媒体的调查表明：2012年4月以来，许多内陆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上调幅度大大超出沿海发达地区。这使沿海和内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大幅缩小。宁夏与北京最低工资仅差160元。有些内陆省份农民工在省内的收入，逼近甚至超过了在沿海地区的打工收入。

这一报道，得到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的佐证：2012年第一季度，湖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省内从业的人均月收入2110元，高于在省外从业的人均月收入1896元。为了争抢农民工，内陆一些省份还打起了感情牌：安徽黄山喊出“打工还是家乡好”，湖南浏阳则高分贝呼吁“孔雀何必东南飞”……

曾几何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困扰着各级政府，而为了让农民工走出家门，干部们可谓是绞尽了脑汁。那时候，在沿海发达城市的劳务市场上，从早到晚都会看到满面灰尘的农民工。他们或坐或蹲在马路边，一看到有雇主模样的人走过，便忙不迭走上前去搓着骨节粗大的手殷勤地问：“要人吗？工钱好商量。”这些打工者，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

如今，这些游走在城市和乡村边缘的人，成了“香饽饽”——沿海地区“用工荒”的报道不时挤上媒体的重要位置。为了解决“用工荒”，沿海地区从省委书记到工厂的老板，都一再放低身段、露出真诚笑脸。许多地方甚至春节还没过完，“一把手”便纷纷带队到中西部地区联络情感、招兵买马。即使如此，“用工荒”问题依然存在。杭州梅家坞的茶农们一再抱怨：“以前一天50元，许多人抢着干；现在给到100元，还是没人愿意来……”

从为劳动力转移发愁到高薪“抢”农民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更趋平衡。“不再是沿海地区单兵突进，中西部地区也迎头赶了上来，说明亿万农民兄弟有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透过“抢”，我们看到城乡二元结构正在一点点打破。过去对农民工，老板动辄拖欠工资，或同工不同酬；现在呢，在很多“用工荒”的地方，欠薪不行，低薪也不行。浙江率先提出“新浙江人”的概念，本地人、外地人的藩篱正在被拆除，众多非本地户籍建设者持有了居住证，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福利。

这种“抢”，还带来另外的好处：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由“低小散”转向“高精尖”；促使老板们密切劳动关系，要想留住员工，就必须改善福利待遇，把农民工当兄弟姐妹。

浙江萧山一个老板说，随着境遇逐渐改善，“80后”、“90后”打工者，跟他们的父辈有很大的不同，打工不再单纯为了钱，甚至出现了“旅游打工”的新现象——今年在浙江打工，游遍浙江；明年到广东打工，游遍广东；有的年轻人还发誓：结婚前游遍全中国！

这些农民工就业方面的新变化，让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待。

新生代农民工路在何方？

虽然农民工就业出现上述一些新的、可喜的变化，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时候，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解决。

一名在北京务工的“90后”男孩说：“我高中毕业就来北京了，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因为没什么学历，只能干普通工。那些工作待遇低，又学不到啥东西，没前途，干一段就烦了。工作换来换去，却始终没什么起色。对于未来，我不太敢去想。”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已经远离农村。他们习惯城市的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但是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显，以及就业歧视、婚姻、交友等隐，他们就是被媒体称之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走出农村，融入城市，过上“城里人”生活。但是，他们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也很少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在城市的就业竞争中缺乏整体优势。他们不满足自己工作累、加班多、待遇低的生活现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态，却常常因为学历、技能的条件限制对未来感觉到迷茫和无助，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于是，只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继续游走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

对此，北京万通汽修学校创就业指导中心的张主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农村孩子想要在城市立足更非易事，唯有知识和技能才能够改变命运。所以，对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掌握一门足以立身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毕业于北京万通汽修学校的赵志也来自农村，初中辍学只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了三年，生活的艰辛让他明白无一技之长是难以在城市中立足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他选择了人才紧缺的汽修行业，并且选择了实力过硬的北京万通汽修学校。学成之后重新回到社会的他很快就获得了一份高薪工作，回想起经历的一切，他说：“一技成则天下行，新生代的农民工，选一所好学校，学一门好技术，也给自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公共服务确保就业稳定

