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的理性回归之路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表现为范畴的逻辑体系。这个范畴的逻辑体系，必定含有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抓住了这三点，才算抓住了一门科学理论的‘纲’”①。它们“在方法论上具有特殊的意义”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此做过科学阐述。他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建构语文学科理论体系，探索语文学科的理性回归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指导性线索。

本文着重讨论语文学科的逻辑终点问题，期望借助逻辑思辩，在语文本体、语文内涵、学科性质和学科对象等方面形成一些新的认识。

一、语文学科逻辑终点的形成过程

语文学科既然以语言作品为逻辑起点，就意味着语言作品要经历一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直到“在终点中实现”它自己。这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的行程”，它包含在作为逻辑终点的语言作品中。

1．抽象的开端

语文是由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诸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每个要素相对于整体来说都属于具体的东西，都是多样性、多规定性的统一，事实上已经有多个前提了，因而它们都不能作为整个语文学科的起点范畴。只有在语言学、言语学、文章学和文艺学的概念框架中，它们才是最抽象的，才构成各自学科的起点范畴。语文学科的起点范畴，只能是上述全部要素的最后抽象，即它们的上位概念范畴――语言作品。

作为起点范畴的语言作品，只具有简单的规定性，如它是成篇的话语、发生并作用于人与人之间、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等。尽管如此，它却内在地包含了语文学科的全部规定性，包含了思维进程中的全部发展，因而它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同时，它又以终点范畴为目的，以实现了多样性、多规定性统一的“语言作品”为归宿，唯有达到了这个目的和归宿，它才是语文学科体系的“现实的起点”。

2．具体的结果

从最初的、抽象的语言作品出发，不过是向具体的、表面的语言作品返回，在思维的进程中，一个规定性一个规定性地复原丰富的整体。例如从语言作品起点范畴出发，根据其形式范畴可以演绎出语言和言语范畴，显现出语文的工具性；根据其内容范畴可以演绎出文章和文学范畴，显现出语文的人文性（思想性、审美性）。

作为终点范畴的语言作品之所以“具体”，就是因为它从“抽象”始，以“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以及阅读和写作、听话和说话等“具体的再现”，它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③需要注意的是，由抽象始到具体终，是科学任务的完成过程，它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正是在这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具体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④

作为起点范畴的语言作品，是尚未展开的、尚未实现的语言作品；作为终点范畴的语言作品，是已经完成了的、各种规定性全面复归了的语言作品，它整个地表现为一个圆圈，即最初的东西展开为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东西也将是最初的东西。这个思维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语文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语言作品的发展历史，而语言作品的发展历史就是其内在矛盾的展开过程，如从最初的语言现象，到索绪尔区分的语言和言语；从最初指一切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行为和语言作品的文学，到后来逐步区分开来的实用文章和纯文学。“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⑤因此，通过语言作品起点在终点中的实现，语文学科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中完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抽象。

3．话语的中介

根据法国思想家福柯等人的研究，语言作品是指由语言和言语结合而形成的、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即话语或话语实践⑥。所谓话语，是指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含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把语言作品不简单地看作是语言或言语，而是视作话语，是为了突出语言作品的基本属性：它绝不只是个人的东西，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它也决不只是个人的言语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话语实践。

语言作品本质上属于话语实践，属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其最终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由创造。话语实践事实上就构成了贯通语文学科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的逻辑中介。

二、语文学科逻辑终点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语文学科以抽象范畴的语言作品为逻辑起点，以具体范畴的语言作品为逻辑终点才是科学的。那么，作为逻辑终点的语言作品范畴具有哪些基本规定或特征呢？

1．语言作品终点是最丰富的范畴

我们知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把它概括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把具体复制出来”的过程。作为起点范畴的语言作品，是最单纯的、最无内容的、最少规定的范畴，是“最简单的形式”、“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在那里，还没有语言和言语之分，也没有文章和文学之别）。在从抽象起点到具体终点的辩证的否定的过程中，将逐步加进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的规定性，从而使单纯渐次变得丰富起来。“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在继续规定的每一阶段上，普通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认为黑格尔的这段话，对于什么是辩证法的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总结。⑦

