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计大转型

“被统计”、“被增长”、“被平均”、“被富裕”这些统计体系上的硬伤，渐次被国家统计局纳入手术表。

“被就业”、“被增长”、“数据打架”、“数据泄密”……足够多的关键词显示，统计数据及其背后的统计制度已成为众矢之的。 随着调查覆盖面由目前的中心城区向市郊延伸，CPI样本将更趋合理。

统计痼疾

公众对统计数据的质疑，首当其冲的是全国GDP总额与各省市区之和的不一致。自1985年开始，GDP核算在国家、省、市、县四个层面同时分别进行，而从这年开始，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GDP之和，便一直高于全国GDP总量。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去年的“保八”，让统计人抬不起头来：给国际造成的印象是，大陆的GDP增长是统计上“保”出来的。

针对国家和地方统计数据不匹配，国家统计局从GDP“下管一级”到“下算一级”再到“统一核算”，步步图救。

2005年起开始实施“下管一级”的核算模式，旨在由每一级统计部门对下级统计部门的数据进行评估和核实，待核实后下级部门再公布相关数字。但上级统计部门的核实只能是挤掉部分水分，治标不治本。

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开始力推“下算一级”，国家核算省级GDP总量和增速，省级则核算地市的GDP总量和增速。

据叶青了解，GDP核算工作目前已经是“准下算一级”了。今年一季度各省GDP核算中，只有“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非营利业数是由各省自己出，其他都是来自于国家局各专业数据。

但“下算一级”的前提是，下算主体需自身拥有牢靠的数据来源，而国家局现有各专业数据多数是“二手货”，地方政府和企业依旧掌握生产基础数据的主动权。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队长潘[觉得，世界各国如果分级核算，下一级的加总都不会等于上一级的总额。只是各国很少有将GDP核算到第三级的先例。

“根本之策在于尽快从分级核算过渡到统一核算。国家也正在运作。”叶青说。

统一核算并非是国家统计局亲自来对每个县的GDP进行核算。而是每个行业的增加值由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的各地调查队统一进行调查、核算，垂直上报。

目前，全国仅有建筑业和农业的增加值实施了统一核算，其他行业如工业、批发零售业核算尚未统一。而最关键的是各地的核算方法五花八门，交叉重叠。叶青透露，目前，统一核算，正从服务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开始。

不过，更深层次的毛病是，统计局对GDP数据的分析综合模具，仍在掺杂使用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和原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结果数据混乱。

例如，投资、消费、出口这三个构成支出法GDP的数据，是判断经济的最热指标。但国家定期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将旧建筑物和旧设备的购买支出，以正数形式而不是负数形式记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因而完全不是支出法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同样，定期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非居民消费，它既包含了居民建房支出等投资范畴的内容，也遗失了教育、医疗、住房、文化、艺术、娱乐等服务消费。

这些是数据分类处理的体系框架问题，显然，在一些部门看来，非统计问题的关键。

“被平均”失误

数据之病，不只在于“中央与地方不合”，“源头到终端的异化”，也在于“脱离社会的感觉”。

2009年全年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仅1.5%。这个数字与当年下半年总体房价的火热疯狂形成巨大反差，因而在今年年初引发轩然大波。

潘[表示，这个年度的数据就是在12个月之间做了一个简均，所得出的平均增幅。如果年度平均数与月度数之间的差距不大，与大家的感觉差距也就不是太大。但2009年的房价月度差距如过山车，拉平后的年度数据就“关公战秦琼”般不搭调，与百姓的感觉判若云泥。

这是统计上数据“被平均”后的失误。让一个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的还有平均工资。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寥寥一行多字，一个年度总数，再平均到每日。

价格统计调查使用“年度”这个时期，且常用“同比”，都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惯性。彼时，投资、生产、运营都以年度计划进行，一年中价格波动不大。而年度的各种价格指数，又对制定和检验年度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有用，与百姓的柴米油盐无多大干系。

而随着市场放开，价格的变化越来越敏感、跌宕。不变的统计方式，就无法及时反映时点上的综合情况，这个“时间差”就疏远了在乎即时感受且越来越重要的百姓。

潘墙说，实际上，在近些年的年度数据中，有详细的分行业数据和月度数据，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和解读的环节。“一直以来，统计工作更多地强调为领导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因而在面向公众宣传统计方面做得还不够。”

