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一、“始于毛，成于邓”中的“成于邓”，应改为“创于邓”

薄一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开始探索，邓小平完成，这是有语病的，中国的文字里，“成”和“始”是有歧义的。我认为“始于毛”不动，必须明确探索是始于，“成于邓”可改为“创于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开始于，但创立者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在还没完成，什么时候能说完成，至少要到2050年，这个理论完成以后还有个继续发展和完善的问题。

二、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是同中有异

这里有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是同中有异，我认为，不同点在于: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这是与邓小平的最大区别。不是不要生产力，而是主要抓住生产关系，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是同一条路。

三、没有把和平发展道路看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是失误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外交问题，没有看到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没有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是失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光从国际环境讲不清楚，要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际环境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和平发展问题上有四个方面、四个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环境的互动。中央一直强调，争取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用自己的发展巩固和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的环境下怎么走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就牵涉到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我们融不融入现行国际秩序？实际上我们面前有三种选择:一种是走苏联的老路，另起炉灶，不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实践证明，苏联的道路不行。一条是日本的做法，完全融进去，结果危害不浅，经济一停滞就是十年。最后，我们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既融入，又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第三是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问题。所有西方的左派对中国参与全球化都不理解，而且警告我们，参加全球化就会陷入全球化的陷阱。中央的方针是两次表态，一次是邓小平的坚决开放，尽管后来我们遭遇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反恐怖运动。一次是在面临新的考验和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作出的坚决融入、参加全球化。现在看来，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的方针一是要积极参加，二是要趋利避害。坚决融入方针是对邓小平坚决开放的发展。

第四，要注意两个方面:对外，就是环境互动问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问题，要扛起和平、合作的大旗；对内，就是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国力的增强，这内外两条路的意义越来越大，我们正在走一条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路。从15世纪以来，传统大国走的都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特点是对内搞剥削，对外搞扩张，而我们走的是条新路，国际上创和谐世界，国内搞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应该把和平发展道路纳入学科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