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忠恕”思想对清代基层司法的影响以清代基层判牍为例

“忠恕”思想作为儒家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对古代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法典和司法实践都体现了“忠恕”思想的全面影响。从清代司法判牍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清代，优秀的司法官员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秉承“忠恕”思想的指导。“忠恕”思想是宝贵的思想精华，该思想对于今天立法与司法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忠恕思想；传统司法；清代判牍；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19－06

任海涛(1981－)，男，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史学。(上海　20024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YJC82008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项目编号：11&ZD081)子课题“古代远东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忠恕”思想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是古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态度。古代儒家代表人物、学者及儒家出身的官员都将忠恕思想运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形成了“忠恕司法思想”，这些思想从各种文献中都可以发现，历代如此。但是有了思想不一定有实践，为了验证该思想对古代司法实践的影响，笔者找到了242个真实的清代基层司法判牍，在对这些司法判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至少在清代忠恕思想还是对基层司法实践起着重要影响。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按照常理，在清代以前的社会中应也有类似情况。由于清代以前朝代留下来的判牍有两个问题：第一，有些判牍是文人杜撰的(如《龙井凤髓判》)；第二，还有些判牍是仅仅出于一人之手，如明代李清的《折狱新语》、颜俊彦的《盟水斋存牍》等。如果我们研究文人杜撰判牍或者研究单一作者的判牍，显然不足以反映一个朝代整体情形。而笔者研究的242个判牍是出于清代八位著名法官之手的真实判牍，因此能比较真实全面反映当时忠恕思想对司法实践影响的状况，其他朝代的情况，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一、“忠恕”思想内涵及其对司法观念的影响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思想历来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精神，但是对于“忠恕”精神内涵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冯友兰认为“忠”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恕”是其否定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冯浩菲则认为“忠恕”是一个统一概念，不可拆分，仅仅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层内涵，至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的范畴，并非“忠恕”所应涵盖。钱穆认为：“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人心有相同，己心所欲所恶，与他人之心之所欲所恶，无大悬殊。故尽己心以待人，不以己所恶者施一于人。”他还认为，“仁”乃内心之德，而“忠恕”更重在身体力行，“仁更使人易晓，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功夫，人人可以尽力也”。

西方汉学家对“忠恕”内涵也有自己的理解，美国汉学家倪德卫认为“忠”的对象只能是上级或者平级，而“恕”的对象是下级。德国学者罗哲海认为：“忠”的含义是待人以诚心，“忠”为“恕”提供了可以按伦理学互惠原则发挥作用的框架。

“忠恕”思想，在《论语·里仁》篇中被曾子解释为孔子“一以贯之”的原则，孔子对此并无明确表示，但后世儒家对此都予以承认。关于“忠恕”思想具体内涵及其与“仁”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并无统一定论，但是在以下基本问题上，古今学者基本有一致认可：第一，“忠”取其置心于中、不偏不倚之义，引申为“真心诚意”；第二，“恕”取其如己之心之义，引申为“将心比心”。“忠恕”一词可归纳为：真心诚意，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视人如己。“忠恕”思想对中国文化各方面都有影响，该思想除了对个人修养有要求，对个人社会实践也有影响。该思想对中国传统司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忠恕”思想在司法领域体现为：第一，司法官员在处理案件时，虽与个人利益无关，也必须真心诚意、尽心尽力，防止给当事人带来不公正后果，这是“忠”的要求；第二，司法官处理案件时，应当首先与当事人换位思考，假设自己是当事人，希望如何处理涉案情理与事实，这样才能保护各方利益，这是“恕”的要求。

孔子以“忠恕”为本道，此道也是孔门弟子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的指导原则。《孔子家语》载：孔门弟子季羔在卫国任司法官员时，曾以刖刑处罚过一个犯人。后逢卫国内乱，季羔外逃，幸亏得到那名犯人帮助才得以活命。季羔问刖足之人为何不忌恨反而相救，答：“断足，因我之罪，无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囚犯临刑前感知到司法官员的悲悯情怀，故而心存感念。孔子认为弟子在司法实践中践行了忠恕之道，对该行为进行肯定：“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忠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之后，忠恕思想对司法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产生了一系列防止冤案、爱惜人命的制度，如直诉制度、上诉制度、死刑复核制度、御史监察制度、录囚制度、会审制度、刑讯法律化等。这些制度有效地对司法权形成了制约。从司法程序的发展阶段上来看，忠恕思想对于古代司法的启动阶段、量刑阶段、刑讯阶段、刑罚执行阶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忠恕思想对于司法程序启动的影响。从《周易》记载“讼则终凶”，到孔子所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开始，“厌讼耻讼”是古代的主流观念。儒家认为，凡是讼狱，都是劳民伤财，两败俱伤，又增添官府负累。最好的政策是，能够教育人民向善，有纠纷民间调解，即使司法官也尽量息讼。

宋代胡颖在《妄诉田业》中写到：“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孔子七十六世孙、衍圣公孔令贻作了一首《忍讼歌》，1904年刻石于曲阜城内，其歌日：“世宜忍耐莫经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听人挑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唆人争讼罪滔天，神也憎然人也憎然；善人自有天照看，害也徒然告也徒然；况且人心是一般，他也求安我也求安；何不人人息讼端，此也休缠彼也休缠。”这段话几乎是古代社会对于词讼的普遍态度，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厌讼、耻讼、畏讼的文化心理。