为了迅速反映经济的波动性，今年国家统计局允诺对一些关键数据进行环比计算和公布，或许可补充“被平均”的缺陷。

“多轨制”纠结

统计部门几乎是对经济数据感到烦恼的唯一政府部门。

统计部门的苦恼，也在于来自其他部门的数据与它打架，“政出多门”。

今年1月29日，央行公布《2009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其中称，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上一轮房地产价格高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而十天前即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中，2009年的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2008年同比上涨24%，而2008年的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2007年上涨6.5%。

2009年2月，国家统计局与财政部在各自公布2008年全年税收收入数据时，出现两者相差逾3600亿元的矛盾。

更早前的2006年，当时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公布广州5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比4月份上涨1.9%。而几天前，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却公布5月份广州十区商品房成交均价比4月份下降了2.5%。

潘墙认为，尽管统计部门隶属于政府，但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相比，仍处于相对中立的位置。但对很多职能部门来讲，要统计的内容实际就反映了其自身的政绩。

《统计法》也投了统计局一票：“国家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但《统计法》没能改变的一个现实是，统计数据的生产继续存在多轨制。

改革开放前，统计权分散并没有现在的毛病。潘[回忆，当时北京经委有十几个工业局，财办有六七个商业局，每个局都有综合统计职能，直接把本系统的企业统计得整整齐齐。这些委办局的数字一汇总，全市的总貌一目了然。

但随着市场主体日趋多元，面对成千上万的统计对象，统计权归拢成为必然。统计界的一个共识方向是，取消一些业务主管部门跨系统甚至跨行业的行业统计职能，将其统计报表纳入国家统计部门的基层表制度，如旅游、利用外资、城市公用事业等。接着扩大统计部门的触角，将统计对象按基本单位概念分解到街乡，由基层统计部门按地域进行统计、上报。

潘[表示，至今基础力量薄弱问题依然突出，社区、行政村没有统计职能和统计人员。

冀望新流程

为了远离社会舆论质疑漩涡，统计局将统计公信力的打造诉诸于新流程。

目前每个月初，北京规模以上的企业报表不再是逐级上报、层层汇总，而是网络环境下在线直接采集，然后越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中间各级统计部门由此从催报、录入、审核、查询等工作模式转向对数据质量进行监控和分析。

这种网上直报模式，被称为“一套表”制度。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企业一套表”试点工作方案》，北京、湖北省等8个地方开始了搭建统计数据平台的试点。今年，统计部门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就是推进这个制度。

“在这一系统内，如果有任何人修改都会留下痕迹。”叶青说，“这就解决了之前最可怕的事情，不知道数据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种模式废除由企业计算增加值的方式，采取企业提供基础数据，由统计部门计算增加值的方式。加之，填报的数据仅用于地区和全国汇总，对企业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影响。即使想修改基层表数据，也受到数据逻辑关系的制约，因而降低造假几率。

据了解，国家统计局计划明年在全国推开“一套表”。

不过，这种由国家统计局对企业实行联网直报的全面而定期统计方法，只能适用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而对于更多的中小企业，统计制度面临更大的突破压力。

在以往计划体制下，企业都是国家的，票据没有隐藏，形成被调查对象自动上报准确统计数据的行为。“但改革开放后，自报‘准确’数据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位有着三十年资历的统计局人士说，很多企业自己都只有个大概数，加上许多中小企业里，统计是会计兼职的，有多本账簿，出于自身利益进行虚假报送。

而统计部门，出于路径依赖，坐在办公室继续收取被调查对象上报数据，拿着不准确的初级数据，汇总出“准确”的统计数据。

该人士表示，不要总是埋怨被调查对象报来的数据不实，而是要反省自己的调查方式方法是否对路。对策应由采用企业自行上报方式，向由专业调查队伍问讯及勘查等方式转变。在设计调查方案时，要清楚该指标一般情况下，它存在虚报或是瞒报现象，再用什么办法进行补充调查。

统计方法的设计，是统计工作的起点和龙头。叶青最近分管工作加了一块：统计科研。据叶青介绍，国家对统计制度、统计方法和统计标准改革提出了科研任务。特别是数据质量评估是此次统计科研的新任务。这使得统计数据出来后，增加一个纠错环节。目前试点单位武汉统计局，成立一个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小组。统计扩容