如今社会，“几家欢乐几家愁”早已“见怪不怪”。虽然这些游走在城市和农村边缘的人成了“香饽饽”，但是，作为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的后代，虽然他们想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可城市却很难认同他们；他们想回乡，却已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

通过多地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农民工的就业心态可以用三个“不”来形容：不愿返、不能返、不敢返。城市的“挤出效应“虽然很明显，但家乡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造成了部分农民工“离厂不离城，返乡不返家”的现象。

有关专家认为，短暂失业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容易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关部门应提高工作主动性、加强针对性，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引导工人再就业或者返乡就业，为经济下行压力下保障就业稳定提供平稳过渡。

大量失业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可以从2008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那次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中得到提示。据烟台市开发区公安边防大队政委迟典介绍，当时部分失业农民工由于生活窘迫，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在2010年一季度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中，失业农民工就占了总数的93%。

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的西侧围墙外可以看到，逾百米长的人行道已成为滞留务工人员的聚集地，不少农民工带着行李，或围聚在一起打扑克，或侧睡路旁绿化带树荫下，不时有农民工对着墙角小便，沿墙数十米能清晰辨认出小便痕迹。

对此，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罗明忠认为，经济下行时出现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属于市场调节就业的自发。与其让大量闲置劳动力滞留于务工地，不如积极引导其返乡就业创业，缓解就业压力，避免失业群体滞留城市带来的治安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有关专家及基层干部建议，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确保农民工就业的平稳过渡：

首先，积极运用失业保险、公租房等公共服务妥善安置失业工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建社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强工作主动性，启动失业保险金，为工人们提供临时的廉租房、公租房，做好过渡时期的安置工作。

其次，提供及时、准确及针对性强的就业信息，尽快实现再就业。黄允龙建议，应创新就业服务的工作方法，利用区域就业信息网络，为失业农民工提供及时、准确、针对性强的就业信息，帮助其尽快实现再就业。

第三，加快出台支持返乡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引导劳动力回流。河南省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霄贤、江西省丰城市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黄木根等基层干部建议，劳务承接地应尽快出台一些帮扶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为返乡劳动力提供种养的技术支持，在融资、用地等方面提供优惠，改善创业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帮助农民工寻找新的职业路径。

明天在哪里打工？

1991年，一部名为《外来妹》的十集电视连续剧火爆荧屏。它所描述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打工、闯世界的鲜活景象，至今仍清晰地留存于人们的脑海中。

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在当时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明天我在哪里打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然而二十余年后，对于这个问题，中国2.5亿农民工正在给出不同的答案。

二十余年间，一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的巨变，农民工群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历了2008年末、2009年初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工“返乡潮”之后，越来越多的打工仔、打工妹开始选择返乡就业、返乡创业。这令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措手不及，在承受产业升级阵痛的同时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

必须正视，2.5亿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格局和就业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航船已经确定航向，产业升级调整转移的步伐不可能停滞，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城镇化持续推进，也给县域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农民工们在长年累月的打工生涯中增长了本领、开拓了眼界，更完成了他们的“代际更替”。老一代归隐、新生代崛起，老中青三代农民工的心态和诉求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打工都要挑工作，孬活儿、脏活儿没人愿干”；家庭成员的团聚、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也越来越成为这一群体的深深期盼。

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是经济下行背景下出现不同程度的农民工“返乡潮”的深层次原因，为了不在农民工返乡时手忙脚乱、进退失据，各级政府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包括向农村和乡镇延伸就业服务的触角、建立农民工就业与流动统计系统、妥善处理好劳动争议和工资支付领域存在的问题、强化农村社保和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等等。