2．语言作品终点是最复杂的范畴

作为抽象范畴的语言作品，因为最少内容和最少规定性而变得简单。与此相反，作为具体范畴的语言作品，却因为规定性增多、内容丰富而变得复杂。话语交际范畴实际上就是人们心灵交往关系的理论表现。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描述，这种关系就是围绕着作品这个中心，作者与世界、读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话语伙伴关系，它包括作者与自我、现实他者（自然和社会等此岸世界）、超验他者（彼岸世界）、潜在他者（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可见这个丰富的范畴，表现着多种交往关系的相互渗透，以及各种原生和派生关系的相互交错，我们谓之“交际关系”。当然，由最简单上升到最复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辩证的否定的过程，因而作为终点范畴的语言作品虽然最复杂，但也必定是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排列的，必定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

3．语言作品终点是最现实的范畴

作为抽象范畴的语言作品，是对具体、实在即现实范畴的更切近的规定，以至达到“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稀薄”、直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与此相反，作为具体范畴的语言作品，是对抽象范畴的语言作品的更切近的规定，以至最终达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个丰富的总体，就是对现实的最终返回，是对现实的再现、复制。⑧在范畴的逻辑体系中，也只有最具体的范畴更接近话语的现实，接近话语实践的表面、实在。

4．语言作品终点是归宿性的范畴

既然在思维的进程中，已经将现实的丰富的交际关系综合起来，那么对交际关系的特定考察的任务就告完成。这样，作为具体范畴的语言作品就必然“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⑨不过，结果性、归宿性、终至性，只具有逻辑体系的意义，它并不表示现实的话语实践在此终止。相反，逻辑终点只是向逻辑起点的回归，具体的终点本身就隐伏着新的“抽象的开端”。

5．语言作品终点是人格化的范畴

话语范畴不是无存在根据的脱离客观交际关系的名词概念，这对抽象范畴是如此，对具体范畴也是如此。交际关系作为语言现象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是通过特定的话语实践、话语具体物，直至说话人和受话人而反映在范畴上的，诸如写作、阅读、说话、听话、语言、言语、文本、语境、世界、作者、读者等。作为终点的具体范畴，它的交际关系不是镶嵌在一般的话语具体物上的。因为这种交际关系是最丰富、最复杂、最现实、最具归宿性的，在达到终点之前的任何话语具体物上，人们扮演的角色，都是一定交际关系中的人，即交际主体和交际对象。唯有交际主体和交际对象，最终是全部交际关系的承担者，即全部交际关系的人格化。总之，作品中每一个词语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使用它的人，话语世界是人的世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在这一最外表的最后的形式上表现出来”，通过这一形式显现出人的社会存在、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本质力量。

6．语言作品终点与起点相呼应

作为起点范畴的语言作品，它表现为简单、概括、萌芽式地表达交际关系的单个“话语细胞”；作为终点范畴的语言作品，它则表现为交际关系的现实的话语形态，即现实社会的话语实践方式，我们称之为“交际方式”。也就是说，在终点范畴，语言作品是最重要的交际方式（与非读写听说方式相对而言）。所谓交际方式，它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说话人或受话人的各种语言要素、思维要素及其结合按一定的形式、方法和程序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定型化的言语范式，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通过文本创造并传递信息的话语或话语行为，即话语活动的发动、运行和转换的机制、过程和结果。

在交际方式中，“语言”首先表现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因素和思维因素的结合即是内部的或外部的“言语”，语言藉此又显现出思维工具的内涵。“言语”一旦进入话语范畴，它就表现为最重要的交际行为，表现为文章话语和文学话语。其中，“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来自索绪尔，前者是“储存在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公设，后者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它们之间的矛盾，直接表现为语言的认识和使用之间的矛盾，在交际方式中属于语言作品的形式范畴，其原有的语言学意义藉由语言作品转化为语文学意义。文章和文学的本质区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它们之间的矛盾直接表现为意义的文化建构和审美建构之间的矛盾，在交际方式中属于语言作品的内容范畴，其原有的文章学意义和文艺学意义也藉由语言作品转化为语文学意义。总之，交际方式从总体上完整而又现实地反映了语言作品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结构性联系，以及蕴藏在这种结构背后的交际主体和交际对象之间创造信息（内容）并传递信息（形式）的交际关系。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诸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正是交际关系在话语总体上的人格化，即由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所主导的社会话语形态。用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著名概念来表述，就是“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语言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⑩。不过作为交际方式的语言作品，只是现实的“生活形式”的一个确定的部分，或者说只是一个现实的“话语结构”。以交际方式和“话语结构”的眼光看问题，可以获得“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11}。