“工资风波”除了“被平均”的诟病，还有“被增长”的质疑。

长期以来，职工平均工资统计，所涉及的统计对象还只是企事业单位、机关与社会团体，并没有将私企、个体户雇员等赚取工资的人纳入。而且职工工资总额计算方法不是按实际发到职工手里的现金计算，还包括单位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

这些未纳入的人，已占工薪阶层总体60%以上，且工资总体低于被纳入人群。正是统计部门对“职工”的定义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导致将这些低工资群体未列入调查对象，让民众明显感到工资“被增长”。

今年全国职工工资数据的时间比往年要晚。7月16日，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平均工资情况做了重大改革，把统计范围扩大到城镇私营单位。且对私营单位，按地域分出东、中、西和西北;按行业分出了国家标准中的19个大门类。这使得人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4438元，最高行业30452元，比最低行业高22261元。

与职工相关的还有一个失业率失真。有一对充满荒唐的数据：经济困难的2009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而经济过热的2007年，这一失业率为4%。

导致如此荒唐的背后原因是，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统计时将农民工等非本地户籍人口排除在外，同时也不掌握未主动登记的失业人口。而这两块人群恰恰是撑起中国产业的就业主体。

对于实际失业率的月度调查统计，国家统计局已于2009年在全国省会城市开始启动。目前，半年、月度的调查失业率数据仅报送国家发改委、人保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内部使用，并计划于2011年转向公众。

关于城乡居民收入统计，引起争议的也在于对农民工群体的定位。外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半年以上，在统计上被视为城市人口，但是在收入方面，并没有完全计算入城市居民内。结果造成人为拉高城市居民收入，拉大差距。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副司长王萍萍介绍，统计局已选取北京、浙江、河南、四川等省市几个区县进行了试点，正在起草全国性的改革方案。要点是将长期外出的农民工打工收入不统计进入农村。新方案有望在“十二五”期间全面推行。

统计扩容伸得很宽。目前，日常统计数据中并未涵盖规模以下企业、服务业数据，只有一个不确切的年度数据。

针对此缺漏，国家统计局近日新组建了服务业统计司（服务业调查中心）。对无主管部门的服务行业建立抽样调查制度，建立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抽样调查制度。这也为实施统一核算，打下一根木桩。

对于全国范围内的CPI统计“扩容”工作已经开始，而PPI样本“扩容”也已纳入统计系统的工作议程。

中国现有的CPI统计样本，大体上还是沿用1992年确定的地域网点和品类权重，CPI样本的代表性广受质疑。

据上海市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副处长刘慧介绍，通过“扩容”，CPI调查覆盖面将由目前的中心城区向市郊延伸，形成一个中心城区加若干个郊区县的分布模式，实现调查网点的城乡、近远郊区、中心城区全覆盖。

而除调查网点“扩容”之外，对不同行业、产品的取样方式、样本数量和调查频率也将都作出调整。全面调整时期预计是2011年。

“渐进式”改革

统计局在政府内外长期被视为弱势部门。当政府其他部门很快与市场经济其舞探戈时，“卑微”的统计局被甩进了故纸堆，按既有齿轮运转。而随着经济波动和复杂局面的浮起，统计局的数据越来越成为各方关注的结点，并反过来催动统计局调整方法制度，迎面对接处在一线的经济社会。

新统计制度，需要一个正本清源的起点。而自2008年12月31日开始的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到2010年底全部结束各项工作，新的基础信息数据库得以建立。

新统计制度用统一核算，限制了地方各级领导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统计工作，但没能改变干扰的源头：双重领导的统计体制。

对于今年5月开启至9月结束的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潘墙说，统计人员自身或没有造假的动力和必要，如果弄虚作假还是缘于外部的压力。开展统计执法大检查，是对各种人为干预统计数据，乃至对统计人员打击报复行为的震慑。

但对于一系列统计方法和制度的再造，潘[不认为是积重难返背景下的根本性颠覆，而只是一种渐进。

这些渐进式统计改革集成性表达了“突破地方政府和其他同级部门的利益干扰”、“贴近市场社会出现的新群体和新经济活动”、“实现国家与最基础数据的‘真空’对接”的三重动向。

于是，不经意间，一度被认为怎么改都难合适的统计改革，正叩开中国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