在任何地区、对任何群体而言，稳定的、高质量的就业总好过高流动性的灵活就业。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日渐增多的“工漂”、“厂漂”现象，呈现的只是农民工群体就业格局和就业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拉锯和相持。随着“调结构”的持续推进，“明天我在哪里打工”的答案也会日益清晰——留在东部的，将是知识、技能、个人诉求都能适应产业升级后企业需求的群体；返乡就业创业的，也是更能顺应城镇化进程，符合县域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群体。

放眼长远，受内外环境影响的经济波动起伏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动摇和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升升不止的大趋势。最终，“明天我在哪里打工”？能不能使城乡就业各得其所？能不能实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这不仅仅是2.5亿农民工的个人选择，更是政府职能转变、承担公共责任的根本方向。

让农民工从流动走向安居乐业

目前，农民工就业短工化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专家指出，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就业短工化现象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就业质量偏低的表现。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极度短缺，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可以“无限供给”，这种背景决定了雇主总是处于强势的、主动的地位，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获得比较好的就业机会。此外，用工的城市也一直把农民工视为单纯的劳动力，没有赋予其相应的社会权益、政治权益和相对平等的经济权益，制度隔离、分割管治与客观存在的各种歧视，使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归属感，造成农民工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因此，农民工就业短工化现象并非今天特有，而是长期存在的现象。

仔细分析农民工就业短工化现象，可以看出，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并未带来成熟的城市化，是导致短工化现象与流动性偏高的根本原因。如果农民工就业短工化现象继续持续下去，可能会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日益重大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稳妥地促进农民工从流动性偏高走向安居乐业。

其实，农民工就业短工化，对于劳动者而言，不利于工资的正常增长，也给社会保险权益的落实带来麻烦，还会影响职业福利及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并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种现象的不断发展对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也是不利的。如果缺乏一支稳定、熟练并有归属感的劳动者队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企业完全可能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短工化现象的加剧也会导致资源浪费。农民工流动性偏高必然带来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总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处于非工作状态。同时，也会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难题。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及其家属群体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并且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流动，要实现有序的社会管理几乎是做不到的。

虽然在目前，《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确实促进了劳动关系的规范和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但现实中显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劳资关系实际上仍不太平等、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险等制度相同而权益不同。而劳动合同不规范、劳动关系不稳定，作为当初有利于雇主或用人单位的做法，现在伴随着劳资供求关系对比的巨大变化，开始成为一柄双刃剑，它不仅继续阻碍着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也开始伤到雇主或用人单位了。

当前一些地区或企业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现象，除了与工资福利待遇偏低等因素有关，也与农民工大规模流动过程中的闲置有关。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比第一代农民工的追求更高，他们为寻求更合适的就业岗位而更加不在乎流动。这种流动会造成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也因此失去了让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劳动报酬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基础。在农民工权益尚未得到全面维护与落实的同时，一些地区出现“招工难”或“用工荒”也就在所难免。

农民工就业短工化现象由来已久，化解过程也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专家建议，在政府方面，要进一步推进相关法制与政策的完善，比如在规范劳动合同、稳定劳动关系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尽快启动以“同工同酬、同制同权”为目标的第二轮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促使劳动关系与就业岗位日益走向稳定。同时，将农民工纳入务工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并赋予其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权利，如解决其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依法平等参与各项社会保险、提供平等的职业培训机会等。

在企业方面，应当强化用人过程中的理性和人性，依法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以培育具有归属感的稳定劳动者队伍。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欧洲一些企业学习，即使企业遭遇困境也不要轻易抛弃员工。

全社会也需树立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理念，通过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努力促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农民工个体也应主动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其实，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统筹城乡就业发展。坚持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凭证管理制度和相关收费，将农民工就业服务、就业指导、职业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同时，还要大规模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行动，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积极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保障、进城落户等问题，推行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只有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尽快形成良好的共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