三、语文学科逻辑终点的科学意义

在语言作品从起点范畴到终点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中，语文本体、学科性质、学科对象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澄明。为了使概念的内涵更明确，下面我们择其主要做如下进一步的阐述和界定。

1．关于语文的概念内涵

语言作品作为语文学科的逻辑起点，并且是“现实的起点”，事实上已经证明，它就是语文本体。因为语文本体属于“领域本体”，它是对语文学科概念的一种描述，包括概念、概念的属性、概念间的关系以及属性和关系的约束，因而它是一个特定的知识体系，是在语文这一特定领域范围内，运用判断和推理的逻辑认识方式逐步形成的。正是因为这个知识体系是逻辑的，所以它的起点只能有一个，并且只能是一个单纯的、实体性的东西，以便把知识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萌芽中”。“实体性的东西，坚定不移的东西，才是特殊目的的负荷者，并可以促进和实现这些特殊目的。”{12}语言作品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实体性的东西。一方面，它在终点范畴完成了对语文学科概念的描述，形成了这一特定领域范围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它又以充足的根据和理由证明了自己作为语文本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语文即语言作品。其科学的定义就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方式。

其实，上述理解与“语文”概念首倡者的原意是一致的。叶圣陶先生指出：“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3}叶老的意思是说，语文就是指“平常说的话”、“写到纸面上”的话。在语言学家索绪尔那里，所谓“话”就是指与“语言”相对立的“言语”，即言语作品；而在哲学家福柯那里，所谓“话”则属于“语言”和“言语”结合而形成的、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话语”，即语言作品。显然，后者更切近叶老的本意，因为叶老并不是在“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对立的因素中，选取一个排斥另一个，或者“把一个对象同时看作两个对象”，而是从它们的上位概念――“话”，亦即听说读写的对象（语言作品）来解释“语文”的。叶老曾反复强调“学好语文，就是学好‘听’‘说’‘读’‘写’”，即为佐证。由此可见，叶老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在学理上，而是在概念表述上，语文学科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即可对此提供充分的证据。围绕“语文”含义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应该就此划上句号。

2．关于语文的基本属性

语言作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行程，总体上是以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抽象的规定”，分别导致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的“具体的再现”，前者属于信息的传递范畴，后者属于信息的创造范畴，二者的辩证统一即是信息的创造并传递范畴，语言作品正是在这个范畴内发生的。

发生学指出，语言的发生总是存在着“实在――意识――语言”三者关系，其中含有两个互动环节：一是主体心灵模式反映客体实在而生成主体意识，一是主体意识外化而生产主体语言。二者之间既相互依存、互为前提，而又相互规定、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类的主体意识模塑人类的主体语言，即主体心灵模式感孕客体信息，对于孕育主体语言具有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人类的主体语言又反构人类的主体意识，即主体凭藉意识活动的驱遣，遵循普遍的语言规则对意识成果实施能动的外化反构{14}。简言之，主体意识的形成和主体语言的发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语言作品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同时，主体语言又发生并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目的是为了实现主体与他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影响，它本质上不只是个人的言语行为，而是现实社会的话语实践，是交际关系的现实表现。它内在地包含了我与他者的相互作用，以及我与自己、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因而，在语文学科特定的概念框架中，“交际”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一方面要完整而现实地反映交际关系的整体内涵，另一方面又要完整而深刻地揭示话语实践的基本规定。语言作品作为语文本体，无疑是“交际”内涵的直接根据。因而，在语言学意义上，“交际”指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使用一套代码传递或交换信息的过程{15}；而在语文学意义上，“交际”则是指说话人和受话人通过文本创造并传递（交换）信息的过程。

