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包场与接力

独家新闻曾经是传统媒体竞相追逐以便与其他媒体进行区隔的重要新闻产品，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演进，特别是当前一些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独家新闻这一概念的含金量正在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

在传统新闻观念中，独家新闻往往指的是由一家新闻机构的、具有相当新闻价值的报道，它实际是建立在媒体对新闻来源的垄断性挖掘上。受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新闻媒体享有新闻信息的专有权，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先天”享有独家新闻的能力。相对于其他组织和个人，媒体可以轻易地实现对新闻的“包场”。

新闻的“包场”指的是一家媒体把一起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背景预测、影响反映全部做足，不留任何继续报道的空白，做到其他媒体无法再跟进。“包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新闻媒体相对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包场;另一个层次则是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一家媒体通过自身的策划能力、传播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调动，完成对一起新闻事件报道的“包场”。事实上，我们现在常说的新闻的“包场”指的就是第二个层次。如果追溯独家新闻概念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它是和新闻媒体的数量有密切关系的，只有在众多新闻媒体的竞争中，独家新闻才有意义。在此情形下，有些媒体为了凸现对其他媒体的竞争优势，会更加重视对新闻的“包场”。

新闻“包场”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家媒体独家占有新闻线索，然后可以从容不迫地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和编辑工作，不给其他媒体留下跟进报道的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绝对的独家新闻。但是当新闻业进入到互联网时代时，当下独家新闻的概念已经更多地具有了相对性，新闻的“包场”也随之越来越难以实现，转而呈现出一种相互“接力”的状态，即对一起事件的报道出现了此起彼伏、前后相继的报道样式。

2009年底，国内媒体对上海钓鱼执法新闻的报道就鲜明地体现出“接力”式的特点。首先，青年作家韩寒在博客上贴出一篇题为《这一定是造谣》的博文，使得上海白领张军遭遇钩子事件进入大众意义上的传播视野。其次，在一些诸如车友聚集的网络论坛上，针对这一事件的讨论极度热烈，使得公众情绪迅速发酵。第三，传统媒体介入报道，起到了议程设置的作用，迫使相关管理部门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最终事件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在这一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名人、网友和记者利用各自的博客、论坛和传统媒体，对上海钩鱼式的执法体制进行了一场前后叠加式的“接力”传播。

从这一事件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新闻媒体相对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包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其二，由一家媒体垄断某起新闻事件的报道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上述两个变化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借助新的技术工具和平台，一些组织和个人也能够信息，从而打破了新闻媒体信息的垄断权。由于互联网的即时性和共享性，再想从新闻来源的角度实现“包场”就已经不大现实了。

可见，以前那种绝对意义上的独家新闻在互联网环境下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只是一些媒体的一种自我幻觉。试想一下，类似维基解密(wikileaks)这样的网站，甚至连属于国家机密范畴的都能够加以突破，与之相比，传统媒体的报道模式的优越性则消失殆尽。随着即时网络(real-time web)的蔓延，每个人的信息都产生了媒体覆盖，而社会性工具的粘合则将这些个人媒体融合为一个“云媒体”，从而产生更为巨大的传播效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媒体面对独家新闻的形态变化就无所作为了。我们应该从一种相对意义的角度来理解独家新闻，比如记者采访到了新闻事件中的核心信源，而其他媒体未能做到这一点;记者找到了新的证据资料，是之前未曾发现的;记者思考到更巧妙的报道思路，是既有报道未能体现出的等等，上述种种其实也是一种独家新闻的表现。面对如此现状，当独家新闻的“包场”难以维系的时候，“接力”式的报道作为一种新的形态出现了。类似体育比赛中的接力赛，相关行动主体前赴后继，共同来完成对一起新闻事件的报道。从目前新闻界的实践来看，“接力”报道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类是不同社会行动主体间的“接力”，比如前文提到的上海钓鱼执法案例。在甘肃舟曲泥石流事件中，19岁的大学生王凯最先在微博上了泥石流的消息，成为了诸多媒体报道灾害的重要消息来源之一。目前，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公众参与传播的例子已经越来越多，他们的信息行为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一起，推动了信息的迅速传播。随着草根媒体、公民媒体和社会性媒体的发展，不同社会行动主体间的“接力”式传播或许会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类是不同新闻机构之间的“接力”。相对而言，这种形态的“接力”已在实践中有较多体现。对新闻报道来说，这种“接力”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本媒体的“接力”式报道。比如一些日报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日报的优势在于它的弹性，发表的时机、版面等相对灵活。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2007年南方都市报对重庆钉子户事件的报道。此外，像南方周末这样的周报也有同样的例子，如该报2007年对山西黑砖窑的报道，记者朱红军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发表了第一篇报道，对事件中受害者一方的表述采信过多，以致对事件的理解产生了偏颇，因而在第二篇报道中修正了原先的判断。

当然，这种形式的“接力”报道适合应用于一些事件性新闻上，事件仍处于进展之中，未来的走向事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严格来说，这种“接力”形式早就在新闻实践中产生了。值得重视的是第二种“接力”形式，即不同新闻机构对同一起新闻事件所进行的前赴后继式的“接力”报道。2010年对山西疫苗事件的报道是这种接力形态的典型表现。2011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表了长篇调查报道，披露了山西问题疫苗所导致的危害。这一报道其实也可看作是对2007年12月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的一次“接力”。王克勤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山西疫苗问题的广泛关注，东方早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也相继介入报道。如果说有些“接力”报道是不同媒体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趋势，媒体间的“接力”报道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其意图在于更深入地挖掘事实、扩大报道影响力、促进事件解决，甚至是为彼此提供支援和保护，其中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影子隐约可见。

笔者看来，独家新闻从“包场”向“接力”的形态转变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市场和技术。首先，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新闻媒体的数量大大增加，导致竞争程度快速上升，为独家新闻的形态转变提供了原动力。对于那些有职业追求的媒体和记者来说，面对那些引起广泛关注的重点、热点、焦点类的题材，非但不能失声，还要争取在各路媒体的大合唱中唱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不同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将会有助于受众建构起一个更加完整的事件真相。

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形态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新闻正在走向实时报道为主的阶段。不光是记者，甚至是普通人也能够随时随地用手机消息，经过大量追随者的转发、信息交互者的参与，一条新闻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给广大受众，经过众多追随者的转发、更新、补充，事件的真相、意义、影响等更深层次的内容得到阐发。

市场和技术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将是长期而深刻的，新闻从“包场”向“接力”的形态转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这种报道形态的转变对于中国社会是具有重大价值的，随着不同社会主体的接力传播，新闻愈加逼近真相，社会也将更加透明。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新闻报道的形态有了些微的变化，但是新闻的意义和价值却是长久留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