邓维策说得好，在哲学上，与性质相对应的概念是本体。本体与性质的关系是：本体是性质存在的基础、根据，是各种性质的统一体；性质是本体的外在表现；本体依靠性质实现出来，性质依存于本体。“课标”提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依赖的本体是“语文”，可是“语文”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尚未理清，尚未建立稳固的基地，工具性和人文性就没有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本体的性质只能是空中楼阁{16}。也就是说，语文本体不为真，作为语文本体“外在表现”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就难以为真。然而现在，语言作品作为语文学科的“现实的起点”，作为语文的本体已经被证实，那么工具性和人文性就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可以把本体“实现出来”的性质：工具性导致形式范畴的语言和言语再现，人文性导致内容范畴的文章和文学再现，而它们的“统一”则指向语言作品。这里“指向”的意思是，最终把语言作品“实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性质，并且是使语文之所以成为语文、把语文与其他东西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本质属性。那么这种性质是什么呢？作为话语实践，语言作品表现为普遍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作为最重要的交际方式，语言作品则表现为特殊的交际性，即交际主体和交际对象之间通过文本创造并传递信息的基本特性。前者寓于后者之中，后者体现并丰富着前者。因而，在语文的最终归属和区分上，交际性显然具有决定意义，它就是把语文本体――语言作品“实现出来”的本质属性，亦即语文的基本属性。也就是说，在语文学科体系中，交际性属于核心范畴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属于核心范畴的一般属性，而工具性和人文性则属于二级范畴的性质。据此来看，自上世纪末延续至今并且影响广远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争论各方都有坐井观天之嫌，应该就此划上句号。

3．关于语文的学科对象

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是衡量一个学科领域研究成熟程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志{17}。语文学科也不例外。

可是，由于“语文学”阙如，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理论界在学科对象问题上一直人言人殊，其选择范围大体包括：语言、文字、文章、文学、文化，以及言语、语文规律等。稍加考察即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几个明显误区：（1）把学科对象和学科内容混为一谈。任何一门学科，其学科内容都是多元的，但其学科对象却必须是一元的。如果学科对象是多元的，那么这门学科的内容就肯定是漫无中心的。（2）把学科对象和学科现象混为一谈。现象并不能直接构成研究对象，“只有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才有科学研究的发端”{18}。（3）把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混为一谈。“规律”是研究的目的或任务，它和具有中介性质的研究对象不是一回事。（4）把语文和语言混为一谈。如果语文就是语言或语言工具，那么从逻辑上说，文章和文学的文化意义、审美意义就必定被排斥在“语文”概念的内涵之外。凡此种种，都与语文学科对象的实际相去甚远。

其实，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其逻辑起点密切相关。从逻辑起点出发，演绎出来的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从研究对象出发，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问题体系，它们是彼此呼应的。也就是说，语言作品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萌芽”，它就是语文学科的逻辑起点；语言作品作为整个问题体系的“萌芽”，它就构成语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过：“我们不是从观察开始，而总是从问题开始……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19}这就是说，问题既是科学的起点、对象，也是科学发展的中介和标志。问题的深入表明科学研究的深入，问题的扩展表明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展，问题的转换表明科学研究方向的转换。既然语文学科的逻辑起点是语言作品，那么语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勿庸置疑就是“语言作品问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言语、文字、文章、文学、文化及其规律等，也不是语言作品事实。因而，语文教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语言作品的建构和解读问题，即读写听说问题；概括地说，就是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语文学科的全部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演绎出来的；语文教学内容的全部问题，也都属于这个基本问题范畴内的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它是探索语文实践规律、推动语文素养发展的内在动力。以语言作品问题为研究对象，有助于结束语文教学内容漫无中心的混乱现状，为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提供一条科学的指导性线索，同时也为推进语文教学传统和范式变革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自上世纪以来围绕语文学科对象问题展开的种种讨论，要么在二级范畴（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之内，要么在学科对象（问题）之外，都有盲人摸象之嫌，同样应该就此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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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冯振广、荣今兴：《逻辑起点问题琐谈》，《河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②④巫继学：《〈资本论〉终点范畴和逻辑终点》，《中国经济问题》，1989年第2期。

③⑧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绎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卷上册第38页，第16卷上册第37―38页。

⑤中共中央马克恩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⑥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绎局：《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220页。

⑩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绎局：《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12}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13}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14}冯喜双：《语言发生学给语文课程的哲学启示》，《高中语文教与学》，2009年第12期。

{15}戚雨村等：《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524页。

{16}邓维策：《从美国英语课程谈“教学内容的确定性”》，《语文学习》，2012年第1期。

{17}劳凯声：《教育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8}大河内一男、海后宗臣：《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19}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